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對歷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評相當多，這不是壞事，說明我們還需要歷史——不論是精英群體的抱怨還是普羅大眾的調侃，都應該視之為鼓勵。畢竟，大多數(shù)人更喜歡完整的細節(jié)故事、高大上的歷史規(guī)律和神秘的“鬼吹燈”——這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歷史敘述所需要的細節(jié)或者說真實細節(jié)并沒有全部記錄在系統(tǒng)的史學文獻中。你知道匈奴人穿著怎樣的衣服嗎？你知道唐代長安市民如何講話的嗎？不知道。沒有照相、沒有錄音，甚至沒有完整系統(tǒng)的文字記載?？墒俏覀兙拖胫肋@些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是完整細致地講述歷史的塊塊基石。

人類追求知識的好奇心在于，當我們看見一件事物的正面，就想看看它的反面；看到它的外表，就像看看它的內里；看到它的內里，就想看看它為什么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追問永無止境，歷史學家們于是跑得氣喘吁吁，把那些歷史敘述所需要的細節(jié)碎片前赴后繼地一片片地找出來、絞盡腦汁地一塊塊擺對位置，莞爾一笑，鳴金收兵。

紙面上的歷史從來不是個天生的整體，它只是一代代歷史學家從故紙灰燼與殘垣斷壁中不斷豐富細節(jié)的一副拼圖。歷史學家，更重要的角色是“拼圖達人”，而不是“預測大師”。

譬如“胡人”，古代的史官沒有詳細描述這個不同于華夏族的人群的內在動力和求知興趣，而現(xiàn)代社會的知識追問體系則不同，要了解農業(yè)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相互影響、了解中西文明交流的幾千年歷程，我們就不能不詳細地勾勒那些在異質文明交流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胡人群體”。

幸運的是，我們目前不但有從往昔密閉于各類圖書機構中開放整理的海量文獻可查詢，更有不斷發(fā)現(xiàn)并迅速公開的圖像作參證，“胡人群體”正在立體地浮出歷史的水面。

新近由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朱滸《漢畫像胡人圖像研究》就是近年來這方面探索的一本系統(tǒng)性著作，其考察重點聚焦于漢畫像石中的胡人圖像，由此展開而觸及諸多歷史與文化現(xiàn)象，如民族遷移、藝術交往、宗教傳播等議題，對今人思考東西文化交流仍然有相當啟發(fā)。

“胡人”作為一個群體，與“華夏”相對，是一個變動的人群。不同的歷史時段和歷史情境中，華夏民族對胡人的身份認定并不相同。春秋戰(zhàn)國之際，“胡”作為一個對中國北疆民族的稱謂開始出現(xiàn)在文獻中，匈奴、羌、鮮卑等部族先后都被呼為“胡”。而自張騫開通西域之后，來自中亞、西亞等地的高鼻深目的異域之人開始被固定為“胡”之主體所指。在數(shù)百年間，這些胡人以胡僧、胡商、胡使等角色，通過絲綢之路往返華夏與其故土之間，持續(xù)為中國人帶來了新奇的外來風物與佛教等外來文明，成為古代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梁。

對胡人作圖像學的研究，我們不能不提到哥倫比亞大學J.G.馬勒所著《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此書已由王欣教授譯出，列入余太山先生主持的“歐亞歷史文化文庫”，在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然此書的整體架構更近于以文獻為中心的歷史背景的敘述，為我們認識漢唐之際來華的胡人塑像之族屬與塑造風格和工藝特點，提供了粗線條的參照。

與之相比較，朱滸在《漢畫像胡人圖像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就更為精確、細致和專業(yè)。他的考察完全以漢畫像為中心而展開，在嚴格遵循考古學的類型學等方法的基礎上，集中討論漢畫像中胡人圖像的地區(qū)分布、外貌族屬、圖像分類、圖像與佛教的關系這四個問題。全書之研究雖止步于漢，然對于漢唐之際整個胡人群體的研究，卻是一塊不可或缺的堅實的“拼圖”。尤其是他對“尖帽胡人”圖像的系統(tǒng)梳理，為認識漢唐時期的大量此類胡俑和分辨粟特胡等商胡提供了堅實的比對基礎。此外，關于胡人之容貌、須發(fā)、袍服、職業(yè)及其想象性母題的探討，基本上覆蓋到了此一領域所必須考察的關鍵問題。

對歷史學而言，圖像的解讀既不是對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也不是拼接文獻記載的“恰好一致”。圖像本身就是一種需要我們正確解讀的史料，正如批評家斯蒂芬·巴恩之言：“我們與圖像面對面而立，將會使我們直面歷史?！庇绕涫牵切┳钊菀紫г跉v史灰燼中的事項，如服裝——這絕非一個簡單的事項，當我吃力地閱讀鄭春穎《高句麗服飾研究》一書時，那種“誤入藕花深處”的爭渡感不時如熱浪般涌出，將我淹沒在知識的千頭萬緒中。確實，精細系統(tǒng)的專業(yè)研究真的不是“請客吃飯”，地方政權高句麗在歷史上有700多年的存在，不僅在東北大地上留下金字塔一樣的石墓，而且在墓中留下了數(shù)量可觀的壁畫，再加上那些發(fā)掘出土的生活器物，使得勾勒高句麗人多樣特色的服裝與打扮成為可能。

當然，圖像和器物不是自明的，它們本身并沒有給我們提供行云流水一般的生活邏輯，我們面對的只是哲學家所說的“雜多狀態(tài)”。于是，鄭春穎出場，用《高句麗服飾研究》這樣一本63萬字的著作前來敘述，試圖圍繞“雜多”的圖像資料，在文獻記載的幫助下，以歷史學的邏輯體系和考古學的歸類方式，來恢復當年高句麗人在服飾方面的“生活邏輯”。

毫無疑問，本書的整個構架遵循了古代文獻對于服裝記載的邏輯體系，以妝飾、首服、身衣、足衣、其他出土飾物這樣五部分來梳理和排比圖像資料，所使用的各類服裝的名稱，遵循的也正是史書中的名稱系統(tǒng)。但是，對于同類服裝圖像的考察，則嚴格遵循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使得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墓葬，看起來雜多無序的發(fā)式、冠帽、袍服、裙褲、鞋履等圖像，得到嚴謹細致的比對和分析，一一歸類，建立起一套關于分析高句麗服飾的時代性、地域性、等級性、禮儀性的基礎性要素體系。在此基礎上，勾畫出了高句麗服飾的時空變遷，并對高句麗服飾與漢、鮮卑、百濟、新羅等族服飾做了全方位對比。尤為重要的是，書后的61個附表和書中的106幅插圖，為理解正文提供了堅實的資料輔助。

正如鄭春穎的另一本同主題著作以《幽冥里的華麗》為名，這種主要通過墓葬壁畫等圖像資料探索1000多年前的高句麗各色人等之服飾打扮，確實在我們往昔只注重于文獻描述的背景下，又增添了對高句麗人古代生活的“可視化理解”，使得那種曾經存在的華麗生活在我們的眼前展現(xiàn)出其穿越千年的色彩。

當然，“穿越”僅僅是一種說法，古今之間的差異不單是個時空的問題，而是生活方式的完全不同。當姜守誠先生以“方術與道術”和“葬俗與信仰”這樣兩個大的專題來構建《出土文獻與早期道教》這本專著時，他所注重的“非文字資料”，恰恰從一個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呈現(xiàn)出了秦漢六朝時期那些儀式化極強的古代生活場景。

隨著前近代社會的逐漸遠去和現(xiàn)代化的來臨，我們已經習慣于把道教看作一種遠離世俗生活的神秘宗教體系。殊不知，在古代社會中，方術與道術乃是伴隨生活的日常技術，是古人探索想象性世界和安排生老病死的技術體系，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自漢代以來就不斷張大的道教，其知識體系和經典文獻以滾雪球般的速度積累，不同來源、不同體系的雜多知識以晦澀神秘的文字表述而令人頓生畏懼之心。以近代學科體系視角而進入此一領域的研究者在文獻方面所做的研究，因為其與生俱來的宗教知識壁壘的堅硬，很難讓一般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其他學者有味其甘露的勇氣。

姜守誠先生之《出土文獻與早期道教》則有其不同之處，正如他所言，是書其實是以出土的隨葬品、鎮(zhèn)墓物、壁畫與磚石畫像等“非文字資料”為研究切入點，使用了圖像學、民俗學等多種理論和研究方法，更接近一種對宗教文物的認知解讀。他對漢晉時期的入山求仙方術、道教四縱五橫觀念等問題的探討，無不建基于考古出土的宗教性文物與圖像，目的在于盡可能還原早期道教在民間社會的活動狀況與影響力。他用八個專題性研究構建了一個闡釋體系，使得我們對秦漢至六朝時期中國道教的醞釀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的重要階段的民間影響有了具體生動的認識，展現(xiàn)了方術與民俗的滲透道教，而道教隨之將其理論化和體系化的過程。慢下腳步來靜心徜徉于其文字之間，醇厚的早期道教知識才會慢慢融化，使得我們得其真諦。

顯然，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需要如此謹慎艱苦的閱讀，如葉康寧先生的《風雅之好：明代嘉萬年間的書畫消費》，則是讀來如沐春風的賞心悅目的作品。全書以嘉靖年間發(fā)生的《清明上河圖》風波為引子，詳細探究追述王抒求畫、黃彪作偽、湯臣索賄、嚴氏殺人的風波細節(jié)，并對此事件背后的明代書畫消費環(huán)境及贗品等問題做了初步概述。由此而始，分章進入明代嘉萬之際書畫消費市場的隱幽深處，從世風、需求、閱市、骨董商、居間人、價格、贗品七方面一一剖分縷析，將彼時書畫市場之種種面相描摹得纖毫畢現(xiàn)，有穿越進入古肆廟市的現(xiàn)場感。

初讀康寧先生此書，未及讀完，就強烈體會到作者文獻搜集之辛勤，故嘆曰：“在以王權為中心話題形成的古文獻基礎上，作這個選題的艱難，唯作者深知。有時一個簡短的段落或論句，都不知爬梳比對了多少零碎的文獻方可得出。該著文后附表翔實，可跡作者辛勤。”此外，書中38幅插圖均是相關的古書畫、手跡文獻、古籍圖譜，對于理解正文均具極好的輔助作用。

正如作者所言：“傳統(tǒng)史學強調鑒往知來與溫故知新，現(xiàn)代史學倡導古今一體與問題意識，都主張從現(xiàn)實的需要出發(fā)來研究歷史。因為對過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對將來的選擇。那些風行一時的歷史通俗讀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作者注重通過歷史來反觀現(xiàn)實，解說當下。我們沒有必要重復過去，但我們一定要利用過去。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的確想過在深入歷史的同時，為現(xiàn)在的藝術市場提供一面鏡子，或者說從歷史里找到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答案。”

作者的鏡鑒意識顯然來自傳統(tǒng)史學訓練的自覺，這是歷史學詮釋其學科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學以致用”在政治層面和社會功利層面的必然要求。然隨著民族國家與現(xiàn)代社會架構的建立，古代史研究“資治通鑒”的政治借鑒價值已然弱化，其作為今日世界了解人類往昔生活的知識探究體系的性質日益增強。由此，用勾畫大線條的方式去“通古今之變”的所謂規(guī)律性探索就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是空疏無物、百無一用。而通過使用過往歷史學研究所忽視的材料，如圖像、出土文物、非主流文獻等，將我們想知道但歷史文獻未曾完整系統(tǒng)描畫的缺失部分描述出來，補上歷史拼圖中的空白點，則成為現(xiàn)時代的一個主流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