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2月18日（農(nóng)歷正月初七），世界著名漢學家，道門宗匠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教授于荷蘭升遐遠游。按照道教傳統(tǒng)，正月初七為三會日之一的“舉遷賞會”，而這也正應了學道者功圓行滿，受詔登真的說法。蒙施舟人先生弟子范華（Patrice Fava）先生的支持，我們現(xiàn)將他所撰的一篇紀念文章譯為中文，并與他2012年4月所拍攝的一段施舟人生活短片在此一并分享，作為施先生逝世周年之追思。

我從未想過施舟人會離開這個世界，離開我的生活，乃至離開道教進程。斯人已去，我們必須重新學會如何生活和工作。然而幸運的是，對于我和漢學界的許多同仁來說，他是“死而不亡”的。我們將永遠想念他的音容，重溫與他在一起的回憶、談話、散步、講座以及他的著作?，F(xiàn)在，他已遠游，但卻又從未如此地親近。

最后一次與他相聚，是二零二零年一月在巴黎一個小酒館的晚餐，這已經(jīng)定格在我的記憶中，就像達·芬奇畫在恩寵圣母修道院墻壁上的《最后的晚餐》。當時，他剛剛結(jié)束了在人文科學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一場講座，六個弟子圍坐在其身邊：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呂敏（Marianne Bujard）、方玲、洪怡沙（Isabelle Ang）、賈珞琳（Caroline Gyss）和我。這次愉悅的晚餐后不久，席卷全球的疫情便將所有人分開，我們本還期望著能在北京或別處再次相聚。施舟人帶走了他享譽世界的淵博學識，以及出眾的為人傳道、授業(yè)、解惑的能力。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掌握真相，更能將難題闡明清晰，并為舉棋不定的研究過程指明方向。這種詮釋的才能來自于他在道教領(lǐng)域多年的深耕，一方面是身體力行的實踐，一方面是對于道經(jīng)的熟稔。眾所周知，他被授予了仙職法位，但只有身邊的人才能看到其內(nèi)心深處的那位道士。大家尊崇其為學者，卻未發(fā)現(xiàn)正是他的儀式實踐，以及他在臺南與其他華人社會的頻繁往來，使他跨越了西方與東方乃至與道教之間的鴻溝。只有少數(shù)親近他的人能夠認識到，他的研究路徑在本體論的層面更接近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在其《中國思想》中所做出的概述與分析。他是第一位以道士為本位展開思考的漢學家，但同時又繼承了法國學術(shù)的治學風格，以及從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到康德謨（Max Kaltenmark, 1910-2002）等前輩道教學者的學術(shù)遺產(chǎn)。得益于這種雙重訓練，他成功地將真正的道教文化帶入當代西方社會。在這種自省式的態(tài)度下，文本得以有了新的解讀，教學方法也被調(diào)整為道士的視角。

在高等實踐研究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課程中，施舟人會讓聽眾在兩個小時內(nèi)屏息聆聽。課程結(jié)束后，大家會感到經(jīng)歷了一次升華，就像觀看了伯格曼（Ingmar Bergman, 1918-2007）或黑澤明（1910-1998）的電影一樣，因為他懂得如何分享盛大儀典的親身經(jīng)歷。正是這種真實感，使得他所展現(xiàn)的各個時代的道教都是鮮活的。葛蘭言在書中所討論的是一個不復存在的中國文明，而施舟人則告訴我們其依然生氣勃勃。此外，他極具演講的天賦，總能脈絡清晰，邏輯有序地論證并得出結(jié)論。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他依然應邀出國講學，這既是為了自己的樂趣，也是為了讓中國聽眾以另一種方式了解自己的歷史。在喪期中，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悼念文字表明，施舟人在中國，至少是在學術(shù)界中的盛名，甚至有人認為他是中國文化真正的代言者。有一次他對我說：“中國人（對于‘道’）日用而不知?！痹凇兜乐谩?span style="color:#7f8c8d;">（L'usage du Tao）一書中，我引用了這一表達來總結(jié)道教在中國被忽視的現(xiàn)狀。

然而，對于施舟人的那些幸運的聽眾，哪怕他們只是通過網(wǎng)絡上的影片或訪談，也會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文化的基因，并對自己曾經(jīng)的無知感到驚訝。我曾把施舟人一次演講的視頻片段轉(zhuǎn)發(fā)給一位朋友，她回復給我一篇很長評論，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而感到羞愧，并追問為什么大家認為天主教是一種宗教，而道教是一種迷信。她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忽視了道教在自己文化中的根本性地位？

施舟人的研究涉及語文學、科學和學術(shù)史等多個領(lǐng)域，而對于以上這些問題的回答則處于其著作的核心位置，其包括對于西方傳教士、清末皇帝以及康有為等人破壞行為的揭露，他們均深受了新教牧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 1845-1919）的影響。令人驚喜的是，在幾個世紀對于道教的持續(xù)打壓后，道眾又重現(xiàn)于眾多的圣地與村莊之中。以此為題，施舟人撰寫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道教的回歸》（Le retour du tao?sme）。

沒有一位漢學家能夠自稱做出了與施舟人一樣的全面且“前無古人”的貢獻。他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漢學研究的進程以及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可是他只能稍微撼動儒家思想這一堅不可摧的堡壘：自從傳教士主導早期漢學研究以來，儒家思想便一直占據(jù)著舞臺中心，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盡管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只是部分地破除了“迷信”這一詞匯，其仍在當代話語中不自覺地出現(xiàn)。施舟人一生都在貧瘠的土壤中播種，且最終都已破土發(fā)芽。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成為樹叢灰燼之中重新綻放的花蕾，一如萊斯（Simon Leys, 1935-2014）在《燃燒的森林》（La forêt en feu）所言。

施舟人與其師兄陳榮盛道長

施舟人帶走了正在撰寫的他在臺南道士生涯的回憶錄，我們亟需這本書來了解他如何，在沒有舍棄西方文化背景的情況下，得以進入中國與道教的宇宙觀。他的經(jīng)歷并不來自新紀元運動（New Age）的泛泛而談，也非出于傳教士福音主義的好奇心，而是來自于對藝術(shù)史、戲劇、音樂、歌劇，以及后來對宗教人類學的熱情。在他所任教的法國高等實踐研究學院“第五宗教科學系”（Ve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宗教與科學被關(guān)聯(lián)了起來。他還帶走了他正在準備的關(guān)于欽安殿的文章。幾年前，他參謁了這座紫禁城中最尊崇的神殿。沒有多少人知道，這是明朝定都于北京的重要歷史見證。施舟人還有許多其他項目沒有完成，但是他已經(jīng)留下了大量作品，足以證明他的“死而不亡”。對于從游于他的人而言，他確已“羽化登真”，一如老子、莊子，以及所有伴隨他的高道一樣。他曾向我們保證活到120歲。我有時很難相信，在2021年2月18日，也就是我完成新書《湖南道士和法師的神化》的這一天，他離開了這個世界，在我的意念中，他已經(jīng)位列仙品。我知道，對于成長在西方的普通人來說，在家壇供桌上的諸位神明旁安奉自己師父的造像，只能算是一種愚昧的，令人發(fā)笑的怪念頭，一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所言，是一種“可憎的行為”。道教與西方人的認知相去甚遠，以至于我們幾乎不可能將其掌握，除非改變我們已有的本體論體系。

范華家中壇上所供奉的施舟人（與陳榮盛道長）照片

施舟人有理由認為自己是道教傳統(tǒng)獨有的傳承者和守護者。在被臺南道教界所接納后不久，他便發(fā)現(xiàn)了法事中所應用的科儀本與明代《道藏》中的部分內(nèi)容非常相似。這是在1962年，當時大家都以為道教在中國大陸已經(jīng)消失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臺南道教這一活著的傳統(tǒng)成為重新探索道教歷史的重要起點，其本來就保存在傳世的《道藏》之中。一名外國人士完成了如此艱巨的任務，這使他在中國也受到了贊揚與認可。這位在三天門下法名“鼎清”的大師播下的種子正不斷破土而出。 

我與施舟人的最后一次通話是他被緊急送往醫(yī)院的三天前，不料這一敘竟成永訣。我此前通過電子郵件向他送去了牛年的新年祝福，他因此致電表示感謝。因為我之前附上了一張我家壇供桌的照片，上面擺有各種貢品，話題因此便很快就轉(zhuǎn)移到了我岳母張愛云慶祝新年的儀式，她當時在北京與我們一起過年。在岳母的帶領(lǐng)下，我們在新年的前三天每天上三次香，第一杯茶獻與天神與太公，每次餐前，都要將飯菜先行上供，供桌上的蠟燭也必須一直保持燃燒。小年送灶之后，每天的生活便都圍繞著新年慶?；顒诱归_。在北京，大概沒有多少家庭還在廚房供奉司命灶君。

近代以來的變革，迫使所有人放棄了與神明世界有關(guān)的任何東西，也鮮有人家在近年來恢復送、接灶神的儀式然而，正是這些集體記憶的縮影，定義了當代中國人的身份與文化，只有老一輩還保留著這樣的知識。直至今日，一些學者仍在重復馬克思·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忽視了超越性。這證明了學術(shù)視野的固步自封會導致對于明顯事實的視而不見。實際上，超過一半的中國人仍然保持著歲時年節(jié)的傳統(tǒng)，其為一年賦予節(jié)奏，并與自然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另一部分人，即使與傳統(tǒng)習俗保持著距離，也會在每年春節(jié)這一關(guān)鍵節(jié)點，熱切地慶祝新年。這與仍然存在著一個“永恒的中國”的想法并不矛盾。

作為一位道士，施舟人非常重視傳統(tǒng)歷法中的節(jié)日，因為道士是古代中國天人關(guān)系運轉(zhuǎn)法則的守護者。他曾向幾位弟子傳達一種優(yōu)越感，這是所有掌握儀式知識，并得以感通大道玄義妙理的歷代高道所共有的。分享這種道士的內(nèi)在精神世界，常給人以一種出塵之感。

中國在宗教領(lǐng)域已經(jīng)擁有了廣泛的求索，以至于奉道者可以在這個極為豐沛的信仰體系中找到與他們相應的元素內(nèi)容。中國人經(jīng)常以他們數(shù)千年的歷史和文化與西方的科技霸權(quán)進行比較與抗衡。

法蘭西學院中國思想史講席教授程艾蘭（Anne Cheng）將她的研討課命名為“中國（還）是一個文明嗎（La Chine est-elle [encore] une civilisation?）”，這個問題并不困擾奉道者，因為他們自認為是中華帝國最后的代表，道教的教團也正是在漢末皇帝失去天命時所出現(xiàn)的。

道士所生活的宇宙顯然與西方人的宇宙非常不同，后者已經(jīng)進入了馬塞爾·戈謝（Marcel Gauchet, 1947-）所說的祛魅的時代。施舟人生活在神圣的世界里，他嘆惜人們經(jīng)常忽視其中的法則。這一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使其學術(shù)成果自成一家。在《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中，他劃定了一條界限，用以區(qū)分道教的內(nèi)傳文本與外傳文本。于是，曾令學術(shù)界望而卻步的龐雜的《道藏》開始變得明晰可解：這是長期歷史傳統(tǒng)的結(jié)晶，且與臺南陳氏家族所傳承的科儀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兜啦亍酚梢磺灏俜N典籍組成，其中大部分不具年代、作者，且難以理解，而施舟人成功地從中建構(gòu)了一套清晰可辨的學說和一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系統(tǒng)。他在該領(lǐng)域的建樹可與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神話分類和闡釋領(lǐng)域所做的工作相提并論。

施舟人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可被歸入他所提出的“道教框架”中，他知道如何在最多元的領(lǐng)域中使用這一框架概念。他從不違背文本的傳播規(guī)約，并且堅決反對傳播那些內(nèi)傳抄本。日本學者大淵忍爾曾出版了陳榮盛道長的全部儀式文本，對于施舟人來說，這是一種褻瀆，因為他公開了原本在家族內(nèi)部以抄本形式傳承的文本。受他的指點，我將研究了二十多年的湖南神像視為一種神圣藝術(shù)，而不是通常所謂的“民間藝術(shù)”。從一個術(shù)語向另一個術(shù)語的轉(zhuǎn)變，徹底改變了人與神像之間的關(guān)系，無論其再現(xiàn)的是既有譜系中的神明還是被神化的先師。也是從他那里，我學到了從未有人教授過的日常禮儀，比如不要手指、觸摸，或移動神像，因為其生活于人間但來自另一世界，并應予以尊重。

自古以來，道教神學就將羽化的道士奉為仙官，并為他們備有專門的升度儀式，謂之“繳箓”或“送度”。在這個儀式中，道士所佩的“陽憑”必須通過焚化來與受箓儀式中所焚化的“陰憑”合并。施舟人允許我在我的《通天之道》（Aux portes du ciel）一書中使用他受箓文憑的照片，而這一文憑則被恭敬地安奉于福州天元山頂他自己的“通玄靖”中。

法箓的授度文憑是一份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及高度象征意義的授職證明。其通過受箓者的生辰、對應星宿、品階、法職、所屬的天界院司、其法壇、道靖之名號、受箓時所得的法器，以及從屬受命的將帥來賦予受箓弟子以神圣身份。1966年，施舟人于臺南在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的主持下參受法箓。在《道體論》（Le corps tao?ste）“眾神之師”（? Les Ma?tres des dieux ?）一章中，他描述了一次授箓的過程并翻譯了十九世紀泉州抄本中的一份“仙簡”（?certificat d'immortel?，譯者按：即受箓之憑證，參見該書 p.95-96） 。這個話題從未變得如此現(xiàn)實，鼎清道長會在何時進入仙界呢？

在今天的語境中，不得不注意到，這一過渡儀式（rite de passage）不符合唯物論的觀點也不符合西方主流的無神論。 施舟人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其能使部分讀者重新評價道教，乃至用新的概念重塑曾經(jīng)備受嘲諷和玷污的道教文化。顛覆如此根深蒂固的思潮是人類學的一個勝利，也是以改寫了西方中世紀史的喬治·杜比（George Duby, 1919-1996）、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和其他歷史學家研究的貢獻。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開辟了福建的田野調(diào)查，但是他遠沒有像施舟人那樣將代代相傳的鮮活的傳統(tǒng)與傳世文獻中的宗教遺產(chǎn)聯(lián)系起來。儒家學者建立了一個道家哲學與二世紀所興起的天師的道教之間的明確區(qū)隔，這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盡管施舟人做了許多論證，特別是重讀莊子的作品。道教歷史的范圍是如此的寬廣無限，在未來幾代人中肯定會有新出版的《什么是道教？》一類的書籍，但就目前而言，真正回答了這一問題的著述只有施舟人與傅飛嵐合作的《道藏通考》。

施舟人贈與范華的自攝臺南田野考察照片，背面留有他以鉛筆所作題注。

我經(jīng)常說，一位羽化的道士就像一座燃燒的藏書樓。許多道士的傳承的確在歷史的進程中被打斷了，施舟人本人也沒有在他所傳承的泉州科儀傳統(tǒng)中培養(yǎng)任何弟子。然而，他留給后人的不僅是大量的學術(shù)著作，還有非常寶貴的照片、抄本、神像、繪畫，以及法器等藏品，其需要像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的藏書與藏品一樣被仔細清點、造冊。這兩個人雖然非常不同，但事實上卻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有一種天然的權(quán)威感，不斷吸引新人來分享他們的理想。安德烈·布勒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我們社會的現(xiàn)代性，而施舟人則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書寫方式。我們應該仿照“安德烈·布勒東之友”協(xié)會的模式，建立一個“施舟人之友”協(xié)會，所有將他視為生命中重要部分的人可以在這里聚會并延續(xù)他的學術(shù)。施舟人的獨特遺產(chǎn)應該與學術(shù)界分享，以此弘揚道教文化。此外，他在世界各地的講學實錄也需要被保存整理。道教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賴于此。除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沒有一個漢學家的國際地位可以與施舟人相比。

有一天，他說，道教是一種幻象（phantasme）。這個說法很驚人，其可以適用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所有的烏托邦。但是真正令人驚訝的是，施舟人用其替代了“信仰”（croyance），那是他小心翼翼避免使用的詞匯?！白诮獭保╮eligion）這兩個字對他來說也很有問題。至于“民間”（populaire）一詞，其在學術(shù)著作中不可避免地與信仰、道教、宗教、廟宇、進香等聯(lián)系起來，也被施舟人剔除了。對他而言，道教是一種精英文化。他一生的工作是對從殖民時代以來的陳詞濫調(diào)的挑戰(zhàn)。雖然路徑大不相同，但是施舟人的研究方法很接近馬塞爾·戈歇（Marcel Gauchet, 1947-），后者撰寫的新歷史哲學并非基于經(jīng)濟基礎(chǔ)和生產(chǎn)方式，而是基于西方的宗教遺產(chǎn)。

現(xiàn)在，斯人已逝，那些曾受學于他的人，和那些發(fā)現(xiàn)其缺點的人，都將對其學術(shù)成果進行評價，即使他們也承認其成果是獨特且不可替代的。有人認為施舟人的作品缺乏理論探討，這主要是出于道教沒有神學闡釋的事實。但道士從不覺得有必要解釋其法事，他們將自己的理論置于了儀式實踐之中。在施舟人離世幾天之后，高萬桑發(fā)表了一篇紀念文章，他寫道：“多年來，我已經(jīng)習慣于將他比作富有遠見、能在許多人僅看到事實之時就洞察深層模式的數(shù)學家?！蔽以祟悓W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 1949-）的作品，用以說明道教在根本上是“陰陽五行”和“萬物有靈”這兩個本體論的真正守護者。這就是道教的“深層模式”（deep patterns），在當代中國社會，以陰陽宇宙觀分析事物且遵依農(nóng)歷指導生產(chǎn)、生活者仍大有人在，也有很多香會和道門遵守著那些確保天人合一的誡律。

無論面對公眾還是有限的聽眾，施舟人總能讓人們通過道教的棱鏡看到中華文明的偉大之處。他對中國歷史和宗教史有著總體的視野，但是他總會揭示出道教在諸多方面的特點，及其對中國思想史的意義。站在施舟人的角度，中國歷史中的偏差與分歧是因為對于道教思想觀念的漠視，其常被解釋為某種誤讀。在法國的思想界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歷史思潮。謝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的觀點延續(xù)了王夫之等十八世紀思想家的看法，認為清人奪取政權(quán)是因為全國上下普遍沉迷于佛道研學而導致國力衰弱。而施舟人則傾向于將道教的邊緣化理解為清政權(quán)文化與政治衰退的結(jié)果。施舟人的著作一直呼吁改變過去兩千年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官方歷史敘述，其中包含三本重要的書：《道德經(jīng)》《論語》及《莊子》的翻譯，不過這三本書目前只有荷蘭語版本。

盡管施舟人得到了許多來自中國的贊譽，但必須強調(diào)的是，他的作品只觸及了一小部分相對邊緣的中國知識精英，影響力還十分有限。他的觀點只獲得了很少的認同。人們大都只是欽佩這位學者，卻并不了解他思想的實質(zhì)。事實上，首先應該嘗試消減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的過濾篩選，然后才能從內(nèi)部感受到那種使道教煥發(fā)生機的精神。這種情況在中國是很少見的，因為道教不僅不被認為代表中國文化，還被認為是一種民間宗教?！懊耖g”這個詞指的就是非官方，意味著其遠不及與儒家相關(guān)的國家宗教。可誰又了解位于北京城中軸線上的明代道觀欽安殿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施舟人認為其中舉行的儀式活動與普通村廟并無二致。今天參觀故宮的游客很難想象，在過去的四個世紀里，這里是帝國的重要宗教中心，也是儒釋道三家學說的爭衡之處。 可在官修歷史中，談論皇帝的宗教生活一直是不合時宜的。紫禁城這一神奇的地方每天迎接著成千上萬的游客，然而這里的數(shù)十座廟宇依然大門緊閉。

盡管施舟人總是站在道士的立場上反駁他們的對立者，但是他并不會將其從歷史的進程中孤立出來，相反，他表明，道教在任何時期都是歷史的一部分。遺憾的是，只有少數(shù)學者在離開了校園，進入田野時，才會式意識到了這一真理也適用于當下；在那里，道士每天都在舉行各種儀典。

通過講座、研討會和福州的研究中心，施舟人在中國廣為人知。他深深吸引了他的聽眾，其中也包括在個人與機構(gòu)層面給予他以支持的官方人士。施舟人與他們分享人所罕知的歷史，在中國的改革時代中，這意味著可供開發(fā)的文化遺產(chǎn)，包括用于旅游。施舟人總是避免膚淺的論斷。他在所有的領(lǐng)域都展示了一種從道家歷史觀出發(fā)的原創(chuàng)性思維方式，卻從未試圖將任何道教方技引入西方，盡管這種做法屢見不鮮。施舟人從來都不是一個出世的隱士，當他初到達福州時，便打算成為一位“本地知名人士”。他重新探索了作為道教圣地系統(tǒng)的三十六洞天與七十二福地，這一題目在最近已經(jīng)吸引了大批研究者。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世界證明，道士群體是最早的環(huán)保主義者，其歷史可上溯至約兩千年前。他們依據(jù)宗教戒律建立了一套卓越的自然與動物保護體系。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應允為此項對于道教歷史頗具雄心的探索提供支持。為了擴展自己在生態(tài)學領(lǐng)域的興趣，施舟人正在中國進行一項關(guān)于眾多名山的宏大研究計劃。項目的文獻資源就在中國人的手中，卻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施舟人自從進入久負盛名的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并前往臺南與道士世家開始長達八年的生活時，便在利用《正統(tǒng)道藏》了解洞天福地的重要功能?！澳呀?jīng)去過了古羅馬！”列維-斯特勞斯在聽完施舟人基于臺南道教田野調(diào)查的講座之后說。這因為他發(fā)現(xiàn)了施舟人不落漢學窠臼，且在人類學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工作。

我經(jīng)常說，我的道教使命在無意之間肇始于施舟人在巴黎的一次講座。當時，他受邀于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 1934-2021），而我正在法國東方語言學院讀中文二年級。那是在1967年。他放映的幻燈片中，主持儀式的法師在一把藍色的紙傘下模擬自己升天的情景，這一幕一下子就刻在了我的記憶中。通過分享他在臺南的經(jīng)歷，施舟人向我們揭示了中國古老的玄妙儀典依然存在，而那些被幾代希臘學專家所充分研究過的秘儀卻只是遙遠的記憶。但是，中國各處圣地、香會、廟宇以及道教活動的恢復還要等到十幾年后。

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大陸的實地調(diào)查才開始小心翼翼地進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的成果得以涌現(xiàn)。出人意料地，施舟人在臺南研究的道教文化，以及他在眾多研究中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對于理解中國大陸其他地方傳統(tǒng)的特征非常有益。他的研究為描述新的地域和不同道派傳承都提供了參考范本。

我第一次考察湖南道教便是和施舟人與袁冰凌一起。我在十年后出版的《通天之道》一書中詳細地敘述了此事。正是施舟人根據(jù)我從中國帶回的幾尊神像最先意識到，絕對有必要繼續(xù)探索中國宗教史中的這一新的線索。我對湖南道教的探索也是沿著他的道路，并延續(xù)了我在臺南追隨陳榮盛大師的學習。我錄制有他建醮及超度法事中的所有儀式，這些錄像帶都被施舟人像珍寶一樣精心地保存起來。

施舟人的突然離世，引起了強烈的沖擊，并還將不斷蔓延。短短的這幾頁很快就占滿了我的電腦屏幕，我僅希望借此文向那些沒有機會認識施舟人的讀者介紹他的為人，以及他人生成就的只鱗片羽。

范華（Patrice Fava），法國人類學家，法國遠東學院（EFEO）北京中心合作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道教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員，久居中國三十余年，致力于道教研究與紀錄片拍攝。他以在湖南十余年的調(diào)查研究為基礎(chǔ)，在蔣經(jīng)國國際學術(shù)交流基金會的資助下，設立了“道教與地方社會”研究計劃。他曾以中文、英文及法文發(fā)表論文多篇，專著則有《通天之道：湖南道教神像，藝術(shù)和人類學研究》（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EFEO, 2013）以及《湖南道士和法師的神化：新化縣道教神像微觀歷史》（上下冊，新文豐出版公司，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