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未像現(xiàn)在這個時代這么關注兒童，他的衣食住行、教育成長成為所有人關注的焦點，并且愈演愈烈，從“贏在起跑線”甚至到了“贏在子宮里”。事實上，兒童一開始并非就是焦點，童年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英國史學家哈里·亨得利克（Harry Hendrick）曾感嘆：“如果女人是被隱藏在歷史里，那么兒童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

歷史學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成為兒童史領域具有突破意義的標志性作品，該書在歐美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使這一乏人問津的領域迅速變得繁榮起來。在書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假設，如傳統(tǒng)社會是不存在兒童的概念的，數(shù)個世紀的時間里，兒童只是迷你版的大人，與他們一起生活、勞動、玩耍。但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兩種主要運動，兒童開始和大人分離，使得自己的身份逐漸凸顯起來。阿里埃斯認為，一方面是學校教育取代了學徒制，學校將兒童隔離，在獨立的空間接受“封閉式教育”。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密切配合，隨著私生活的誕生，父母和子女的感情在家庭內(nèi)部通過重視子女教育表現(xiàn)出來。

阿利埃斯之后，兒童史文獻編纂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同時也出現(xiàn)了更多的問題和挑戰(zhàn)，如兒童年齡端分類標準的變化、生育醫(yī)療技術的發(fā)展（胚胎冷凍、人工授精、代孕母親等）、婚姻家庭的變化（結(jié)婚率下降、同居現(xiàn)象等）。艾格勒·貝奇和多米尼克·朱利亞主編的《西方兒童史》（上下卷）從古代一直寫到今天，試圖在歷史脈絡中去理解有關兒童的問題。  

本書上卷從古代寫到17世紀，下卷從18世紀寫到今天，這種歷史分期顯然受到了阿利埃斯的影響，正是他提出了對兒童的認識到了17世紀才有所改變。相比于阿利埃斯，本書提供了更豐富的史料，從不同時期社會對兒童的不同定義及對待、年齡段的劃分的變化、不同性別或不同年齡兒童的社會角色、兒童禮儀、家庭環(huán)境、學習規(guī)劃、活動場所等角度，構成完整的兒童史框架，同時以細節(jié)豐富、論證翔實的專題史形式，研究現(xiàn)代棄兒、兒童務工、殘疾兒童等問題，深化了對西方兒童史重要主題的思考。

回到中國，我們似乎并沒有阿利埃斯意義上的斷裂。臺灣學者熊秉真在她的《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一書中，為我們鉤沉了中國孩子的歷史。提到孩子，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是過去的幼教和家訓，尤其是宋元明清，訓幼的文獻尤其不少，《三字經(jīng)》、《千字文》、《弟子規(guī)》等，這些訓幼文獻加上一些詩詞傳記材料，構成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書中對比了中西不同的兒童觀。她用王陽明的《訓蒙大意》和李贄的《童心說》去對比洛克的《教育片論》和盧梭的《愛彌兒》。

洛克和盧梭對人的認知能力都持樂觀看法，堅持個人自主選擇的能力，因此在教育孩子上強調(diào)自知自制，父母不能肆意專斷地行使其統(tǒng)治權，要尊重兒童的個性，協(xié)助其成長?！稅蹚泝骸分斜R梭強調(diào)了對幼童的憐愛與同情，孩子要發(fā)揮他的天真，不能太早受僵化管教，固定人格習性，甚至成家立業(yè)，最后不過成了父母愚昧和社會虛榮的犧牲品，葬送了原本健康快樂的人性與人生。這與王陽明強調(diào)的良知良能和李贄強調(diào)的“童心”有異曲同工之妙，“童心者，人之初；童心者，心之初”，不能因為世上充斥著“假人”“假言”、“假事”、“假文”而湮滅。

熊秉真的研究多停留在古代中國，涉及近現(xiàn)代的內(nèi)容不多。事實上，和古代比較，在現(xiàn)代意義下被塑造的“孩子”，包含了晚清以來就主導著中國知識分子想象的民族意識，也包含了知識分子試圖將年輕一代改造成現(xiàn)代化國家的模范公民的想法。兒童在近代歷史上成為焦點，乃是因為他成為了民族國家的一個隱喻。救救孩子背后乃是救救中國，從“鼓民力”、“開民智”、“興民權”等口號，到“少年中國說”，兒童成為“新民”的重要組成，“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

《兒童與戰(zhàn)爭：國族、教育及大眾文化》

徐蘭君和安德魯·瓊斯在其主編的《兒童的發(fā)現(xiàn)》一書中，梳理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徐蘭君還在自己另一本著作《兒童與戰(zhàn)爭》中分析了兒童身上所傳遞的囯家、民族、教育和大眾文化的相關理念。總的說來，這一時期，兒童的發(fā)現(xiàn)其實更多的是成人世界的反省和再造，兒童成為一種被建構形象，傳達出一種國家和民族在沖擊下的復雜情緒。

改革開放以來，負載于兒童身上的宏大敘事逐漸消解，如民族、國家等主題逐漸讓位于個體的成長、家庭的幸福。兒童在家庭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尤其在實行計劃生育之后，兒童簡直成為了家庭的核心，成為名副其實的“小皇帝”。人類學者景軍在他的《喂養(yǎng)中國小皇帝：兒童、食品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巧妙地通過討論兒童食品的變遷去分析兒童、家長以及老人等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進而去討論獨生子女政策對于每一個人的影響。

通過歷史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兒童”這一概念一直在發(fā)生變化，從而使它帶有強烈的建構色彩。大多數(shù)時間，我們是在借著“兒童”傳達成人世界的焦慮和思考，“兒童”自己的聲音卻難以被聽到。波茲曼曾經(jīng)寫過一本《童年的消逝》去討論電子媒介的侵襲下，純真童年的消逝。我們換個位置想一想，其實在任何時代，童年可能本來就不純真，總會有復雜的多重敘事，掩蓋著童年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