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關于“打破胡煥庸線”的討論還有幾個問題需要探討：一是“打破胡煥庸線”的內涵是什么？要打破什么？打破的標志是什么？二是現實中胡煥庸線是否正在被打破？三是什么因素導致胡煥庸線不會被打破或正在被打破？本文試圖通過考察1949～2014年胡煥庸線兩側人口分布變動情況及其影響因素，對相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定義、方法和數據

（一）準胡煥庸線的提出

胡煥庸線是以縣為單位，分為東南半壁和西北半壁，部分省份被胡煥庸線分成了兩部分。為了提高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研究的方便，本文在保持省級區(qū)域完整性的情況下，以省為單位，對兩側進行分割。一個省級區(qū)域橫跨胡煥庸線兩側時，以面積較大的一側區(qū)分歸屬，在東南面積較大的省放入東南半壁，在西北面積較大的省放入西北半壁。四川較為特殊，在胡煥庸線西北面積較大，但經濟的發(fā)展程度、人口所占比重都是東南半壁大于西北半壁，故劃入東南半壁。這樣劃分后，東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分界就不再是一條直線，而是以省界為基礎的曲線，也就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胡煥庸線，因此稱之為“準胡煥庸線”。

“準胡煥庸線”的走向是:內蒙古與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陜西的交界—寧夏、甘肅與陜西的交界—甘肅、青海、西藏與四川的交界—西藏與云南的交界。準胡煥庸線東南部有：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陜西25個省份，西北部有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6個省份。線兩側的土地面積也發(fā)生了變化。東南半壁為429.62萬平方公里，占31個省級行政區(qū)的44.7%，西北半壁為531.41萬平方公里，占31個省級行政區(qū)的55.3%。與原胡煥庸線以東地區(qū)占42.9%，以西地區(qū)占57.1%(胡煥庸，1990)相比，僅相差1.8個百分點。

（二）準胡煥庸線分析的基礎數據

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tǒng)計資料匯編》和歷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這些資料中有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等，沒有出生人口和遷移人口或機械變動人口。為了分析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對線兩側人口分布的影響，本文用總人口和出生率估計出生人口，再用“當年年末總人口=上年年末總人口+當年自然變動人口+當年遷移及其他變動人口”的公式，推算遷移及其他變動人口。在這里遷移及其他變動包括人口的遷移流動、行政區(qū)劃變動(如赤峰地區(qū)由遼寧省劃入內蒙古自治區(qū))、人口統(tǒng)計誤差(每年遷移流動人口的統(tǒng)計及普查年對這些統(tǒng)計的修正和補充)和統(tǒng)計口徑差異造成的人口統(tǒng)計量的變化等，本文將此統(tǒng)稱為“機械變動”。

二、準胡煥庸線兩側總人口分布變動分析

(一)準胡煥庸線兩側人口分布變動的時間維分析

1951～2014年，全國31個省份人口由1951年的54923萬增至2014年的136520萬，同期準胡煥庸線東南部人口由52301萬增至127290萬，西北部由2582萬增至8957萬。東南部與西北部人口比由1951年的95:5變?yōu)?014年的93:7。東南部大致減少2個百分點，西北部大致增加2個百分點。這表明準胡煥庸線雖然基本維持穩(wěn)定，但也在發(fā)生緩慢變化，即東南部在微弱減少，西北部在微弱增加。

為了考察哪些因素對這種變動的影響更為顯著本文以東南部人口占比年度增量、西北部人口占比年度增量為因變量以東南部人口自然增長占比和人口機械增長占比、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長占比和人口機械增長占比4種占比為自變量，分別進行多元逐步淘汰回歸分析，經過多種分期試驗，選擇不同分期中顯著性水平最高的結果進行分析（詳見，表1、表2）。

1.第一階段(1952～1962年):人口向西北部流動顯著東南部人口自然增長影響顯現

東南部人口占比由1952年的95.22%下降到94.43%，降低0.79個百分點，年均降低0.073個百分點。人口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均為1.60%，人口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均為0.015%。西北部人口占比由1952年的4.74%上升到5.44%，提高0.7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067個百分點。人口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平均為0.098%，人口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平均為0.057%?；貧w結果顯示，東南部人口占比增量，隨東南部自身人口自然增長、機械增長而增加，隨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而減少。東南部自身人口自然增長比機械增長影響更大，西北部人口機械增長比自然增長對東南部人口占比增量影響更大；西北部人口機械增長比東南部自身人口自然增長影響更大。西北部人口占比增量，隨西北自身人口機械增長而增加，隨東南部機械增長而減少，與西北和東南的自然增長無顯著關系。

這一階段主要是人口機械增長影響兩側人口占比的變化，而且西北部人口機械增長影響更為顯著。1959～1961年，干旱波及黃河流域、西南、華南、華北、東北、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東南部受到的影響要大于西北部，1959年華東地區(qū)又遇長江洪水，東南部人口負增長幅度大于西北部，使人口機械增長對東南人口占比下降、西北人口占比上升的影響更顯著。

2.第二階段(1963～1977年):人口向西北部流動強化，自然增長影響不顯著

東南部人口占比由94.43%降到93.75%，降低0.68個百分點，年均降低0.045個百分點，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平均為2.13%，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平均為-0.030%。西北部人口占比由5.44%上升到6.05%，升高0.61個百分點，年均升高0.041個百分點，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平均為0.148%，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平均為0.023%。東南部、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均高于前期。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均值，東南部為負，西北部為正，人口由東南向西北流動顯著。

東南部人口占比增量，隨東南機械增長占比增加而增加，隨西北部人口機械增長和自然增長占比增加而減少，以西北部人口機械增長占比增加影響更強。東南部人口占比增量與東南部本身自然增長關系不顯著。西北部人口占比增量，隨西北部本身人口機械增長占比增加而增加，隨東南部人口機械增長而減少，西北部人口機械增長的影響更大；與兩側人口自然增長關系不顯著。

3.第三階段(1978～1999年)，人口向東南部流動明顯，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長影響顯現

這個階段是自改革開放開始的1978年至西部地區(qū)大開發(fā)戰(zhàn)略實施前夕的1999年。東南部人口占比由93.75%下降到93.40%，降低0.35個百分點，年均降低0.016個百分點，人口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平均為1.023%，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平均為0.121%。西北部人口占比由6.05%上升到6.41%，升高0.36個百分點，年均升高0.016個百分點，人口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平均為0.082%，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平均為0.010%。東南、西北部人口占比年均變動量均低于前期，顯示兩側人口分布有趨于穩(wěn)定的態(tài)勢，年均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低于前期，則顯示自然增長對兩側人口分布也有趨穩(wěn)態(tài)勢。年均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東南部由負變正，顯示人口機械增長對東南部人口占比的推升作用；西北部雖為正，但上升幅度有所下降。

這一階段東南部人口占比增量，隨著自身兩種人口增長而增加，隨著西北部兩種人口增長而減少，二者的影響均比較顯著，其中人口機械變動影響更大。結合年均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由負變正的情況，可以判斷這一階段人口向東南部流動為主。西北部與東南部情況類似，也隨自身兩種增長而增加，隨東南部人口增長而減少，也都比較顯著，西北部自身人口的機械增長、東南部的人口自然增長對西北部人口占比減少影響更大。

4.第四階段(2000～2014年):人口向東南部流動減弱，西北部自然增長影響穩(wěn)定

自西部地區(qū)大開發(fā)戰(zhàn)略開始實施的2000～2014年。東南部人口占比由93.40%降到93.24%，降低0.16個百分點，年均降低0.010個百分點，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平均由1.023%降為0.470%，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平均由0.121%降為0.083%。西北部人口占比由6.41%上升到6.56%，升高0.15個百分點，年均升高由0.016個百分點降為0.010個百分點，自然增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年均由0.082%降為0.049%，機械增長占全國總人口比重年均由0.010%降為0.001%。東南、西北部人口占比年均變動量繼續(xù)下降。

這一階段，東南部人口占比受機械增長作用增強，自然增長因素不再顯著，西北部兩大變動繼續(xù)使其占比下降。西北部受東南部和自身機械變動的影響也同樣更強。兩側繼續(xù)受自然增長因素影響，但力度有所減弱。

(二)準胡煥庸線兩側人口分布變動的空間維度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分別對兩側人口分布及總體趨勢變動特點概括如下(詳見圖1、圖2、圖3）。

東南部人口自身自然增長影響時隱時現，自改革開放和西部地區(qū)大開發(fā)以來，東南部人口機械增長影響顯著。東南部自然增長在1963～1977年、2000～2014年兩個階段對東南部人口占比影響不顯著；1978～1999年東南部機械增長對東南部人口占比影響最大，其次是2000～2014年。西北部人口機械變動和自然增長始終是影響東南部人口占比的顯著因素。從非標準化系數看，西北部人口機械變動對東南部人口占比影響最大的時間段依次是1963～1977年、1978～1999年、2000～2014年，西北部人口自然變動對東南部人口占比影響最大的階段依次是1978～1999年、1952～1962年、2000～2014年。

2.西北部人口占比：機械增長影響始終顯著，自然增長影響有加大趨勢

西北部人口自身的機械增長始終是影響西北人口占比的顯著因素，以1963～1977年西北部人口機械變動影響最大。自然增長對西北部人口占比的影響，在1978年以前不顯著，1978～1999年影響較大，2000～2014年影響更大。東南部人口的自然增長在1978年以前對西北部人口占比影響不顯著，1978年開始變得顯著，但2000～2014年其影響低于西北部人口自身自然變動。

3.總體趨勢:西北部上升、東南部下降，升降幅度縮小，兩側分布趨穩(wěn)

東南部人口占比下降、西北人口占比上升具有一種客觀必然性，不是偶然的波動或人為的干擾。偶然因素可以造成少數年份劇烈波動，但沒有改變東南部下降、西北部上升的大趨勢。各階段兩側占比變動總幅度和年均變動幅度絕對值都呈下降趨勢，兩側人口分布逐漸趨穩(wěn)(見表3)。兩側自然變動占全國總人口比重以1963～1977年為最高，此后逐漸下降。最近階段為最低。在4個階段中，機械變動對兩側人口分布的影響均顯著，而自然增長對兩側人口分布影響的顯著性只是階段性的。在西部大開發(fā)時期，西北部人口占比雖然統(tǒng)計上顯著，但機械增長年均占比不足0.001%，而自然增長卻為0.048%。

三、兩側人口分布變動因素

自然變動和機械變動只是兩側人口分布變動的直接原因。在自然變動和機械變動的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和自然環(huán)境的原因。在既定的自然環(huán)境下，變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工業(yè)化、非農化、城鎮(zhèn)化是兩側人口分布變動的基本推動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向西北部地區(qū)的遷移流動，提高了西北部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除了邊疆建設需要、行政力量推動外，工業(yè)化、城市化發(fā)展是長期起作用的基本推動力。以1950～2014年西北部總人口占比為因變量，以西北部多種經濟指標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淘汰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西北部工業(yè)產值占GDP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總人口占比就提高0.012個百分點，第一產業(yè)產值占GDP比重每下降1個百分點，總人口占比就下降0.017個百分點，城鎮(zhèn)人口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總人口占比提高0.015個百分點(見表4)。這表明65年來準胡煥庸線兩側人口分布緩慢變化是工業(yè)化、非農化、城鎮(zhèn)化推動的結果。從標準化回歸系數看，城鎮(zhèn)化的推動作用更大，其次是工業(yè)化和非農化。

(二)人口轉變階段性差異是兩側人口分布變動重要客觀基礎

人口分布變動分期分析表明，1952～1962年和1978～1999年東南部、1978年開始西北部人口占比與自然增長占比呈顯著正相關，有時這種相關關系并不十分顯著。另有相關研究指出，生育政策的差異是中同東、中、西部二大經濟地帶人口自然增長差異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本研究表明，準胡煥庸線兩側人口轉變的階段性差異是兩側人口占比65年變動態(tài)勢的重要客觀基礎。生育政策的差別，與人口轉變的客觀階段性相比處于次要地位。圖3除特殊年份(3年困難時期)外，東南部人口死亡率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已低于西北部(見圖3)。

從圖4可以看出除個別年份外，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以下簡稱《公開信》)發(fā)表以前，東南部人口出生率已經長期低于西北部。這表明，東南比西北更早地進入了人口轉變。當東南部人口出生率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幾年開始從高位下降時，西北部人口出生率仍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1991～2014年，平均保持在2.89個千分點，仍沒有高出1963～1979年的平均幅度。（圖5）西北部人口自然增長高于東南部，東南部人口占比下降、西北部人口占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不僅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區(qū)域差異和民族差異，更重要的是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差異產生的人口轉變的客觀階段性差異。這種情況在回歸方程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從圖2可以看出，準胡煥庸線兩側總人口占比的變動并不是平滑的曲線。觀察兩側占比的年度增(減)量(圖6)，可以發(fā)現一些年份增量的劇烈波動。除了統(tǒng)計誤差和口徑變動以外，這些波動的背后都能找到相應的宏觀社會背景。例如，1959、1960年及其前后，西北部人口占比大幅上升、東南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緣于3年困難時期東南部死亡率比西北部高，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長率比西北部低。1960、1961年，東南部的死亡率比西北部分別高2.93個千分點和4.2個千分點，出生率比西北部分別低2.08個千分點和0.96個千分點，自然增長率比西北部分別低5.01個千分點和5.16個千分點。

1971年前幾年東南部人口占比持續(xù)下降，西北部人口占比持續(xù)上升，1971年同北人口占比增量產生一個“跳躍”、東南人口占比增量形成一個“斷崖”。這一時期各省均為戶籍人口數據，人口統(tǒng)計口徑對其沒有影響。其原因則在于1968年開始的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僅1969年當年就有400萬人上山下鄉(xiāng)(關海庭，1995)，其中一大部分是跨線遷移。又如，2008年兩側占比與2007年相比，西北部出現一個“跳躍”，東南部出現一個“斷崖”；2009與2008年相比西北部變成“斷崖”、東南變成“跳躍”。這一時期各省都是常住人口數據，可以排除人口統(tǒng)計口徑的影響。其社會背景則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企業(yè)的沖擊，導致大批西北部務工經商人員回流，第二年亦有部分西北部民工再到東南部務工經商。

1990年兩側占比增量與1989年相比有一個小波動則是受西北部的內蒙古、西藏、陜西、新疆和東南部的江蘇、浙江人口數據由戶籍人口口徑變?yōu)槌Ｗ∪丝诳趶接绊?。由此看來，政治、經濟、社會的偶發(fā)性事件會影響兩側占比此消彼長的變化。但這些事件的影響是短期的甚至是短暫的。事件過后，會有補償性的回彈，重新回歸到客觀事物本來的趨勢上。

四、準胡煥庸線兩側主要發(fā)展指標的差距

本文評估的指標主要有兩側人均GDP、城鎮(zhèn)人口比重、家庭人均收入等。區(qū)域比較有兩項指標，一項是反映兩側相對差距的“相對差距指數”(西北部÷東南部×100)，即東南部為100時，西北部是多少。另一項指標是反映兩側絕對差距的東南部減西北部的差值。重點考察的時間段為1978～2014年，即兩側人口分布變動分期的第二大時期兩個階段。

(一)人均GDP:現階段相對差距縮小，絕對差距擴大

1978年以來，兩側人均CDP都在增長。改革開放至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實施前，兩側相對差距一直在擴大:1978年人均CDP的相對差距指數為93%，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實施前5年(1995～1999年)平均只有70.77%。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實施的第四年(2003年)開始上升，2012年達到89.33%，與2002年比，相對差距指數縮小了18個百分點。2013、2014年相對差距指數亦連續(xù)下降到88.73%、87.89%。兩側絕對差距，除1983、1985、2010和2011年外，其他年份都在擴大。在2000年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開始實施前一年(1999年)西北部比東南部低2081元，2014年擴大到6132元。

(二)城鎮(zhèn)人口比重:西北部4個拐點顯示新型城鎮(zhèn)化潛力與條件

1978～1994年同北城鎮(zhèn)人口比重高于東南部1995年開始東南部城鎮(zhèn)人口比重高于西北部2012～2014年東南部比西北部高7個百分點以上，相對差距指數為87%左右。西北部城鎮(zhèn)人口比重變動有4個拐點，拐點后都呈上升趨勢。

第一個拐點是1983～1984年，城鎮(zhèn)人口比重大幅提高。1984年國務院發(fā)布《關于農民進入集鎮(zhèn)落戶問題的通知》，開始允許有經營能力和有技術專長的農民進集鎮(zhèn)落戶。按戶籍人口計算，當年內蒙古城鎮(zhèn)人口增加574萬，青海增加77萬，新疆增加444萬，城鎮(zhèn)人口比重分別提高13、12、7個百分點。西北部合計提高6.75個百分點，比東南部(2.99)高出3.76個百分點。

第二個拐點是1989～1990年，城鎮(zhèn)人口比重下降3.26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內蒙古、新疆、西藏統(tǒng)計口徑由戶籍人口變?yōu)槌Ｗ∪丝?。如內蒙古的城?zhèn)人口由1989年的1056萬下降到1990年的781萬，表明到1990年城鎮(zhèn)戶籍人口累計有275萬凈流出，城鎮(zhèn)人口比重由按戶籍人口計算的50%下降到按常住人口計算的36%，在統(tǒng)計上下降了14個百分點。

第三個拐點是1999～2000年，城鎮(zhèn)人口比重下降3.26個百分點。這一年只有寧夏人口統(tǒng)計口徑由戶籍人口變成了常住人口，但沒有引起城鎮(zhèn)人口比重統(tǒng)計上的降低。對西北部城鎮(zhèn)人口比重影響較大的是新疆。按常住人口計算，新疆城鎮(zhèn)人口由1999年的929萬下降到2000年的624萬，下降了305萬；農村人口由1999年的846萬上升到1225萬，增加379萬；總人口由1775萬上升到1849萬，城鎮(zhèn)人口比重由53%下降到34%，下降了近19個百分點。2000年是人口普查年，對以往統(tǒng)計不實有一種清理的作用。東南部也有這種情況，但只降低了0.41個百分點。新疆如此大的變化不能只從統(tǒng)計上找原因。在總人口有所增加農村人口大幅增加的情況下，城鎮(zhèn)人口大幅減少，可以估計在減少的城鎮(zhèn)人口中有相當部分流動到農村，另有部分流動到外省。

第四個拐點是2009～2010年。城鎮(zhèn)人口比重上升2.78個百分點。這是1984年后城鎮(zhèn)人口比重最大幅度的提高，2010年與東南部的差距由1999年的6.96個百分點下降到6.45個百分點，下降0.5個百分點。這一年除西藏外的其他5個省份普遍大幅提高。按城鎮(zhèn)人口比重提高的百分點數降序排列依次是:甘肅(3.35)、新疆(3.19)、青海(2.95)、內蒙古(2.11)、寧夏(1.80)；按城鎮(zhèn)人口增長規(guī)模的降序排列依次是:新疆80萬、內蒙古79萬、甘肅61萬、青海19萬、寧夏15萬。新疆、內蒙古、甘肅對西北部城鎮(zhèn)人口比重提高都有突出貢獻。特別是新疆對第三個拐點(1999～2000年)減少的城鎮(zhèn)人口起到了一定的補償作用。

(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由擴大轉為縮小，絕對差距初顯縮小征兆

提高西北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縮小西北部與東南部人民生活差距，是打破胡煥庸線的主要目的和內涵。城鎮(zhèn)人口比重已經從宏觀角度反映了兩側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下面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兩側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分析指標。

1988年以前西北部人均可支配收入與東南部的差距較小。1978～1987年西北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是東南的94%以上，與東南的絕對差距平均僅略高于20元。此后西北部與東南部的絕對差距持續(xù)擴大絕對差距每增加1000元所需要的時間也越短:1988年不超過100元(77元)，2000年超過1000元，達到1089元；2005年超過2000元，達到2072元；2008年超過3000元，達到3093元；2011年超過4000元，達到4394元；2013年達到最高，為5312元；2014年降為4935元。這些除了受實際收入影響外，也受價格的影響。西北部與東南部的相對差距，2006年達到最大，西北部只是東南部的69%。此后相對差距緩慢縮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對差距指數2009年超過70%，2012年超過71%，2013年超過72%，2014年達到77%。由于是同年同價格下的比較這種相對差距更能反映真實差距。

2000年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實施初期的五六年間并沒有立即遏止住西北部與東南部人民生活相對差距的擴大；2007年相對差距才趨于穩(wěn)定，并開始略微縮小，至2011年年均下降不足0.3個百分點；近兩三年才有相對明顯地改善:2014年相對差距指數由2011年的71%上升到77%，3年回升6個百分點，年均回升2個百分點。2014年絕對差距出現了縮小的征兆，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13年的5312元降為4835元。差距能否持續(xù)并加速縮小，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四)相對差距綜合指數:縮小兩側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既是可能的又是艱巨的

為了總體上比較兩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差距，本文構建了相對差距綜合指數，它等于各單項指標相對差距指數的算術平均值。相對差距綜合指數可以反映各單項相對差距指數的共同特征。1978～2014年兩側人口分布變動的兩個階段(1978～1999年、2000～2014年)，也是兩側主要社會經濟指標相對差距變動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兩側主要社會經濟指標相對差距由小變大，第二個階段則是相對差距由擴大變穩(wěn)定或略有回升。在第一階段相對差距綜合指數由100%(1978年)，下降到80%(1999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指數下降了21個百分點，人均GDP相對差距指數下降了22個百分點，城鎮(zhèn)人口比重相對差距指數下降了17個百分點，實際差距擴大了同樣的百分點數。第二階段由2000年的77%回升到2014年的84%。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指數回升了近5個百分點，人均GDP相對差距指數回升了16個百分點，城鎮(zhèn)人口比重相對差距指數回升了1個多百分點，實際差距相應縮小了同樣的百分點數。

截至2014年，差距最大的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指數為77%)，其次是城鎮(zhèn)人口比重(相對差距指數為87%)，最后是人均GDP(相對差距指數為84%)。這表明人均GDP差距縮小雖然明顯，但轉化為城鎮(zhèn)化的推動力，進而轉化為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縮小兩側人民生活的差距，還需要較大的努力。隨著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推進，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絕對量也在提高，縮小同樣百分點的相對差距，所需要提高的絕對量也將進一步擴大，所需要的努力也將會更大。

五、準胡煥庸線兩側經濟社會發(fā)展差距與人口分布的關系

為了探討縮小西北部經濟社會發(fā)展、人民生活與東南部的差距，以及兩側人口分布的關系，本文以西北部經濟社會主要指標與東南部相對差距指數為因變量，以西北部人口占比為自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西北部人口占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對差距將擴大53個百分點，人均GDP的相對差距將擴大17個百分點，城鎮(zhèn)人口比重的相對差距將擴大77個百分點，相對差距綜合指數將擴大49個百分點。這表明提高西北部人口占比，降低東南部人口占比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西北部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水平與東南部的差距，為西北部人民與東南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增添新的障礙。

六、結語

判斷兩側經濟社會發(fā)展和人口數量對比關系變與不變取決于設定的標準。1990年胡煥庸用1982年人口普查數字計算結果與1933年的數據比較后發(fā)現二者僅有1.6個百分點的差別，因此認為“它們之間的比例雖然經過半個世紀，但沒有多大的變化”(胡煥庸，1990)。本文準胡煥庸線兩側人口由1951年的95:5變?yōu)?014年的93:7，大致變動2個百分點，按照胡煥庸提出的標準也是有變化的，但“沒有多大的變化”或者說是相對穩(wěn)定的。未來能否“打破”胡煥庸線，標準不同判斷也會不同。

但本文研究表明，兩側人口分布在不斷變化，它符合胡煥庸教授的判斷，未來“隨著西部經濟的逐步開發(fā)，東西部的人口差別會逐漸減少”(胡煥庸，1990)。本文研究表明，這種變動具有可能性、有限性、階段性三大特征。胡煥庸線和準胡煥庸線兩側人口分布有限度的階段性變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兩側人口分布變動取決于兩側人民生活環(huán)境、水平、質量、保障四方面的差別程度，而這種差別由兩側自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狀況共同決定。促進自然、經濟和社會協(xié)調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努力破除各種障礙，縮小兩側人民生活差別，應該是在兩側人口分布上“破”或“不破”胡煥庸線和準胡煥庸線的主旨。為此，需要正確處理“工業(yè)化、非農化、城鎮(zhèn)化推動西北部人口占比升高”與“西北部人口占比升高可能會擴大西北部人民生活與東南部的差距”這對矛盾?，F階段應鼓勵西北發(fā)展所需人才、技術、資金向西北流動，不宜鼓勵一般意義上的人口向西北遷移，不應該把提高西北部人口占比作為研究的目的、內容和操作手段。

（本文首發(fā)于《中國人口科學》雜志2016年第一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