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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鑒|段義孚的《戀地情結(jié)》:人對理想環(huán)境的欲求
《戀地情結(jié)》翻譯出版后,我把這本書放到平日教學的兩門課里——“文化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研究方法”——作為課堂閱讀材料使用。我不僅帶著學生一起閱讀這本書,還布置了讀書筆記,了解他們的閱讀心得。其間我還參加了幾次地理學的課外讀書會,包括一期中學青年教師的《戀地情結(jié)》讀書會。
幾年下來,我發(fā)現(xiàn),翻閱過此書的大學生,有個普遍的共識:這本書文字雖不難理解,但很多地方仍讀不透,難得要領(lǐng)。
我想,可能有兩方面原因,會導致理解的屏障。其一,是段義孚思想與文字的深入淺出、以微知著——“淺”從話語中來,而“深”則達致存在的本質(zhì);“微”從個體中來,而“著”則顯明了形而上學的命運。一些讀者可能流于文字表面,在思想和學理上難以深入。
其二,或許是中華文化重集體輕個體、重道義輕體驗,而段義孚又常將目光縮聚在兒童、樹木、草地、房屋、街道這些具體而微的事物上,也在性別、年齡、五感這些習以為常的個體屬性上下筆千言。這似乎同我們習慣的宏大敘事的文化歷史認知模式存在一定錯位。
該如何理解《戀地情結(jié)》?我嘗試以平日授課和參與讀書會的經(jīng)歷,來分享自己就這本書具體內(nèi)容的思考,期待進一步闡幽明微,以會證友。

《戀地情結(jié)》,[美]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文化地理學譯叢版,2018年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版,2017年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紀念版。
一、全書文眼:對理想的欲求
“戀地情結(jié)”的核心是“理想”(ideal,或譯為“理念”)。因為存在理想,才產(chǎn)生出欲與環(huán)境建立聯(lián)系的沖動,所以“人類追求理想環(huán)境的腳步從沒有停止過”?!袄硐搿币泊┽樢€地貫穿著全書內(nèi)容。因此,閱讀《戀地情結(jié)》時,始終抓住“理想”這一立場,便能理解書中萬花筒般的案例。
《戀地情結(jié)》最不易理解的章節(jié)或許如下:第三章“一般的心理結(jié)構(gòu)和反應”;第十章“從宇宙到景觀”;第十一章“理想的城市與超越性的符號”。它們是整本書文眼的著重詮釋。
先看第三章:“一般的心理結(jié)構(gòu)和反應”。段義孚著力探討普遍的人類經(jīng)驗,這同我們對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慣常認識似乎相左。我們常以為,人文主義地理學強調(diào)個體性和差異性,而無興趣去尋找通則。這一章卻表明,《戀地情結(jié)》是從人類經(jīng)驗里的普遍本質(zhì)開始探索的,而對差異性的詮釋始終在于通達經(jīng)驗的普遍性。順便一提,段義孚的思想常被八十年代及以降的女性主義和文化批判理論貼上“本質(zhì)主義”的標簽(大衛(wèi)·西蒙 語)。
本章第一自然段,首先提出一個觀點:“人類擁有高度發(fā)達的符號思維能力”,而符號又把人類“自己和外部的客觀實在聯(lián)系起來”,形成了人地關(guān)系?!胺枴睂袄硇曰钡母拍睢!袄硇曰笔潜菊骂H難理解的一節(jié)??雌饋?,該小節(jié)似乎與上下文不相關(guān),但其實,它正是理解第三章,乃至整本書的文眼所在。

2021年12月,上海寶山,公園。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段義孚認為,人類不是完全理性的動物,而是“理性化”的動物。何為“理性化”?段義孚說:“大腦的新皮質(zhì)似乎有無限大的承載力,來為我們受進化過程中較低級的腦組織驅(qū)使而產(chǎn)生的行動提供’理由’”,“理性的腦是人類掌握的最重要的力量,它把我們的欲求轉(zhuǎn)換成現(xiàn)實的形象?!边@兩句話頗為關(guān)鍵。
在段義孚看來,“理性”就像一套包裝人類原始欲念的程序,能讓后者以合情合理的方式表達出來。換言之,段義孚在此含蓄借鑒了精神分析學派的觀點,認為潛意識的欲求是需要表達的能量,但若以其本來面目表達,則必然不被他人接受。因此,欲求需要理性來包裝,方能表達。此過程就是“理性化”。
符號乃是理性化的工具。比方說,人類都有進食的欲求,它需借助一套符號,像餐桌禮儀來包裝,方能合宜地表達,否則就與動物無異。
因此,段義孚將前一章所談到的感覺,都統(tǒng)一到理性化的欲求里。正如馬克斯·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里所言:“無論是感覺,還是簡單的知覺,或是想象,后面都有朦朧的欲求。欲求用它在睡眠及清醒時間中都持續(xù)不斷貫穿每時每刻的火焰來愉悅這些感覺,若其后沒有朦朧的欲求,感覺、知覺或想象是不存在的。”
那么,人對理想環(huán)境的欲求,又有著怎樣的理性化過程呢?
接下來的章節(jié):“分段”“組對”到“矛盾的調(diào)和”再到“物質(zhì)和宇宙模式”,呈現(xiàn)出了理想環(huán)境的符號體系得以生成的原初基模(schema)。
首先,自然界本身是連續(xù)的,但“人類傾向于將連續(xù)的自然界劃分成段”,“人類還會因為某種優(yōu)越感把自身的地域凸顯出來。”因此,原本連續(xù)的自然界就變成一段又一段的事物。這些片段不會胡亂排列,而會以一種特定秩序組合在一起。這樣的秩序被稱為“組對”,即:“從中挑選出一些對子,并把相反的含義賦予對子的每一方”。這是人類意識結(jié)構(gòu)的普遍特征。這種兩極分化的配對,影響著人類幾乎所有層面的體驗,也蘊含著“生”與“死”一般原始且無可抗拒的張力。

圖片來源:《戀地情結(jié)》第21頁。
這樣的張力需要調(diào)和,“對立的雙方時常因為第三股力量的介入而被調(diào)和?!边@樣,二元就變成了三元。這是否可理解為“一生二、二生三”的創(chuàng)世過程在環(huán)境里的體現(xiàn)?“一”——連續(xù)、混沌的自然,因人類逃避混沌追求理想,陸續(xù)生出了“二”與“三”。有讀者可能會問,為何一定是如此過程?矛盾雙方為何一定要有第三方來調(diào)和?段義孚沒有給我們解釋。而我認為,除了“道”以外,也再無其它任何上位概念能解釋。換言之,這一章,段義孚對人地關(guān)系的思考達至了終極。
因為出現(xiàn)了調(diào)和的第三方,才出現(xiàn)了中央的觀念,于是產(chǎn)生了“圓形”的幾何形狀。圓形在很多宗教思想里以“曼荼羅”來呈現(xiàn)。那么,“圓形”或“曼荼羅”就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環(huán)境的原初基模。人類如何把這個基模重新落實在大地上,好讓自己生存于其中呢?
首先,圓形的基模會與基本方位——東、南、西、北——對應起來;接著,人類會在環(huán)境里挑選出基本的物質(zhì)和元素,像金、木、水、火、土、氣,分別置于基模的特定位置上;其后,再把自身經(jīng)驗的所有基本層面——包括生死、男女、老少、尊卑、高低、怒喜、四季、原色、動物等——同基本元素一一對應,便形成了一個宇宙模式(如下圖:華夏中原人的宇宙模式)。段義孚在書中還描述了印尼人和印第安人的宇宙模式。

圖片為本文作者所繪。
這樣的宇宙模式是閉合、向心的,也是前現(xiàn)代的。在此基礎(chǔ)上,人類建造了房屋與城市——理想的宅與城。
二、理想的城市
段義孚說:“圓形可以認為是無數(shù)條邊的多邊形,但世界各地的人在實際應用中都簡化成了數(shù)目’四’?!睋Q言之,方形乃是只有四條邊的圓,“當象征宇宙的圓形秩序呈現(xiàn)于大地之時,就演化為了一個矩形”。由此看來,方形的城與宅,實際也同樣呈現(xiàn)出圓形的意象。另有學者認為,將圓形簡化為方形,還同土地劃分的實際情況有關(guān)。因為若劃分成圓形的地塊,中間必然出現(xiàn)空缺,無法彌合。無論怎樣,圓與方幾乎是前現(xiàn)代建筑的基本形式。
“理想的城市與超越性的符號”這一章,正是討論了前現(xiàn)代城市建筑的格局和意義。
首先,段義孚談到城市起源。他說:“在過去,人類把城市打造成儀式活動的中心,用宇宙的永恒和秩序?qū)棺陨淼拇嗳跣??!币簿褪钦f,城市出現(xiàn)的目的,在于“解決”人的生老病死和大地的混亂。所謂“解決”,并不是指工具層面的消除,而是指符號式地、“理性化”地去解釋,甚至可以說是“包裝”。換言之,通過構(gòu)造理想城市,人類方能可視化地去理解從生到死的人生旅途,理解環(huán)境里的缺陷,象征性地扭轉(zhuǎn)恐懼與死亡,獲得慰藉與安息。
這樣的城市起源說,同經(jīng)濟學的起源說大相徑庭:“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市場或一座軍事要塞,而只會看見某個世界超自然創(chuàng)造的理念”,“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隨機性,反映出了精確性、秩序性和從天堂里投射而來的可預測性?!痹?a >《浪漫主義地理學》里,段義孚更為直接了當?shù)卣f,人類建造城市就是“將天堂搬到地上”。
這樣,從本章第二節(jié)“宇宙的象征與城市的形式”開始,段義孚便談到大量城市空間格局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不僅具有最基本的圓與方的理想形狀,它還常呈現(xiàn)出同心環(huán)的格局。同心環(huán)不僅是向心的,還是向上的,與社會階層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
例如,書中談到的伊朗米底王國的首都??税吞鼓浅钦侨绱耍骸俺鞘泄灿衅叩莱菈?,墻垛為彩色,最外圍一圈為白色,接著依次為黑色、深紅色、藍色、橙色、銀色,最內(nèi)一圈為金色,環(huán)繞著狄俄塞斯的宮殿。城市的不同圈層可能由不同種姓的人口所填充。國王和貴族居住在最內(nèi)層。社會階層不斷降低、人口數(shù)量不斷增加的居民則依次向外填充面積不斷增大的各個圈層,同時地勢也在不斷下降。普羅大眾則居住在最外圈的城墻之外。于是,七道環(huán)狀的城墻就構(gòu)成了上升的階梯,象征階序性的宇宙?!?/p>
2020年3月,上海寶山,地鐵站。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由此,這樣的城市乃是有秩序的。段義孚在《時間、空間與建筑:哲學的思考》(Tim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Some Philosophical Musings)一文里認為,這樣的城市不僅對應著宇宙的秩序,它還適合以帝王、官員、商人、手藝人和農(nóng)民組成的階層化的社會秩序。
那么,方形又如何體現(xiàn)出城市之理想呢?在“矩形的理念”這一節(jié),段義孚說:“矩形也能象征宇宙,至少矩形被人們視為最適宜組織社會的理想框架”,“而同其它文明相比,中國的城市設(shè)計更明確地表達了宇宙的象征性。中國的帝都格局就是宇宙的圖案?!北热?,紫禁城與北極星(紫微星)相對,該城象征著北極星落在大地上的坐標和投影;中軸線對應著子午線;東、西兩門與文、武相對應;四面城墻與四季相對應,等等。
這樣的城市將貴胄和農(nóng)民都包裹在宇宙鏡像般的大地模型里,適合二十四節(jié)氣與晝耕夜息的農(nóng)耕文明,因此并不鼓勵商業(yè)的存在。反之,它有時還會壓制商業(yè)發(fā)展?!袄硐氲某鞘谐缟刑炜盏闹刃?,這與商業(yè)的觀念并不符合。城市象征著穩(wěn)固,而商業(yè)象征著不斷的交換和增長。不過理想城市的構(gòu)架,長期受到經(jīng)濟和人口擴張的反復沖擊,漸漸體現(xiàn)出了市場法則之下才有的新形式。因此在過去的歲月中,中國的理想城市不斷地瓦解掉?!?/p>
城市空間格局的這種變化,反映出形而上學的演變,體現(xiàn)出形而上學的命運,這是段義孚欲在書中揭示的重要線索。
在文藝復興的浪潮里,維特魯威的建筑理念重新受到重視?!熬S特魯威人”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建筑思想。十五世紀,阿爾伯蒂進一步繼承并發(fā)展了維特魯威的思想,主張從人類心靈出發(fā),研究建筑紛繁蕪雜的樣式,并“將建筑學深深地植根于人類的個性特征與社會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之中”(漢諾-沃爾特·克魯夫特 語)。進而,房屋和居住者身份相契合的觀念,逐漸變成一條神圣的自然法則。巴洛克時期有權(quán)有勢之人,就可以此法則為基礎(chǔ),來建造與安排私人與公共領(lǐng)域的建筑物。城市的空間格局,開始暗示出“整個社會正朝著政治中心化的結(jié)構(gòu)演變”。這樣,扇形的格局、開闊的遠景呈現(xiàn)在凡爾賽宮;圓形、方形配合開闊的放射狀街道構(gòu)成的十九座星形皇家廣場出現(xiàn)在巴黎,廣場中央不再矗立教堂,取而代之以國王自己的雕像。當“英雄-國王”趕走了上帝,形而上學的對象就從神轉(zhuǎn)向了人自己。

三、時空意義的變化
段義孚對形而上學命運的思考,集中在第十章“從宇宙到景觀”里。
他從時空觀念的演變出發(fā),思考形而上學的變化。他第一句話就說:“公元1500年到1700年的歐洲,中世紀垂直的宇宙觀漸漸轉(zhuǎn)變?yōu)橐环N新的理解,即世俗地呈現(xiàn)世界的方式。垂直漸漸被平面所取代,旋轉(zhuǎn)的宇宙全景變成了平展的自然片段,也就是所謂的景觀。”
可見,大致以文藝復興晚期為時間節(jié)點,歐洲人的時空意義(或時空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當人趕走了神靈,宇宙全景就變成景觀片段。所謂“景觀”乃指平展的自然片段。德國景觀學派注重的,正是地表不同地段因人文與自然要素所產(chǎn)生的獨特性和差異性?!熬坝^”的出現(xiàn),意味著現(xiàn)代時空觀的來臨。

2022年1月,上海郊區(qū)。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前現(xiàn)代人分層的宇宙觀和循環(huán)的時間觀相契合;而現(xiàn)代人平展的片段式景觀則與矢量的時間觀相契合。為了詮釋該變化,段義孚尋找了物理學、文學和風景畫的證據(jù)來說明之。而為說明此變化在建筑里的體現(xiàn),段義孚拿“教堂”和“延伸展開式的花園”做了對比。二者分別是中世紀和巴洛克時期的建筑代表,能借此清晰闡明時空觀的變化。
他說:“中世紀的大教堂是讓人去體驗的事物。它是一個厚重的文本,需要人們帶著敬虔的心去閱讀,而不是一種僅供參觀的建筑形式而已”,因此,教堂象征一個整全的宇宙;而巴洛克式的延伸展開式花園繼承了古希羅的風格,不僅追求景觀的縱深效果,還追求水平方向上的延展和宏大的景象。“當法蘭西的太陽王從凡爾賽宮里的臥室向外眺望時,他能俯覽整條中央街道,設(shè)計利用了扁平的開闊水域和排列成行的樹木,讓他所看到的景象比實際的街道顯得更長。這種試圖展示人類意志的設(shè)計,其實是無法傳達出大自然的氣息或超凡的神圣感的。凡爾賽宮里面也有很多石頭建造的男神、女神像,但它們看起來都只是像侍衛(wèi)和仆役而已?!?/p>
可見,這樣的花園把人類的視線從垂直的天空轉(zhuǎn)向了水平的大地,彷如一個新的箭頭伸向了遠方和未來。當面對這樣的景觀,人類自然會感到,自己不僅宰制了自然,還宰制了神靈。相比而言,中世紀的教堂則被其它建筑物緊緊挨著、裹著,“仿佛是矗立在風塵骯臟、茨棘之間的一件珠光寶器”(段義孚《我是誰》),那里沒有象征著“英雄-國王”宰制大地的中央大街,神親自管理著天、地和人,一并包納進入了垂直而統(tǒng)一的宇宙之中。

2022年1月,上海郊區(qū)。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同時,英國自然風格式的花園,盡管擺脫了巴洛克式開闊遠景的一覽無余,但依然著力于片段式景觀的打造,所以依然是現(xiàn)代時空觀的產(chǎn)物。進而,段義孚指出,花園景觀通過數(shù)目有限的視點漸漸操控了人類的審美經(jīng)驗。換言之,試圖宰制自然和神靈的人類反過來卻被景觀所宰制。
面對“景觀”,段義孚的態(tài)度是悲觀的,他說:“無論是17世紀的規(guī)范式園林還是18世紀自然式花園景觀都不具備吸引我們聽覺、嗅覺與觸覺的魅力。”所以,段義孚是懷舊的,他仿佛身處遙遠的后現(xiàn)代,還回望著天邊那殘圭斷璧般朝向天空的垂直宇宙,似乎在那里,他才能感受到心靈的無拘無束。
四、生活世界與理想
“大多數(shù)城市,甚至是所有的城市,都會用一些公共建筑來體現(xiàn)對‘超凡’的景仰,例如建一座紀念碑、一組噴泉、一個廣場,或者是一條寬度遠遠超出‘平凡’的交通需求的大道。在西方的后文藝復興時期,這些象征符號在城市的無序擴張過程中地位逐漸喪失。一位強勢的統(tǒng)治者可能會在這里或那里布下一個形狀規(guī)整的空間,以彰顯他堂皇大氣的格調(diào)——但它很容易就被吞沒在由錯綜復雜的小路和搖搖欲墜的房屋織就的裙擺下。”
理想與秩序是“理性化”的產(chǎn)物,其反面是原始與混沌。人從原始混沌的潛意識里向上“理性化”出了秩序與光明(light;啟蒙),但卻始終脫離不開下方的黑暗與無序,似乎后者才是前者得以出生的母體。在海德格爾那里,后者是“此在”本真的“處身性”——畏——它將存在者整體一同顯露出來。
段義孚在第十二章里的開篇段,同樣試圖展示城市這一存在者的整體性,即,若僅言上方的神圣理想,不言及下方的世俗現(xiàn)實,對城市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段義孚在這一章里,力圖刻畫這“裙擺下”的世界。

2022年1月,上海郊區(qū)。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對其中“生活方式”的描述,意味著對“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研究?!吧钍澜纭笔恰袄硐搿钡靡悦撎ザ龅哪阁w,它圍繞和烘托著“理想”,一起構(gòu)成了現(xiàn)象學的“暈圈”(張祥龍 語)?!吧钍澜纭笔秋L塵骯臟、陰暗世俗的領(lǐng)域,也是城市商業(yè)得以孕育的地域。這樣的生活世界,由千式百樣的人、事、物組成,殊方異類混雜成森羅萬象。就在這森羅萬象之中,段義孚仍試圖捋出一些隱約可見的線索。
人們可以在其中讀到,段義孚在后來的著作里重點展開主題的雛形——“城市里的恐懼”(如《無邊的恐懼》);“征服黑夜與底層世界”(如《浪漫主義地理學》);“城市空間的分隔”(如《割裂的世界與自我》)。而城市生活世界從古至今的大致線索可以呈現(xiàn)為:從魚龍混雜的前現(xiàn)代,經(jīng)過喬治王與維多利亞時期的空間分隔,再到現(xiàn)代人車徹底分離的秩序化過程;這也是商業(yè)逐漸在城市里取得統(tǒng)治地位的過程。

段義孚主要專著出版時間軸。圖片來源:陸小璇,初論段義孚人本主義地理學思想的形成,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
1974年的《戀地情結(jié)》幾乎包含了后來著作里的所有重要主題,也奠定了“段氏風格”(郭文 語)的地理研究與寫作,開山之作的地位顯而易見。就第十二章的內(nèi)容,本文不再贅述。
第十三章的內(nèi)容不難理解,延續(xù)了“理想”的主題在現(xiàn)代城市的顯現(xiàn)。但“理想”所指的形而上學的對象卻從前現(xiàn)代的“宇宙-神靈”,到巴洛克時期的“英雄-國王”,進一步轉(zhuǎn)向“民族-國家”的意象,如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qū)的設(shè)計理念。進而,若干城市都競相爭奪成為國家乃至世界各種標志與門戶的地位。同時,當“英雄-國王”的意象消失后,一座座無神靈也無英雄的城市,便彌漫在das Man(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的海洋里,形而上學只能轉(zhuǎn)而力圖在日常生活里去尋求普通人的意義——這不僅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任務,也是段義孚的任務。
段義孚深知,在一個早已祛魅的世界里,普通人的生存意義該如何重建?形而上學該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的地理似乎是唯一一個可以去挖掘出意義的土壤。因此,當城市失去了宇宙的觀照與關(guān)懷,就只能呈現(xiàn)出希緒弗斯式永無止境的彼此爭競與奮斗,普通人在其中,只能在無根與區(qū)隔的狀態(tài)下去尋求地方感——對底層社會更是如此,如“史奇洛區(qū)”(Skid Row)。
理想的欲求總是與生活世界的現(xiàn)實相伴相生。而后者往往會成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此,理想總會移向遠方,為現(xiàn)實注下一道投影。城市裙擺下的更外圍——郊區(qū)(第十四章的內(nèi)容),則常常承擔遠方的角色,它始終與城市的意象相對立:在前現(xiàn)代的宇宙城市之外,它承載著魔法與巫術(shù)的迷思,是人們既畏懼又向往的存在;在混凝土筑成的現(xiàn)代城市荒漠之外,它又幻化為理想之地,似乎能集城市與田園雙方的優(yōu)點于一身。
總之,理想始終不在當下,人只能活在理想的投影而非本體之中——《戀地情結(jié)》“總述和結(jié)論”的最后一個自然段正是此意。

2021年12月,上海,寶山區(qū)。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結(jié)語
閱讀段義孚的書,往往難以得出一致的標準答案;所謂標準答案,也不是段義孚撰文寫書的追求和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目標。讀他的書,能在我心中喚起些許欣賞修拉的名畫《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的感受。修拉是十九世紀的一位點彩印象派畫家,其繪畫理念和技法,在于通過各種色彩的組合與疊加,得到視覺上的色彩殘象。比如,觀賞者看到的綠色,其實是畫布上很多色彩疊加之后,在人的視覺上所形成的殘象。段義孚的寫作理念何嘗不類似于此?當他將各種不同的案例與闡釋疊加在一份文本之中后,始終需要讀者本人在閱讀體驗里形成自己的殘象,于是,你就有所悟了。
(作者劉蘇系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講師、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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