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及其情緒剝削

提要：

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以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為分析范式研究可見，作為一般的生產過程，數字經濟泛指通過信息技術和數據手段進行的經濟活動總體，也包含制造和使用數據這一過程本身；作為特殊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運行的數字經濟，就是數字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具備三個顯著特征：生產界限模糊、進行數據控制以及存在全方位監(jiān)視。由于勞動過程的新變化，從事數字勞動的數字勞工的整體境遇實際上未由于工作場地變得靈活而更好，反而是更糟。高教育水平的勞動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境況，情緒勞動以及情緒剝削問題開始凸顯。通過分析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本文揭開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他主中的自主”的假象。

作者簡介：

王蔚，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文獻來源：

《經濟學家》2021年第2期

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國外激進學者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研究視角獨特豐富，也有一些成果客觀反映了馬克思思想在21世紀的最新發(fā)展，只是由于缺乏深度、系統(tǒng)的理論研究，對數字資本主義的認識仍不夠清晰。以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為分析范式，可以對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過程特性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勞動正義問題進行兼具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剖析，進而能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當今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最新形式。

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完整構建了勞動過程理論，通過“一般”與“特殊”的分析范式，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進行考察。馬克思指出，就勞動過程的一般性而言，是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不必敘述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所有的勞動過程都涉及三個簡單要素：“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本吞厥獾?、存在“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除卻勞動過程的一般的規(guī)定性，還展示出兩個特殊的規(guī)定：第一，“工人在資本家的監(jiān)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钡诙?，“產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就特殊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言，馬克思指出“商品生產過程必定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tǒng)一?！痹谡麄€勞動過程的分析中，馬克思看到了勞動對資本由形式從屬向實際從屬發(fā)生的歷史性轉變，并將此與剩余價值產生的兩種形式相對應，完成了理論與歷史邏輯的統(tǒng)一。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勞動從屬于資本、資本控制勞動過程，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剝削是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在馬克思以后，布雷弗曼進一步分析了壟斷時期勞動組織中控制類型的轉變、新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其后，愛德華茲等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圍繞勞動過程中的控制以及勞動組織的分化、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等核心命題不斷豐富這一理論的外延。接下來，本文以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為核心，根據西方激進學派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勞動過程的特征，勞動對資本的從屬形式以及新剝削的誕生。

一、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及其特征

數字資本主義是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新階段，早在1996年Don Tapscott撰寫的《數字經濟：智力互聯時代的希望與風險》一書中就提出了“數字經濟”這一概念。1998年，美國商務部發(fā)表《新興的數字經濟》報告，正式提出了“數字經濟”。2015年，數字經濟的基礎規(guī)模已達13萬億美元。在2017年3月5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數字經濟”首次被寫入了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作為一般的生產過程來看，數字經濟泛指通過信息技術和數據手段進行的經濟活動總體，也包含制造和使用數據這一過程本身；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廣泛運用信息技術，以互聯網信息基礎為生產工具，依賴信息技術的發(fā)展，形成了包括物理基礎設施建設、電子商務、虛擬經濟、在線服務等多產業(yè)的立體經濟生態(tài)，覆蓋了三大產業(yè)，經濟運行的核心是對數據的掌控和運用，勞動資料數字化。作為特殊的生產過程來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運行的數字經濟就是數字資本主義。根據其特殊的表現形式，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有著以下三個特征：

（一）生產界限模糊

對于生產勞動最核心的定義，馬克思指出，“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真正產物是剩余價值，所以只有直接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是生產勞動，只有直接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能力的行使者是生產工人，就是說，只有直接在生產過程中為了資本的價值增殖而消費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在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大數據是整個生產過程的核心，數據體量是實現生產力轉化的關鍵性因素，資本依靠數據進行增殖。因此，數據的提供者實際上生產了剩余價值，根據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定義，數據提供者實際上也參與了生產環(huán)節(jié)。但是，對這種數據提供者并不能夠像對以往的生產過程中在某個特定場域、特定時間、按照一定的組織或者根據廠主的指令進行工作的工人一樣進行評判。數據提供者的活動在互聯網中通常是無刻不在的，且以多種形式存在。生產者與消費者在過去經濟循環(huán)中的時間差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消弭，生產與消費不僅在生產過程中混雜在一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界定也變得相當模糊。比如社交媒體依賴龐大的用戶數據獲取廣告利益等收益，而用戶既是數據的生產者，也是廣告等內容的消費者。在這種情形下，David Chandler、Christian Fuchs等學者指出，“數字勞動的剝削不僅存在，而且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存在著。”

（二）數據控制

布雷弗曼曾指出，資本主義企業(yè)的科學管理起源于勞動過程中的管控需求。首先，人類勞動具有一種“特殊能力”，這種能力“并不是生產剩余的能力，而是它的有理智的和有目的的性質，這種性質給人類勞動力以無限的適應性，并造成擴大人類勞動力自身生產力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條件，從而人類勞動力的剩余產品會不斷增多。”布雷弗曼認為，資本家正是依靠勞動力的這種特性才能夠實現資本積累。但是，這同時也意味著勞動力的潛力是無限的，而“實現這種潛力時卻受到工人的主管情況、工人以往的歷史、工人工作的一般社會條件、企業(yè)的特殊條件，以及工人勞動的技術環(huán)境等方面的限制。”由于勞動力的買賣，這種能力被工人出讓給資本家，管理勞動過程就成為了資本家的職責。因此，“對資本家說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從工人手里轉移到自己手里，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辈祭赘ヂ赋?，這一讓渡過程在歷史上是“生產過程的進步性轉讓”。至于所謂的“科學管理”，布雷弗曼認為，“就是要把一些科學方法應用于迅速發(fā)展的資本主義企業(yè)中越來越復雜的控制勞動的問題。”

在數字資本主義中，這種勞動過程中的管理與控制實現了質的飛躍。資本主義主流的管理模式經歷了泰羅制—福特制—后福特制—新福特制的發(fā)展，到數字資本主義時期，資本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力得以全方位加強，且更加精準、隱蔽，甚至在難以察覺的情況下無孔不入。由于生產的場域發(fā)生巨大變革，很多情況下地點分散、靈活，平臺經濟得以發(fā)展，比如國外Uber平臺的出租車司機，就是依靠這種新的勞動組織形式展開日常經濟活動。國外激進學者亞歷山德羅·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用勞動過程理論對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零工經濟中的數字控制問題進行了分析，他指出零工工作平臺“代表了一個獨特的、以數字為基礎的生產點，因為平臺將零工工作所涉及的社會關系進行了重新利用并加以隔離，從而將它們轉化為生產關系?！绷愎そ洕校谀承┣闆r下，一個工人收到多個平臺派出的工作項目可以同時進行（例如乘出租車或送貨）；另一種情況是在不同的時間執(zhí)行的，例如，平面設計工作等。同時，工作的需求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局部性的，工作人員執(zhí)行的任務可以是基于數字的，也可以是實際的體力活動。共同的特點是平臺的存在，資本與勞動力關系平臺作為背景“制定工人”。與工廠或辦公室類似，該平臺代表了將生產的社會過程置于管理和工作組織邏輯之下，并在一個單獨的、明確界定的環(huán)境中進行。像在傳統(tǒng)工作場所工人打卡考勤、工作人員登錄應用程序一樣，在“平臺”中，參與“零工”的工人一樣會受到外部權威影響，比如：（1）平臺將消費者或客戶的需求轉化為訂單并通知工人執(zhí)行；（2）決定工人何時何地執(zhí)行何任務；（3）直接或間接決定執(zhí)行這些任務將獲得多少報酬；（4）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工作的執(zhí)行和工人的工作表現。在這種情形下，平臺對勞動者的任務進行監(jiān)管，并為他們的工作支付報酬。因此，甘迪尼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生產的社會關系只發(fā)生在平臺上，而不存在于平臺之外?！?/p>

甘迪尼指出，不同平臺之間的主要區(qū)別在于數據要素的不同。比如，在AMT或Upwork等平臺上，數據的價值通常由客戶根據設置的參數預先確定。相反，在Uber和Deliveroo等的平臺上，是由平臺自身根據算法精心設計而決定的，而這些算法的具體細節(jié)是員工無法獲得的。一個具體的例子是，Uber算法會根據消費者請求的時間和地點、當前的交通狀況以及同一地點其他司機的可用性來“決定”一輛車的價值，所有這些都是實時考慮的因素。在零工經濟中，通過平臺為工人設置組織和管理角色?！皵祿亍笔瞧鸬竭@一作用的關鍵指標，通過這些指標，企業(yè)能夠控制確保員工與客戶之間的社會關系仍然由相同的平臺來調節(jié)。同時，這些指標也是情緒勞動產生的關鍵。

（三）勞動過程的全監(jiān)控

不少學者已經指出，伴隨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政治上，已經出現了政府監(jiān)視與大工業(yè)相結合的‘監(jiān)視—工業(yè)聯合體（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監(jiān)視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作為一個與數字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相伴相生的概念，主要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現今的發(fā)展與過往的經濟組織形式發(fā)生撕裂，資本主義內核的破碎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政治文化層面的變遷。雖然監(jiān)視資本主義與數字資本主義兩個概念的語境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近乎全知全能的監(jiān)控是當今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顯著特征。

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是“無知”的，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由”與“無知”是硬幣的兩面，相伴相生。個體的“自由”以及市場的“無知”一直是過去各種流派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及政治哲學的話語基礎，然而在大數據手段普及的數字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這種“無知”日漸式微。隨著數據挖掘能力的提升和數據體量的增加，市場已經可以有的放矢，供求之間的不平衡和信息不對稱逐漸消解，在這種情形下，國外激進學者肖莎娜·朱伯夫（Soshana Zuboff）認為，這種“監(jiān)視”讓那種評判市場為“看不見的手”的觀點落后于時代，可以自由交換的雇傭勞動和這種監(jiān)視下的信息知識使得資本家與其控制下的社會之間存在權力的不對稱性。

二、數字勞工

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茲根據勞動過程中控制類型的不同，將勞動力市場分為三類：獨立的勞動力市場，從屬的勞動力市場以及二級勞動力市場。最底層的是二級市場，是“臨時工”的領地，工人沒有任何權利或雇主強加復雜的工作結構。在這里，勞動力被簡單地視為一種商品，不受任何工作結構、工會或其他制度的約束。這些工作的次要特征是工作的隨意性。這一級市場中，工人薪水低，幾乎沒有任何保障，也不存在晉升的合理途徑。在其上一級勞動力市場即從屬的勞動力市場中，提供了定義明確的職業(yè)，并有既定的晉升路徑。但是，這些工作任務往往是重復的、程序化的，并且服從于機器的步調。所需的技能學起來相當快，而且通常是在工作中獲得的。這些工作幾乎沒有為工人提供任何控制自己工作的機會。最頂層的是獨立的勞動力市場，與從屬初級市場的工作一樣，提供穩(wěn)定的就業(yè)機會，具有相當大的工作保障、既定的職業(yè)發(fā)展模式和相對較高的薪酬。不同之處在于，它們通常不涉及具體技能，可能有事業(yè)上的階梯，在事業(yè)之間有更多的選擇；不是以操作每一個事物為中心；要求受過高等教育或特殊教育的學生；可能需要獨立的主動性或自我調節(jié)的能力。工作的收入隨經驗或年齡的增加比其他部門的收入增幅大得多，這證實了重要的晉升或職業(yè)階梯的存在。同樣，正規(guī)教育在這里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當然，盡管有這些共同點，這一級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也各不相同，特別是在失業(yè)和晉升問題上。愛德華茲認為簡單控制導致了二級勞動力市場，技術控制導致了附屬的（或稱之為次級勞動市場），而官僚控制導致了獨立的勞動市場。

愛德華茲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分析當時的勞工問題有很大啟發(fā)，但是在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這一理論受到了嚴峻挑戰(zhàn)。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主體是存在于各個細分行業(yè)的數字勞工。資本通過大數據實現對勞動過程的全方位控制，新發(fā)生的勞動力市場雖然也存在分割，但卻不再適用愛德華茲的理論。這主要是由于在數字勞工群體中，過去傳統(tǒng)的較為穩(wěn)定的雇傭結構由于平臺經濟的出現而徹底被打碎。在數字勞工中，按照產業(yè)類型區(qū)分，在制造業(yè)中，數字勞工的境遇比過去屬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工人的情況更為糟糕，接近于二級勞動力市場；而在娛樂業(yè)、服務業(yè)存在的數字勞工，則面臨更不穩(wěn)定的生存狀況；至于新興產業(yè)，在消費即生產的新參與模式中，無酬勞動占據主導，甚至談不上進入勞動力市場。這就意味著，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與過去具備同種意義上不穩(wěn)定性的勞工實際上面臨著比過去嚴格數倍的勞動過程的控制。

以制造業(yè)中的數字勞工為例，碧吉塔·伯格維爾-卡里波恩（Birgitta Bergvall-Kareborn）和德布拉·霍克洛夫特（Debra Howcroft）兩位學者通對谷歌和蘋果的軟件開發(fā)者進行調查研究，指出“信息技術部門以‘眾包’（crowdsourcing）為代表的結構性變革引發(fā)了軟件開發(fā)工作的偶然性和不安全性”，伴隨“分包（subcontracting）和外包（outsourcing）的出現，在軟件行業(yè)，標準勞動合同不斷減少、自主創(chuàng)業(yè)不斷增加，以及與之伴隨的軟件行業(yè)工作者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北碳偷虏祭J為，數字資本主義之下存在的是一個權力不平等的市場，資本對平臺具有絕對控制，“壓榨”數字勞工是這些大平臺規(guī)避風險的最佳辦法。這種情形下，這些軟件開發(fā)者展現出了三種傾向：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以及自我理性化。自我控制要求個體獨立安排、控制和監(jiān)督自己的勞動，“所有的一切都在變化，落后意味著致命性的打擊”，個體勞工需要不斷自我更新知識儲備、自我提升，而這些壓力則成為這些軟件開發(fā)者的焦慮源泉。自我商品化，意味著這些勞工不僅在公司內部，而且在整個適用的勞動力市場上 需要將自己的能力不斷商品化，將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和專業(yè)技術商業(yè)化，以便獲得用戶認可。自我理性化則 要求數字勞工將自己日常生活和計劃全部按照以工作為中心安排，不斷模糊工作和家庭的邊界。

在娛樂業(yè)、服務業(yè)中、媒介產業(yè)及新興產業(yè)中，上述三種傾向實際上廣泛存在。娛樂業(yè)中伴隨信息技術發(fā)展，出現主播經濟、游戲陪玩等行業(yè)，這些行業(yè)工作和娛樂界限非常模糊。主播高強度高負荷工作之下卻不得不依賴平臺維系市場，主播為了符合平臺需求，不斷進行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和自我理性化。在新媒體領域，自由撰稿人和主播的情況類似，這些撰稿人可能不隸屬于某個特定平臺、媒體或者公眾號，但為了實現收益，這些撰稿人與上述軟件開發(fā)者實際上并無區(qū)別，需要不斷自我提升、自我監(jiān)督并進行自我控制，也需要為了獲得讀者認可而進行自我商品化，甚至全部生活以寫作為核心，進行自我理性化。碧吉塔和德布拉的分析雖然僅以制造業(yè)中的數字勞工為例，但實際上卻對思考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數字勞工具有較大適用性，指出了當前數字勞工的核心問題：勞動對資本的從屬程度日益加重，勞動者主動適應資本邏輯，數字勞工的勞動過程已經徹底從形式上從屬于資本變?yōu)閷Y本的實際從屬，因而越發(fā)揮其勞動過程中的主體性，受到資本的剝削程度就越深。并且，原本由于簡單控制造成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如今卻被縝密的數字控制代替，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軟件工程師的工作境遇僅僅與愛德華茲所假設的二級勞動力市場相近，完全是松散、零碎的。數字勞工的整體境遇實際上不是由于工作場地變得靈活而更好，反而是更糟。

三、情緒剝削：新剝削形式的誕生

剝削通常產生于無酬勞動，國外激進學者烏蘇拉·胡斯（Ursula Huws）將數字資本主義經濟中與資本剝削有關的無酬勞動總體上分為兩大類：家庭勞動和消費工作。烏蘇拉認為家庭勞動是再生產性質的，而消費工作是直接生產性的。此外，烏蘇拉也看到了一些“創(chuàng)意勞動”，諸如撰寫博客、制作短視頻等創(chuàng)意工作，雖然不具備生產性勞動但卻具有社會使用價值。家庭勞動中的性別剝削和生產性勞動中的無酬勞動及剝削問題，不是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特有的，雖然在數字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卻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形成開始就自始至終存在。新的問題是消費工作中，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得以凸顯的情緒勞動以及由此導致的情緒剝削。

在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構建之初，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沒有發(fā)展到數字資本主義階段，資本 主義勞動過程的特征與現階段不同，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對最新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所凸顯的情緒勞動本身進行深入分析。結合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給出的定義，參考當前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以及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認為，“情緒勞動”即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為提高其與勞動收入直接相關的聲譽指標或評級而進行的情感工作，包括個人社交傾向的改變，情緒管理與控制，勞動/服務態(tài)度的轉變以及性格的改變等。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曾指出，勞動剝削即資本通過控制生產過程，掌握勞動資料而榨取剩余價值的過程。與之相應，在數字資本主義時期，與情緒勞動相對應的情緒剝削，就是資本家通過掌握數據并通過數據控制生產過程，無償占有情緒勞動所產生的剩余價值的過程。

“情緒勞動”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83年霍赫希爾德（Hochschild）的論述，到2013年時，布魯克（Brook）指出，勞動過程研究認為情緒勞動是一個重要的社會過程，并在社會關系受管理控制的方式中起著關鍵作用。在2000年左右，伴隨服務經濟的興起，Korczynski、Warhurst、Sturdy、Bolton等學者通過研究指出“情感管理”和“情緒工作”正在成為一種熟練工作的獨特形式，成為勞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甘迪尼通過對互聯網平臺性質企業(yè)（比如Uber等）研究指出，許多零工經濟平臺將情感勞動形式嵌入勞動過程的核心，并認為這是反饋、排名和評級系統(tǒng)在調節(jié)工人與消費者/客戶之間的社會互動方面 所發(fā)揮作用的結果。這些零工平臺通過數據對勞動者進行評估，這種評估可以被概括為“聲譽評估”。甘迪尼指出，聲譽評估是零工經濟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發(fā)揮作用的根本必要條件。甘迪尼認為，“聲譽指標可以說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與零工所參與任何勞動過程決策都具有相關性），因為它會影響到員工的地位，并影響消費者/客戶的招聘決定。這種相關性要么更普遍地是情緒勞動的結果，要么在文化上被視為一個人技能的代表?！睖者d和史密斯在用勞動過程理論研究服務經濟時曾指出，態(tài)度、社會傾向和性格特征等因素在后福特制生產中成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相關性要素。在零工經濟中，這一現象進一步延伸到情感工作，當情感工作出現時，不再代表一種無形的勞動，而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明顯的勞動，因為員工的指標、反饋、排名和/或評級實際上顯示在每個平臺上。甘迪尼認為，“通過情感工作，勞動過程在質量上得到了強化”。甘迪尼指出，在Upwork或Uber等平臺上工作的員工不得不培養(yǎng)自己的軟技能和社交傾向，這不僅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為了“滿足”他們的聲譽指標或評級的具體目標。文森特在2011年將這種性質的工作稱作“演出工作”，因為這種工作是一種表演出的“符合”客戶需求的情感勞動。情緒勞動是數字控制的結果，同時數字控制也是實現情緒控制的平臺。這是由于情緒工作在一個特定平臺的監(jiān)管環(huán)境中進行，這個平臺通過反饋機制進行排名和評級，并將其應用于執(zhí)行資本與勞動力的關系。這一體系的存在使得各方之間的社會交流類似于格雷格（Gregg）所描述的關系的“交易性”和“強制性”勞動，這是數字化工作場所的另一個關鍵特征。反饋、排名和評級系統(tǒng)的存在也正是制定技術規(guī)范形式的控制和監(jiān)控工作的基礎。

在零工經濟中，勞動過程中的控制顯然也發(fā)生了相應的轉變。在數字資本主義中，數字技術被用于在各種情況下制定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形式。特別是在零工經濟中，平臺指標將“同輩壓力”轉化為監(jiān)控員工績效和生產力的工具。零工經濟平臺是勞動過程研究所描述的對工人“技術規(guī)范”控制形式的一個典型例子。這種控制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方面，通過將情緒勞動嵌入核心勞動過程中，平臺建立起相應的排名和評分系統(tǒng),最終作為工具來評估員工的表現。另一方面，平臺還利用“游戲化”的技術，對員工的工作投入和注意力施加各種形式的控制，以提高生產率。例如，在沒有正式約束的情況下，采用這一管理模式的Upwork平臺上的自由職業(yè)者正竭力在平臺指標上獲得個人最好成績。這種基于每個平臺特定功能的游戲化結合的形式，如Uber的“峰時價格”機制——該機制鼓勵司機前往需求高的地區(qū)，因此車費也更高，正是零工經濟中勞動過程控制的新方式，也可以被看作是“軟控制”?？刂祁愋偷霓D變帶來了剝削形式的變革，存在情緒剝削的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軟控制”甚至游戲化的“心理控制”逐漸取代了過去同級勞動力市場中的簡單控制。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平臺進行數據控制的能力往往來自于壟斷。平臺通過壟斷數據，牢牢控制了勞動者與市場的接口，勞動者無法通過平臺之外的渠道高效率出售自己的勞動能力，因而不得不服從平臺的要求。

在資本的控制下，經濟運行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實際廣泛存在著情緒勞動，并且情緒勞動也不是由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產生出來的特有的勞動。在存在剝削的以往的歷史經濟活動中，情緒勞動普遍存在。只不過直到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后，這種勞動所占有的比重顯著提升，并且脫去了其歷史上所存在的隱晦的外衣而赤裸裸地呈現。也正是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后，這一命題才從道德、倫理的問題，進而轉變?yōu)橐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無產階級”這一從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科學社會主義之初就存在的概念隨著歷史演進而有所發(fā)展。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形成，大規(guī)模的機器替代人類勞動力時，布雷弗曼指出，工人階級“乃是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只能把這種勞動力出賣給資本以換取自身生存的階級?！钡綌底仲Y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據經濟社會中重要地位，且整個經濟活動都受到數據支配時，勞動人口已經實現了從第一產業(yè)、第二產業(yè)向第三產業(yè)的轉移。在第三產業(yè)中，占據絕大多數的是服務、娛樂業(yè)從業(yè)人員，這一龐大的新生“無產階級”群體，依賴于“平臺經濟”這一新興勞動組織形式謀取生活資料。而這種以“平臺”為核心的勞動組織形式，對工人階級所進行的控制類型已經全然不同于過去愛德華茲分析勞動力市場分割時所指出的簡單控制、技術控制和官僚控制三種形式，而是一種新的“數據控制”。

這種數據控制的普遍特征是將基于數據、算法的評價系統(tǒng)與業(yè)績、流量、曝光等直接影響收入的指標進行掛鉤。在此基礎上，不同平臺有不同的數據控制體系，所應用的算法不盡相同，有的會借助于“游戲化”手段提高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而這種數據控制所采用的評價系統(tǒng)中，客戶的“滿意度”是一個核心指標，勞動者的綜合評分往往是多個客戶滿意度的均值，這就導致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用以保證客戶“滿意”，為此進行大量情緒勞動。單個勞動者由于情緒勞動所積累的名譽、聲望、 好評將會直接影響到用戶對平臺的滿意度，以便于平臺掌握更多用戶，提高用戶粘性，獲取更多訂單，平臺因而能獲取更多訂單分成，增加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情緒勞動就不再是個體勞動者的個體行為，從而成為了一種生產性的勞動。這些情緒勞動為平臺積累了總體聲譽，幫助平臺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 掌握更多的用戶，并獲取更多的用戶數據。通過積累海量數據，平臺可以實現更精準的營銷，獲得高額廣告收益、分銷提成。通常這些平臺中的勞動者只獲取單個訂單的勞動報酬且有時還要面對平臺對單筆訂單的抽成，平臺通過數據獲取的附加收益更加與之無關。在這一過程中，情緒勞動具備了再生產性，資本無償占有了對勞動者的情緒勞動所帶來的附加值，這種由生產勞動帶來的附加值實質上就是 “剩余價值”，這一過程就是情緒剝削。勞動者進行情緒勞動意味著在工作者需要不斷控制自己的情緒， 提高服務工作的質量，以確保得到良好的數據反饋，因而在這一過程中不斷進行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以及自我理性化。勞動者高度的自主性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實際從屬于資本的體現，這種“自主”的勞動實際上并不是勞動者所希望進行的勞動，而是迫于生計所不得不進行的強制勞動，是“他主”中的 “自主”。

四、結語

格林曾指出，馬克思的勞動過程理論是其經濟學三大組成部分之一。格林認為與其他學派相比，強調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區(qū)別于其他學派的最主要特征。因為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家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的批判歸根結底是由于他們未能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在特定歷史過程發(fā)展成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范式。馬克思對勞動過程的研究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開始，到《資本論》及其手稿基本完善，形成了其基本的理論內核。馬克思認為由于勞動過程中勞動從屬于資本，資本家掌握生產資料（不變資本），因而資本家可以控制生產過程本身。這就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的統(tǒng)一，剝削就在于此。

在馬克思以后的勞動過程理論經歷了理論的復興與重構，如果從單個概念的演變來看，對于如何評價布雷弗曼之后的勞動過程理論確實存在較多爭議，也有學者指出20世紀70年代后的激進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勞動過程理論與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不相同。只是無法否認的是，激進政治經濟學所用以分析的勞動過程理論，其理論核心依然來自馬克思，只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新變化，不斷更新其概念內涵和關鍵命題。激進政治經濟學對勞動過程的研究從最初對壟斷時代資本主義福特制生產模式的開始發(fā)展到對后福特制以及對當前科技資本主義時代平臺、零工經濟模式進行分析，始終站在當前生產方式變化的最前沿。

通過分析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可見，伴隨科技革命和大數據時代到來，平臺零工經濟中出現情緒勞動和情緒剝削，勞動過程控制呈現出由強制轉向同意再轉向順從的軟控制的變化。這一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他主中的自主”的假象。在生產環(huán)節(jié)起到情緒剝削由情緒勞動產生，情緒勞動產生的勞動組織背景就是平臺經濟，情緒勞動的渠道是數字控制，結果是導致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自我理性化。進而有可能加劇工人之間的惡性競爭、對社會造成的風險是加劇社會矛盾、沖突、暴亂等不穩(wěn)定因素，破壞經濟環(huán)境。過度的情緒勞動必然會造成勞動者的心理失衡，進而引起社會“仇富”心理、人情冷漠、戾氣叢生等不良氛圍，從而可能對宏觀經濟環(huán)境產生不良影響。通過勞動過程理論對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進行分析可見，這些看似屬于道德倫理層面的問題，實則不能簡單歸咎于道德問題，其背后依然是資本邏輯。

轉載 | 簡玥

審核 | Anders

終審 | 王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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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ThePoliticalReview

原標題：《頂刊論文 | 數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及其情緒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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