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海笑

江城是重慶上游的第一座城市，我在那里出生，卻不是那里的人。

那座江城古名“江陽”，按如今的行政區(qū)劃稱為“瀘州”。而我出生的小鎮(zhèn)叫做“藍田”，曾為長江上游一大水陸碼頭、機場和商埠，川黔古道上的驛站，長江三十六個碼頭之一。這里還曾是國民政府的西南運輸處，二戰(zhàn)時的駝峰航線、川滇緬公路經(jīng)由這里轉(zhuǎn)運物資至陪都重慶。四川鹽運總局、輪船運輸公司、滇銅黔鉛進京等等都因水而興，門前的大江一直通往上海，從海上可去英國美國，多少人從這里上船棄鄉(xiāng)、遠渡重洋。

藍田金雞渡大碼頭，曾為長江上游一大碼頭。本文均為 丁海笑 攝影

而今你仍能尋到清末民初的老街古坊，臨街而立的石牌坊、四合院、灰磚土墻，青石板大路依舊如故，路名與巷稱千年未變，關(guān)于地名的軼事可信度頗高。古纖道上走納溪，下到重慶，川江號子的歌謠從這里開始唱到上?！业谝淮温牭侥欠N音樂的時候便被震撼住了，感覺像是中國最早的即興說唱。

舊時從城區(qū)渡口至藍田，漲水時渡船要被沖向下游三百余米，在藍田壩下壩盡頭處的金雞渡回水沱中“殺沱”，殺不進沱，就要被湍急的江水沖到東巖下的豆腐石才能著岸。我已然不明白這些土話的具體含義，舊的方言在消失，但新的還沒有形成。小時候的我甚至搞不清楚瀘州的“州”究竟是州還是洲，大人們也時常混淆，許多媒體報刊也就將錯就錯了。

江城的地標是一座建于1928年的哥特式建筑——鐘鼓樓。在日軍未炸毀它之前，樓上四面安放著德國西門子自鳴鐘，復原后又在“文革”武斗中被燒過一次，不過“天生重慶，鐵打瀘州”，鐘鼓樓如今依然屹立在“江城”（此處江城為真實的地名）。

江對岸“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依然傲立，船從日暮中破江而出，在水霧迷蒙的江面上顯得窈窕。江上漁船已不多，一輛輛渡輪公交變作了一座座吊橋。老城上銹跡斑斑的“長江機械廠”廠牌竟然還是繁體字，原來，除了聳立的電梯公寓、購物中心外，一切都沒變。

藍田碼頭

但這些都不是我的童年記憶。以上描述只能用于描述“地方”，而我生活的是另一個平行空間——“氣礦”。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家鄉(xiāng)，而我的家鄉(xiāng)卻是一個企業(yè)，這個企業(yè)始于1956年，隨后它的名稱一直在變，我的家鄉(xiāng)也一直在變，變到我已經(jīng)搞不清楚它到底叫啥了。氣礦擁有自己的地盤、獨立的《地方志》以及6位編碼的內(nèi)部電話，在過去它甚至有獨立的行政系統(tǒng)、公安、電視臺、醫(yī)院和大中小學，可謂神秘的小王國，許多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沒有過脫離這個企業(yè)。

氣礦與地方對立由來已久，這個外來的鄰居、“飛地”逐漸地形成了與本地方的隔閡，最極端的沖突是在“文革”時期，以石油兵團為主的紅聯(lián)站與以地方勢力為主的紅旗派爆發(fā)過三次大規(guī)模的“武斗”。如果你翻開地圖，會發(fā)現(xiàn)江城和重慶的地形構(gòu)造幾乎一樣，都是兩江之間的半島，形狀像一艘“航空母艦”。紅旗派盤踞半島上的忠山，紅聯(lián)站則在在兩江之畔，形成合圍。兩派雙方互指對方為“麻匪”，自己是正宗的“左派”。

因修建“國窖大橋”而被拆遷的老樓，雖是普通居民樓，里面卻別有洞天，有家庭照相館、裁縫店、餐館、商鋪，甚至有情趣用品店

我的爺爺病死于那場劫難中。病重的時候他還扛著一挺重機槍，拋下妻兒堅守在所謂的前線：護國鎮(zhèn)大洲驛——1916年護國戰(zhàn)爭時，蔡鍔、朱德曾在此大敗袁世凱的軍隊，迫使袁世凱取消帝制，蔡鍔揮毫提寫“護國巖”，刻于永寧河邊。蜿蜒的永寧河兩岸一派亞熱帶景致，發(fā)于云南四川交界，從護國流過，注入長江。

爺爺走的時候是沒有瞑目的，十二歲的父親用小手將他的眼睛合上。人們用滑竿將他抬到小關(guān)門碼頭，坐汽車輪渡至藍田，轉(zhuǎn)到單位安裝井架的平板車上，回到家附近的墓地安葬——這里埋葬的都是氣礦職工。他是個老戰(zhàn)士，四處漂泊后葬身瀘州，連他的墓碑上，也永遠地刻上了他的那個單位的名稱——雖然名稱已然變化了數(shù)次，如一具空殼，失去了它的意義。

許多人都會思念自己的故鄉(xiāng)——草木蔥翠、日暮鄉(xiāng)關(guān)，而與其追憶我所謂的“故鄉(xiāng)”，倒不如遺忘和逃離更加真實。

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藍田老集體居民樓，造型獨特的連體建筑

讀S. A.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二手時間》就是像在形容我家：“窗邊上擺著舊沙拉罐子里栽種的小蔥和載在花盆里的蘆薈?！币苍S我還能繼續(xù)在蘇俄作家那里找到共鳴，但如果要將故鄉(xiāng)的風景講述給其他人聽，也許引用本土詩人恒華的詩歌更為恰當一些，他是我小時候的鄰居，也是所謂的“單位上的人”，再沒有誰能如此貼切地共享我童年的回憶了——

“上游的渡船，才把黑夜

渡過對岸，又把黎明的白霧運回”

又說：

“我溯河而上

便看見那

飛流而來的竹排

也像山鷹”

詩人總歸是詩人，那條江如果總是像詩歌中那么溫柔就好了。

藍田老集體居民樓大院，人們在壩子里曬太陽

家鄉(xiāng)會形成寫作者作品中的地理和意識形態(tài)，許多寫作者都患有“懷鄉(xiāng)病”，鄉(xiāng)愁使得他們對家鄉(xiāng)過于美化，以掩飾他們的某種自卑感。

那時候我們都住在長江邊上，記得每年夏天發(fā)大洪水，水淹到了床沿，父親便將我放進一個塑料盆里，我就坐在那盆里漂啊漂啊，好像永遠也泊不到岸。

可惜，時代變了，恒華的命運是死亡，他走的時候連住院的醫(yī)藥費都成問題。

詩人之死不單要責怪眼前這個時代，也在于詩人本身。當美國的詩人手捧《詩人管理學》（Poet Management），去研究如何去經(jīng)營這項事業(yè)的時候，我們詩人的出路似乎只有向體制靠攏，或者說還當它是一項淡漠名利后的業(yè)余消遣。人們還沒有普遍形成為知識創(chuàng)作付費的意識，認為買房子花錢理所當然，買書、請詩人作詩、藝術(shù)創(chuàng)作則是一頓飯能夠解決的事情。

背“背篼”的菜農(nóng)

舊筒子樓前的回廊

我是在許多年后才意識到我是屬于這座城市。這里有來自天南海北的人們，說著一種混雜異鄉(xiāng)口音的獨特的西南官話。這里的人曾有一種獨立于世外的優(yōu)越感，管上級單位叫“礦頭”，上上級單位叫“管理局”，管市井鄉(xiāng)民叫“外面的”。后來，這種優(yōu)越感卻逐漸變成了自卑，因為與世隔絕太久，像溫室里的植物，外面的世界已經(jīng)翻天覆地，個人擺脫了集體，在金錢與物欲的橫流中很少有人自適。

波蘭作家米沃什對他的生活經(jīng)歷做過這樣的概括：“綠色，小地方，可憐巴巴的教育……”但當他“離開那里來到廣闊的天地之間，才發(fā)現(xiàn)已所學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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