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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貧困，不要假裝沒看見

2022-04-02 18: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chuàng) 李亦硬核讀書會

《傲骨賢妻》劇照。

你能想象一位畢業(yè)于東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的女性，也會陷入貧困嗎？中村淳彥在他的《東京貧困女子》中，為我們展開了關于女性貧困的細節(jié)。也讓我們反思，為什么女性稍有不慎，就會落入貧困的深淵。

?作者 | 李亦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村淳彥在居酒屋喝酒時，被一位陌生男人搭話，偶然得到了撰寫男性成人雜志文章的工作機會。他在幾乎沒有文章撰寫經驗的情況下，開始了采訪日本風俗行業(yè)從業(yè)者和撰稿的職業(yè)生涯。

隨著男性成人雜志徹底消失，和風俗行業(yè)女性從業(yè)者見面、聽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整理成訪談文字，成為中村淳彥唯一持續(xù)至今的事。20多年來，中村淳彥采訪的女性超過1300人。

在《東洋經濟新聞》一位編輯的提點下，中村淳彥發(fā)現(xiàn)，這些不得不進入風俗業(yè)工作的女性背后折射出了日本巨大的社會問題：在男權主導、職場欺壓、針對單身母親和殘障人士的福利制度不健全、非正式雇傭制度大行其道、助學金償還壓力巨大的日本，只要行差踏錯一步，女性就會陷入貧困的深淵。即便她曾擁有不錯的家世、良好的修養(yǎng)，畢業(yè)于東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甚至被大企業(yè)重用過，也會有遭此境遇的可能。

《東京貧困女子》

[日]中村淳彥著，傅栩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8

2016年4月起，中村淳彥開始在《東洋經濟新聞》連載對貧困女性的采訪，這也是《東京貧困女子》一書的起點。在大量的女性來信中，中村淳彥看到了觸目驚心的底層貧困事實，在東京繁華街道的角落和縫隙中，潛伏著數(shù)不勝數(shù)的絕望故事，女性的命運在日本社會種種力量的威逼中，正搖搖欲墜。

校園貧困：助學金的沼澤

貧困往往是代際傳遞的，上一代的貧困常會延續(xù)至下一代，因為家庭的無能為力、不負責任，父母身患疾病、早早亡故或自身被棄養(yǎng)的女性在兒童時期就會經歷這一困境。即便通過福利機構和勤奮學習進入大學，校園貧困也將是日本女性成長道路上的一大難題。

根據(jù)中村淳彥的觀察，日本大學校園是真正的貧困“巢窟”。

現(xiàn)今日本大學的學費大漲，而大學生的父母的收入已然大幅下降。1996年時只要1.2萬日元的國立大學學費已經漲到了如今的53.58萬日元，直接翻了44倍，而學生的家庭收入?yún)s從1994年的664.2萬日元下降到現(xiàn)在的560.2萬日元。學費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增加，讓父母無法承擔子女的高等教育的費用。

然而，事實更嚴峻的地方在于，現(xiàn)在的大學課業(yè)比起過去更為繁重，時間不像以前那樣自由，學生沒有足夠的勞動時間來賺取學費。即使下定決心要打工賺錢，招工信息雜志和網站上登載的招工廣告也大多是一些接近最低工資水平的工作。

貧窮的學生們最終很可能會選擇申請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助學金。

《東京女子圖鑒》劇照。

以前，日本育英會會為因經濟原因而有就學困難的學生提供就學資金借貸服務。隨著日本政府于2004年對其進行大幅度的調整，日本育英會被廢除，改組成為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向學生提供助學金。

但這種名義上的助學金實際是償還型的金融產品。其利率也是變動型的，目前雖然是以0.01%的低利率在推移，但低利率時代一旦結束，就會跳到3%的上限。

申請助學金的門檻也很低，中村淳彥提到，明明是以嚴謹?shù)馁Y金運作為條件的融資，但程序上只要父母的收入水平被認定為低下就能通過審查；既沒有擔保，也不管作為債務承擔者的學生本人的償還能力如何，他們“不知道將來要從事什么職業(yè)，甚至連‘勞動’是什么都不清楚，高中剛畢業(yè)，被認定為低收入家庭出身——將有利息的資金借給這樣的未成年人，怎么想都是無謀之舉。但對大學畢業(yè)后就開始的還款，學生支援機構的要求卻很嚴格——若是滯納3個月以上，就和民間的金融機構一樣將之列入黑名單（個人信用情報機構），開始由回收債權的專門企業(yè)實施催繳。所謂助學金，本質其實就是學生貸款，這么一個令人聯(lián)想到支援和給予的美好詞語，卻被商業(yè)性地利用了”。

在如今的日本，領取助學金的學生，已經超過了學生總數(shù)的一半，這意味著大學生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得不背著足以讓自己破產的負債步入社會。

中村淳彥在《東京貧困女子》中寫到，出賣身體的女性和社會狀況往往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遠在這項制度成為社會問題之前，相關的傾向就在這些女性身上顯現(xiàn)出來。2011年左右，就開始有貧困的女性說起自己因償還助學金而煩惱。

《怒》劇照。

在中村淳彥接觸的采訪對象中，小倉女士申請助學金的經歷最讓人唏噓。

她在父親的勸說下，全額借貸了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第一助學金（每月6.4萬日元）和第二助學金（每月12萬日元），合計每個月有18.4萬日元。她

每月領取助學金的本人名義的儲蓄賬戶由父親保管，在支付完學費后，賬戶中剩余的120多萬日元則被父親拿來用作生活開銷。大學4年，她累計的負債將超過1000萬日元。助學金被父母挪用，這在日本越來越常見，很多學生在不了解具體內容的情況下，就被父母半逼迫著背上了債務。

據(jù)小倉所說，她的父親當時53歲，正從事某種專門職業(yè)資格的個體經營。他對自己的兩個孩子根本沒興趣，父女之間的距離十分遙遠。

可早已萬念俱灰的小倉即使知道父親挪用了助學金，也無動于衷，“反正自己也活不長，所以管它是負債300萬日元還是1000萬日元，根本沒什么區(qū)別”。在被父親拿走助學金的同時，小倉不得不進入風俗業(yè)打工來勉強維持生活。

小倉未來的志愿是做一名保育員。中村淳彥嘆息：“越是生長在貧困家庭或遭遇過不幸的女性，越傾向于放棄為自己合法地積累財富的選項，而抱著希望能對別人有用的心態(tài)，去選擇那些低收入的福利類職業(yè)。保育行業(yè)的現(xiàn)狀是，為解決保育園不足的問題，企業(yè)主導型的保育園制度開始施行，對孩子并沒有太大興趣的企業(yè)為了政府補貼而大量涌入，整個行業(yè)危機四伏、搖搖欲墜。”

非正式雇傭制度：在溫飽線掙扎

自《勞動者派遣法》在1999年實施并在2004年修訂之后，非正式雇傭制度開始在日本社會激增并得到普及。

現(xiàn)在，日本企業(yè)的非正式雇傭已經超過全體雇傭的一半。在《新·日本的階級社會》一書中，除打零工的家庭主婦，非正式雇傭的勞動者均被歸類到社會階層的最下層——“社會底層人群”之中，該人群的平均年收入是186萬日元，貧困率也高達38.7%。

和穩(wěn)定的“終身雇傭制”相比，小時工、臨時工等非正式員工在工資報酬、福利方面與前者的差距加大，正式員工往往對非正式員工表現(xiàn)出職權欺壓和人情淡漠。同時，作為非正式員工工作會有一種連貫性——很多人再也無法回到正式員工的身份中去，身陷臨時工的生存模式。

非正式雇傭無疑受到了企業(yè)的青睞，這種方式大大壓縮了人力成本，還不必對員工負責，用完即棄。日本公司將越來越多的雇傭關系從正式雇傭轉為了非正式雇傭，這種轉變尤其體現(xiàn)在對女性雇員的態(tài)度上。

《我，到點下班》劇照。

雖然有最低工資標準，但這些人拿不到獎金，不能指望升職或漲薪，合同一旦終止，他們就看不到未來了。中村淳彥接觸的貧困女性大多都只能謀一份非正式的工作，“這些女性不得不過著拮據(jù)而不安定的生活，因此很難下定決心結婚或生孩子，這又成了日本少子化的原因”。

因為這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有一種觀點也產生了：非正式雇傭形態(tài)的擴大，讓日本社會從“貧富差距社會變成了階級社會”。

另一方面，由于小泉純一郎政權時代的結構改革，給地方自治體的補助金被削減了，于是政府機構轉而開始壓縮雇傭費用。他們將此前由公務員負責處理的業(yè)務交給了非正式職員，于是，“官制窮忙族”誕生了。

女性首先成為了他們的目標，圖書管理員、護工、保育員、窗口接待員等崗位一項一項地改為非正式聘傭制。

不僅業(yè)務部門的職員的雇傭被非正式化，從2000年開始，幼兒園、看護機構、圖書館等都開始整個地被外包給民間運營，而自治體支付的委托費用又十分低廉，這些行業(yè)都變成了嚴重低薪現(xiàn)象的溫床。

中村淳彥采訪過一位在圖書館就職的員工谷村女士，她所在的機構八成以上的圖書管理員都是非正式聘用的職員，只有兩成左右是公務員。而非正式雇用的圖書管理員，無一例外都拿著仿佛計算好的等于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

中村淳彥說：“他們利用公務員長久以來的穩(wěn)定印象來招攬人才，誘導他們進入只能勉強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低薪系統(tǒng)，最后把人才用完就棄?！?/p>

/unsplash

受貧窮所困的谷村女士決定通過考取學藝員資格，進入文化事業(yè)。這讓中村淳彥感到灰心，這種老實認真的貧困者行為模式他已見過不少，他們中的很多人會為了取得難度較低的資格而開始學習，花費更多的錢和時間，生活卻更加窘迫。谷村女士的目標和小倉想成為保育員的志愿相差無幾，都是在非生產性領域，她們的努力仍然不能幫助她們在未來擺脫貧困。

中村淳彥在書中指出，這里面其實暗藏著她的選擇與市場主義相違背的現(xiàn)實，而對公共事業(yè)深信不疑的老實的大眾則成了犧牲品。

因為這些工作并不是生產性的，所以就等于在用被雇用者的良心和善良的本性換錢，而有意讓這一切發(fā)生就是“官制窮忙族”現(xiàn)象最丑惡的一面。不僅是自治體，那些民間企業(yè)也經常會削減那些老實而順從、從無怨言的人的工資。像谷村女士這樣老實、順從又文靜，得到的信息量很少的女性，率先成了財政困難的公共事業(yè)為了維持生存而獻出的犧牲品。

看到大量的日本女性身陷貧困，卻做著無謂的努力，只要一有機會，中村淳彥就會一遍遍地重申：“不要讓未來有無限可能的年輕人從事社會福利相關職業(yè)。要讓他們參與生產，賺錢納稅?！?/p>

過去，安倍政權雖然確立了“工作方式改革”和“一億總活躍社會”的指標，意欲進一步推動女性進入職場。然而，非正式雇員占全體被雇用者的四成，占全體被雇用女性的六成。那些被迫在臨近貧困的狀態(tài)下生活的非正式工女性，雖竭盡全力地生存，但仍然找不到一條可以單純依靠自己的力量脫離困境的道路。

除此之外，中村淳彥發(fā)現(xiàn)導致女性貧困的原因還包括男性的暴力和女性自身的精神疾病。

從數(shù)據(jù)來看，日本的離婚撫養(yǎng)費未支付率超過八成。單身母親如果從自己家得不到支援，又只能做非正式聘用的工作，前夫若是再拒絕支付撫養(yǎng)費，她們將難以生存。

《坡道上的家》劇照。

因為家人生病而離職去看護的女性也很常見，一位出身優(yōu)渥的女性因照顧姐姐而辭職失去經濟來源后，她成績優(yōu)秀的女兒也中止了學業(yè)，這將家庭的未來拉入泥濘之中。

在日本，“女性博士貧困”已經被討論了多年。即便是個人能力極強、學歷極高的女性博士，進入職場后也會因男性上司的權力打壓而身心受損。

中村淳彥采訪過的井川女士，因職場剝削而徹底病倒停職。當她開始領取殘障年金后，政府馬上要求她返還兒童撫養(yǎng)補貼金——因為判定殘障者無法撫養(yǎng)兒女；后來又要求她返還傷病補貼金，因為這幾種補貼不能并用。井川原本想求助于失業(yè)保險，但糟糕的身體狀況令她無法再參加勞動，她的失業(yè)保險申領被拒絕了。

《東京貧困女子》的閱讀體驗是驚心動魄的，女性要精確地躲避社會拋來的各種難題、如履薄冰，才能不墜入貧困的沼澤。每一個選擇都性命攸關，而這遠遠不是一句居高臨下的“責任自負”就能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