2014年秋，《南方都市報》刊載了拙文《沈仲章遺物中的傅雷相片》（簡稱《遺物》），主線是我整理父親沈仲章遺物時，發(fā)現(xiàn)的兩張傅雷照片。

一張傅雷在書房，隨文公布。另一張傅雷手持煙斗，“墻上鏡子里還有個人影。鏡中之人相機齊眉，像是拍攝者不小心，把自己也拍進去了?！?/p>

這后一張沒有馬上刊發(fā)，因為“我決意先辨認‘鏡中人影’，跟家屬商量之后，再發(fā)表有煙斗的那張照片。”文內預告：“我已經請教了可能是鏡中人的家人，我的猜想基本得到證實?！?/p>

朱家辨認

當初我一眼望去，覺得“鏡中攝影師”很可能是我熟悉的朱家伯伯，即父親和傅雷的共同朋友朱文光。朱文光已去世，我便請他的遺孀和兒子核證。朱家公子說“鏡中攝影師”像他爸爸，朱家姆媽一看，確定就是朱文光。

2016年夏末，我征得朱家同意，匆匆寫下朱文光的故事。取題《淹沒于史海的磨難：傅雷鏡中的攝影師》（簡稱《磨難》），刊發(fā)于《紐約時報》中文版。那張“鏡中人”之照，用來引出主人公：“這位不小心為自己留了影的‘鏡中攝影師’是誰？他該是朱文光。”

因為畢竟沒有得到拍攝者（我以為是朱文光）或被攝者（傅雷）本人的證實，我斟酌過這一處措辭，特地選用“該”字。“該”字減弱肯定語氣，含有推測之意，留了小小的余地。不過，標題以及其他言辭，都表明我相信朱文光是傅雷相片里的“鏡中攝影師”。

《磨難》發(fā)表之后，我與傅雷次子傅敏續(xù)上聯(lián)系。他證實我家保存的傅雷照片，確是我父親沖洗放大的留底，支持《遺物》中的推測。但傅敏接著告訴我：“鏡中攝影師”不是別人，正是他本人！

我再次請朱家母子仔細辨認照片。雖然鏡中人影不清晰，但朱家姆媽從臉型、發(fā)型、服裝、似乎戴眼鏡等幾點判斷，仍然認為是朱文光。朱家姆媽說，傅敏和他哥哥傅聰像母親朱梅馥，“臉型較寬大”，不像父親傅雷的“瘦型臉”。朱家公子對照了朱文光二三十歲時的照片，也認為像鏡中人。但又追加：“本人說的可信度是百分之百，而我和我媽媽只是推測。”

我不清楚傅家兄弟年輕時長什么樣。寫《遺物》時，僅從父親與傅雷的共同朋友中搜索形象，“鏡中攝影師”非常像朱文光。我以為既然本人已去世，未亡人的核證最為可信。我只想到論輩分傅家兄弟與我同一代，沒計算按年齡他倆與朱文光更接近。把傅敏排除在辨認范圍之外，始于我的考慮欠周。

依我之見，如果傅、沈、朱三家相聚，這是一個可以談笑并增進感情的話題。別說是對著幾十年前的老照片，哪怕見面認錯個人，又有什么大不了？世交之間有家人外貌接近到難以分辨，豈不更顯內在緣分？問題出在《磨難》，把推測當作確認，擴散于眾。我是作者，感到羞愧，理應公開澄清。

傅敏依據

對“鏡中攝影師”是誰，傅敏初次略提的幾點已令我信服，朱家也認為親歷比推測更可靠，三家之間毋庸多議。但為尊重讀者，讓愛思索者知其所以然，我請傅敏撥冗回憶，從兩方面提供更加具體確實的依據。

一是傅敏作為知情者，辨認同時攝入的參照物?！扮R中攝影師”照片背景里，傅雷身旁有個落地架子，上面擺著帶鏡框的照片。傅敏認出，那是他哥哥傅聰與前嫂嫂彌拉“在國外的合影”。

我問傅敏，“照中照”有否可能攝于兄嫂婚前，最早何時可從英國寄達上海。傅敏回答：“均是結婚后的照片，他們結婚的時間是1960年12月中旬，該年底他們已度完蜜月返回倫敦。他們寄來的照片，最初是1960年的結婚照片，那是在1961年年初寄到家的。之后，就是1962年至1964年的照片。1964年開始，才有傅凌霄等的照片?？傊?，照片中家兄夫婦的照片是1961年以后的?！?/p>

預覽本文初稿后，傅敏補充說：傅聰與彌拉“相識于1960年，先父給彌拉的英文信始于1960年9月7日?！备导覕[設中的那張大照片，是其兄嫂“家庭生活照片”。

根據“照中照”，可推算出“鏡中攝影師”攝于1961年年初之后。朱文光于1960年蒙冤，被關押整整六年，不具備拍攝該照的必要條件。

二是傅敏作為當事人，回憶當時的相關情形。他說：“那張照片為什么我記得那么清楚，鏡中人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因為當初拍的時候沒有留意，印出照片來后才發(fā)現(xiàn)，覺得特別有意思，記得父母和我為此還議論一番呢！再說我那時候很瘦，特別像我爸爸?！?/p>

傅敏進一步回想，認定是他“拍于1962年深秋，確切地說是該年10月”?！盀楹慰隙ù舜笳掌俏遗挠?962年深秋？”有兩條理由：“因為那年暑假后，我一直在家等分配工作。父母為安慰我的煩惱，特意在10月帶我去游覽南京鎮(zhèn)江等地，10月下旬回上海后，我即回北京。因為等待工作分配心里不踏實，故回北京在學院焦急地等分配。直到月中才得知分配去向，下旬即去女一中報到?！薄霸賱t，看父親穿的是秋天穿的毛衣?！?/p>

朱家母子也情有可原。他們特別熟悉朱文光的形象，不那么熟悉傅敏各階段的長相。照片上鏡中人影模糊，五官看不清，臉部輪廓確實酷似朱文光。朱家姆媽不記得傅敏戴眼鏡，不清楚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臉型偏瘦，并不奇怪。我猜想，在朱家姆媽的腦子里“定影”的，可能還是傅家兄弟1950年代的模樣。

傅敏告訴我，他讀中學時去過一次朱家，該在1954-1955年間。高中三年級時他戴上了眼鏡。我想，即便男大不是十八變，步入成年的傅敏，臉部骨架漸漸變長，比青少年時要顯得窄些，這也不難理解。

傅敏回憶，去朱家是替他父親取回照相機。由此假定，那是因為朱先生不能再去他家了，并推測朱文光在1950年中期已被拘。對傅敏自己的年齡，本人最可信，但對朱文光的受冤年份，就不見得準了。朱家母子記得很清楚，1960年接近年底，朱文光才失去自由。

我找到一卷彩色底片，上面有朱文光，也有我家人。辨析孩子年齡，可知那批照片攝于1959年至1960年間。朱家伯伯邁著大步，無憂無慮的樣子。

朱文光的那張照片，背景是閔行。從前后幾張看，父親與他一起參觀新建的“閔行一條街”。有張街景遠處是閔行百貨商店，招牌已經豎起。還有兩張商店內景，已經開始營業(yè)。閔行百貨商店的正式開張，依據初步查閱的地方志研究資料，好像該在1959年10月1日之后。也就是說，朱文光那時還在外面隨意行走。

閔行百貨商店內部；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之間；沈仲章攝

一般來說，各人對親歷親見以及自家的情況較有把握，而對耳聞或者別家的就不一定確切了。年代久了，各家的記憶有些差異，也是難免的。這使我意識到，盡快盡多地歸攏信息，對照分析，互證互補，正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作者道歉

對“鏡中攝影師”的上述“考證”，僅為亡羊補牢之始。糾錯之外，還得道歉。

朱家母子的辨認，起于我把“鏡中攝影師”的范圍劃小了，局限于1955-1965年間可能去傅家的父輩照相圈朋友，不曾思索其他可能。更大的錯誤是我以為“確認”了，草率做入文中，發(fā)表于海外，把笑話鬧大了。我向傅敏抱歉說，套用1970年代上海流行過的一種表達法，開了一個“國際玩笑”。

把幾件隨機相連的事寫在一起發(fā)表，并以“傅雷鏡中的攝影師”介紹朱文光，是我的不慎重。其實不用“鏡中的攝影師”作引子，朱文光的經歷照樣可以獨立成文。傅、朱、沈等幾家的相連事件，無論如何都是歷史的一部分。

《紐約時報》編輯審閱《磨難》初稿時，對其中每一條帶有“聽說”性質的史料，都要求我核實，朱家何以知曉。我感覺像是上了一堂媒體訓練課，然而我依然一錯再錯。

我也曾多次尋求與傅家后人聯(lián)系，可惜起先沒找對渠道。2016年8月底9月初，我又托人傳話，說有文字希望預覽，但又沒成功。嘆息之余我也擔心，采訪傅家親屬的人想必不少，我再擠入恐怕添忙。直到《磨難》發(fā)稿前夕，我才剛能轉幾道彎與傅家通氣。當時只能傳遞最簡單的信息，僅僅確證了傅聰的居住城市，沒想到“鏡中攝影師”更該核實。不管怎么說，查訪不夠積極，終是我的不是。

總之，慚愧一言難盡。

多虧傅敏也在努力。差不多同時有幾條線傳來傅家找我的消息。眾人環(huán)環(huán)接棒為兩邊搭橋，令我感動。他們有的連名字我都不清楚，無從致謝；有的明確表示，出力只為敬重傅雷，無須言謝。依我揣度，傅沈兩家聯(lián)上之后，唯有多聊往事故交，為世人保存可靠史料，才對得起相助者和讀者。

其他更正

我已發(fā)表了幾篇涉及傅雷的拙文。眼下該做的第一步是更正其他不妥之處，順帶提些相關史料：

（一）《磨難》第一段言及：“有人關心，傅先生遺言歸還沈仲章的‘奧米茄自動男手表’，最終是否到了我家。”我寫道：“從遺書影印件看，那一條上面打了個勾。依我猜測，那件小事當時算是解決了。”

坦白說，那塊手表的下落，我從未想到過問。先父先母為人大度，不計較財物，頗享口碑。遺書影印件上的那些勾號，我猜測可能是遺囑執(zhí)行者作的記號。但究竟是誰在《傅雷遺書》上打了勾，為什么打的勾，我一概不知。

傅敏主動告訴我：“你爸爸的名字沈仲章，我記憶猶新?？上М斈旮改溉ナ罆r，我自身難保，未能按我爸爸的愿望給你爸爸送回手表！遺書里提到的那些東西，后來一直不知去向！”

（二）《磨難》稍后有這么些文字：“我猜想，傅雷先生大概并不熱衷于自己動手拍照，而是與朋友們一起湊趣。”在與傅敏互相求聯(lián)時，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也找到了我，那兒的王樹華主任大力促聯(lián)。從與他的交談中獲悉，傅雷也愛好攝影。

我問傅敏，他回答：“先父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4月底，受到批判并最后定為右派，這一段時間以及到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的數年中，先父已斷絕了與大多數人的來往。還有先父在1957與1958年以及以后數年都已不玩攝影了，直到1961年后又開始攝影?！?/p>

由此推測，父親去傅家玩照相，有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在1957年上半年以前，常與朱文光同往，這是根據朱家姆媽的回憶。第二個時段在1961年以后，沒有朱文光作伴。但我已記事，記得父親與傅雷交往，長我五歲的姐姐對有些事也“歷歷在目”。

而“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4月底”這段時間，父親與朱文光是否偶爾會去探望傅雷？我覺得還是可能的。

（三）日前《紐約時報》轉來一封讀者來信，寫信者是朱文光的朋友。說他在1973-1974年間探望過朱文光，朱文光在上海家中，生病靠在床上。因此，希望再查朱文光平反釋放的年份。

我向朱家核證，《磨難》中轉述朱家的說法沒有錯。朱文光確實在1978年才獲得徹底平反，回到市區(qū)原單位，從此天天住在自己家里。但他在1966年刑滿，留在勞改工廠。1972年起偶爾可以回家，生病也可能獲準回市區(qū)醫(yī)治。這點我已向寫信者解釋，但覺得既有歧義可能，借此澄清也好。

他的反饋提供了更多的情況，待將來有機會再分享。

（四）2016年10月《文匯報》刊登了另一篇拙文《傅雷伯伯的花與“話”》，述及父親拍攝傅家花卉，牽動我們全家。推算應在1961年之后，與傅敏說的相符。

該文也有問題。

一處較重要。我在篇首想當然地以為，傅雷夫婦撒手人寰時，“在宅院中丟下了美麗的花”?？蓱z那只是我的美好愿望，據聞傅雷親手培育的花枝，因其主人受審，也被刨根究底，先其主人去了天堂。

另一處是細節(jié)。我在文中寫道，父親將傅家玫瑰帶回家，精心擺拍，“哥哥姐姐扯著大毛巾做背景”。姐姐糾正說，不是大毛巾，而是“各種顏色的布料”。正式開拍時不用人力拉布景，而是把布料掛在一個架子上，下段彎折蓋住桌面，鋪墊在花盆下，這樣整張照片背景一色。

姐姐繼而補充，“從大幅平整的布料推測，是特意買的”。我猜也可能是家藏布料，姐姐回復：“家藏布料多為常用衣料顏色，記得有桃紅色（配白玫瑰）等多種鮮艷色彩，所以推測是特意買的。”誰去買布料？父親從來不去布店，孩子們都還小，只可能是我母親。我還有些回憶，支持姐姐的推測，比較間接瑣碎，不提了。

補充信息

面對差錯缺漏，我反省自問：也許應了所謂多寫多錯，少寫少錯，不寫不錯？我?guī)子P卻又再思，假如問題不暴露，許多情況可能不會進一步追究。而我寫文發(fā)文，本屬拋磚之舉，期盼盡早得到知情者和博學者的指正。誠如《遺物》結語，“拋”出尚待討論的資料，“也有一個附帶目的，就是希望久疏音信的親友舊識，讀到此文后，能夠重續(xù)聯(lián)系，共同緬懷先人。”

以“鏡中攝影師”為例，傅家與沈家互相尋找多時未果，《磨難》刊發(fā)后，得到了更多人的幫助。其中一條途徑，就是一位美國讀者通過編輯部，轉來求聯(lián)電郵。于是，我才知錯，也可盡早糾錯。試想，如果這一誤認被“封存”幾十年后再“出土”，澄清相對更難。

《遺物》末段還表達過一個愿望：“這兒我先分享傅雷先生在書房的照片?？上д掌逦炔粔颍床惶鍟郎系奈锛?、身后的字畫盆景、墻邊的書架等等。希望有志者觀察研究后，加以講解?；蛟S，待我聯(lián)絡上其他也認識傅雷先生的父親老友之后，再‘發(fā)掘’出更多的回憶。”

為了略表對諸多相助者的謝意，以及對眾多讀者的歉意，我請傅敏辨認他家書房墻上的幾幅掛圖。他認出“那張最大最長的畫”和兩側上面的兩張小幅，都是黃賓虹的作品?！捌渌漠嬏。磺宄?，難以辨認?！?/p>

我想，如果拍攝有關傅雷的電影，或者重新布置傅家故居，這些信息應當能派上用場。企望有興趣者就在讀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