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國男（原名松岡國男，1875-1962）作為日本民俗學的奠基人而廣為人知，然縱觀其生平，從政亦占據了重要的比重。明治33年（1900年）至大正8年（1919年），柳田國男自農商務省農商務局農政科入仕，最終官至貴族院書記官長。作為官僚的柳田國男有著怎樣的政治、經濟主張？這些主張與他的民俗學研究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柳田國男

詩人、官僚與學者：青年柳田的人生軌跡

柳田國男出生于兵庫縣神崎郡福崎町，其父松岡操（原名松岡賢次，1832-1896）是醫(yī)生、儒者、國學家；其兄井上通泰（原名松岡泰藏，1867-1941）是歌人、國文學者；其弟松岡映丘（原名松岡輝夫，1881-1938）是畫家；其弟松岡靜雄（1878-1936）官至海軍大佐、退伍后成為語言學者、民族學者。

經由井上通泰介紹，柳田國男在16歲時便結識了小說家森歐外（原名森林太郎，1862-1922）；次年，柳田考入尋常中學共立學校（開成中學前身），并結識了小說家田山花袋（原名田山錄彌，1872-1930）；后就讀于第一高等中學校（東京大學教養(yǎng)學部、千葉大學醫(yī)學部前身），在此期間與小說家國木田獨步（1871-1908）交游頗深。在家庭與友人的影響、熏陶下，柳田國男對文學（尤其是詩歌）抱有濃厚的興趣，并在《文學界》《國民之友》《帝國文學》等雜志發(fā)表了多篇詩歌。

明治30年（1897年），柳田國男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科，從而開始系統(tǒng)地學習政治學、經濟學與法學課程；明治33年（1900年）卒業(yè)后，柳田進入農商務省農商務局農政科，從而正式開始了自己的從政生涯；明治35年（1902年）至大正8年（1919年），柳田歷任法制局參事官、宮內書記官、貴族院書記官長。學者大藤時彥在《柳田國男入門》中寫道：“早年的從政經歷，讓柳田在得以接觸并把握到當時日本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脈動，了解到日本各地的風土民俗，并形成了實踐主義（現(xiàn)地調查）的行為模式。”

與此同時，正如學者神島二郎在《柳田國男研究》中指出：“作為官僚的20年，亦是青年柳田民俗學研究發(fā)軔、成長的時期?！泵髦?1年（1908年），柳田成立了“鄉(xiāng)土研究會”；明治42年（1909年），《后狩詞記》出版，是為“柳田初期三部作”之首，而另外兩部則是明治43年（1910年）出版的《遠野物語》和《石神問答》；明治44年（1911年），柳田與博物學者、生物學者、民俗學者南方熊楠（1867-1941）開始了通信往來；大正2年（1913年），他正式創(chuàng)辦并開始發(fā)行雜志《鄉(xiāng)土研究》。

從詩人、官僚到學者，乃是柳田青年時代的人生軌跡。那么從政期間的柳田有著怎樣的政治、經濟主張呢？

柳田國男?松岡家紀念館

農業(yè)、農民與地主：官僚柳田的農政主張

承上所述，1900年至1919年期間，柳田國男先后發(fā)表了《時代與農政》《農政學》《最新產業(yè)工會通解》等著作，系統(tǒng)論述了他的政治、經濟主張。

眾所周知，在這20年間，世界正迅速進入所謂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圍繞殖民地區(qū)與勢力范圍的爭斗日趨白熱化，如何在這種緊張的局勢中謀求日本自身的獨立與發(fā)展——這便是柳田政經主張的核心問題。柳田認為，“今之局勢，一國之獨立，必以其國民經濟之獨立為前提?！倍鴩@著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當時的日本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

首先是明治元勛伊藤博文（1841-1909）、農商務大臣金子堅太郎（1853-1942）、大藏省官員阪谷芳郎（1863-1941）和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科教授金井延（1865-1933）等人所提出的“工商立國論”。他們認為，為了和歐美諸國相抗衡，必須優(yōu)先發(fā)展工商業(yè)、加強貿易與工業(yè)品的出口，并積極擴大貿易順差。這種理論是當時日本政府政治經濟政策的基石。

與之相對的是由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橫井時敬（1860-1927）、農商務省官員酒匂常明（1861-1909）等人提出的“農業(yè)國本論”。其基本主張是：農業(yè)是國家之根本，而自明治維新以來，農業(yè)發(fā)展遭受重創(chuàng)，農民大量破產，農村經濟瀕臨解體，因此必須通過國家政策保護農業(yè)。

針對上述兩種理論，柳田皆給予了批判：“所謂工商立國，蓋以國際各國分工合作為前提，然各國內部亦有分工，若國內分工坍塌，則不國矣?！睋Q言之，柳田并不反對工商立國論所提出的擴大出口與貿易順差，但這必須以“農業(yè)亦可穩(wěn)固發(fā)展”的“國內分工合理”為前提。與此同時，柳田進一步指出：“全體國民之辛勤勞作方為立國之本”，因此“單單保護農業(yè)”是沒有道理的，農業(yè)的疲弱，乃是其自身內部結構出現(xiàn)了問題，因而必須改革現(xiàn)有農業(yè)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工農平衡的國民政治經濟。

因此，柳田對地主制展開了批判，并強調了小農（自耕農）經濟的重要性，他指出：“今日本農業(yè)，大半為租佃經營，佃戶勢弱，故耕作、收成頗不穩(wěn)定。”針對這一問題，柳田提出了“現(xiàn)金納租”、“制租佃法”、“降低租額”三項主張，即租佃租金全部現(xiàn)金化，從而提高農業(yè)市場率；制定合理的租佃法，保障小農的權益；降低租佃的租金，擴大農民的收益。他認為只有這樣，方能“一改舊有之習慣”，提高農民的個體競爭力。

以健全農業(yè)制度為基礎，柳田進一步提出了他的工業(yè)與地方經濟主張。

柳田國男館（長野縣飯?zhí)锸校?p>

工業(yè)、公會與地方：官僚柳田的工商主張

承上所述，柳田主張培育大量具備獨立經營與儲蓄能力的小農，從而為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與此同時，工業(yè)亦可反哺農業(yè)。他指出，“日本經濟，以遠距離區(qū)域間貿易為主要形式”，而工業(yè)的基礎建設與商業(yè)的貿易功能便顯得尤為重要。柳田還主張振興地方工業(yè)、推動各區(qū)域內部的農工間貿易，從而激發(fā)區(qū)域內部的市場活力。因此，柳田格外看重產業(yè)公會的作用。

柳田認為，無論是工業(yè)制品還是農業(yè)產品，其順利銷售必要依賴區(qū)域內部的市場以及鄰近區(qū)域的市場，故形成系統(tǒng)的產業(yè)公會乃是農民間“協(xié)同互助”、工人間“組織合作”的必要前提。他進一步指出：所謂公會，必是“兼?zhèn)湫袠I(yè)性與地域性的組織”，即公會一方面要為其所屬行業(yè)服務，另一方面亦要立足于地方。這與當時日本政府的政治經濟策略有很大不同。當時的大政方針，是外向型的，即建立大工業(yè)以參與國際競爭、擴大對外貿易并提高順差、加強資本輸出以攫取國外原料并擴寬海外市場。而柳田則從地方區(qū)域經濟的角度出發(fā)，反對甚至直接批評政府在朝、在華的財政投資舉措。

柳田認為，“財政之要事，在于鼓勵地方產業(yè)、振興地方經濟”，因為“欲參與國際競爭，必先使日本作為自立之國存在”，即以國內擁有市場型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大工業(yè)為前提。日本學者鶴見和子在《漂泊、定居與柳田國男的社會變動論》中指出：“青年柳田雖然身居要職，但他觀察的日本的視角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俯瞰，而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立足底層的視野?！倍鴮W者千葉徳爾的著作《讀柳田國男》亦認為，底層、地方與民眾才是柳田學問展開的基礎所在。

總而言之，在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柳田提出了“反擴張主義”的政治經濟主張，他強調要立足于日本國內，通過健全小農經濟，推動各地區(qū)、各行業(yè)的均衡發(fā)展。也只有實現(xiàn)了國內各地方的穩(wěn)固發(fā)展，日本才能形成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格局，從而在國際大局中占據一席之地。

青年柳田重視地方、重視民眾的思維模式，不僅左右了他的政治經濟主張，亦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學術研究。

氏神、信仰與國民：學者柳田的民俗學論

承上所述，明治41年（1908年） 8月22日夜，柳田乘坐上野到青森火車，并于次日抵達花卷站（位于今巖守縣花卷市），開始了此次調查走訪，直至同月31日。這次經歷于后來促成了《遠野物語》等論著的誕生。

遠野市河童淵（《遠野物語》其九十五-其九十九）

在《遠野物語》中，柳田探討了日本民俗學史上著名的“山人問題”，其中有這樣一則故事：山里深處住著山人。和野有一位年逾七十的健壯老人，名曰佐佐木嘉兵衛(wèi)，他年輕時入山打獵，見山巖上有漂亮女子在梳頭，膽大的他開槍擊中了女子。跑到近處后，他發(fā)現(xiàn)女子身材高大、發(fā)比身長，于是便割下了她的一段頭發(fā)帶回了家中。夜晚半夢半醒之時，他見到一個高大的男子走來，從他懷中掏走了那挽黑發(fā)。佐佐木認為他們應該就是山人。

柳田對這則故事的關注點在于——山人存在對一般人的信仰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他認為：所謂山人，很可能就是“遠古的國津神”遷入山林的后代，他們構成了早期漁獵時代日本原住民對于山神的想象，并影響到了后來農耕時代日本村人的山神信仰。柳田在考證后指出，所謂山神便是村人與山中原住民分界線上的神，并在其進入山林時為他們提供庇護，于是便成為了守護神的一種。

關于守護神的討論，是柳田在這一時期學術創(chuàng)作的重點。在大正6年（1917年）的《山人考》一文中，柳田明確指出：日本存在著一種“大神·蕃神并立”的現(xiàn)象，即全國知名的大神與各地方之間的蕃神在神系中并列存在。正如上文所述，柳田在看待日本政治經濟問題時采用了一種“地方自立—日本自立”的思維模式，而其民俗研究亦是如此。柳田認為：各個民族都有獨特的宗教，而日本亦具有獨特的信仰，這種信仰源于“各村落的祭祀儀式”——即各地方對于“產土神”/“氏神”（即出生地的守護神）的信仰。柳田還認為：各地方（尤其是各村落）祭祀自己當?shù)氐氖仙?，這是日本古往今來、廣泛流傳的存在，是“日本人民國精神之體現(xiàn)”，而欲實現(xiàn)“全國的團結與國家的自立”，便必須重視這種“國土和國民的連帶關系”，要從鄉(xiāng)土的角度去塑造日本。

這一民族意識形成問題，與上文提及的柳田的小農與工業(yè)主張有著密切關系。柳田指出：“世代于此，耕種勞作，則家庭亦必然會作為當?shù)厥仙竦募漓胝叨簿印?，但是在租佃經營、農業(yè)人口向非農行業(yè)轉移等大背景下，這種“國民自覺性”會變得淡薄，因而必須重新強化日本人對于氏神的信仰與祭祀。

大正8年（1919年），柳田辭去了貴族院書記官長職務，并在國際聯(lián)盟事務次長新渡戶稻造（1862-1933）的舉薦下赴日內瓦就職。在歐期間，柳田接觸到了歐洲民族學與人類學的諸多理論，這對其之后的民俗學研究與政治經濟主張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