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勞動力流動

近日，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關系教授、德國經濟史與全球化研究專家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從勞動力流動的角度對過去一年間政治領域中對所謂“全球主義”的抵制進行了反思。

詹姆斯指出，民粹主義運動所攻擊的“專家”和“精英”已經開始反思是否應該采用不同的策略來控制全球化和技術革新的力量。應該對受這些力量影響而失業(yè)的人群進行補償已成為一種共識，甚至考慮采用“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形式。但是，這種方式隱含諸多風險。如果無需工作或只是做一些無意義的事情就能獲得收入，這一人群很可能變得更為疏離和脫節(jié)。這樣一來，受到補貼的地區(qū)很可能會要求更大的自治權，一旦無法滿足就會滋生怨憤。因此必須找到能夠讓這一人群有創(chuàng)造性、有意義地參與經濟活動的可能性。

詹姆斯認為，要達到這一目標，應該從歷史上的技術全球化時期的“失敗者們”身上尋找答案。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工業(yè)革命中，技術革新尤其是紡織機器的出現取代了大批技術工人。但事后看來，政府當時確實很難對這些手工業(yè)者予以補償，盡管他們吃苦耐牢，但他們生產出的產品質量不如機器生產的，成本卻又更高。作為替代，這些手工業(yè)者中的很多人選擇了移民，他們往往遠渡重洋開始從事新的工作，甚至由此飛黃騰達。他舉例道，唐納德?特朗普的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和食品巨頭亨氏的創(chuàng)始人的父親亨利?約翰?海因茨，都是19世紀出生在德國農業(yè)小鎮(zhèn)卡爾斯塔特后來遷往美國的移民。

他接著寫道，僅僅一個世紀之后情況就發(fā)生了改變，很多國家都對移民設置了更為嚴厲的障礙。二十世紀上半葉受到最大沖擊的是農業(yè)。和2016年所見證的一樣，當時的歐洲農民同樣以民粹政治作為對突如其來的貧窮和破產的回應。他們參與并投票支持那些混入了好戰(zhàn)的民族主義的宣揚經濟和社會烏托邦主義的激進政治運動，這些反全球化的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達到頂峰，暫時地打破了國際秩序。在二戰(zhàn)的余波中，工業(yè)國家的政治家們采取了一種不同的策略來安置這些農民：他們對農業(yè)進行補貼，保護農產品價格，對這一行業(yè)加以庇護使之不受國際貿易波及。在美國，這一努力體現在1933年“農業(yè)調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在歐洲，價格保護和超國家保護主義形成了歐洲經濟共同體中歐洲聯(lián)合的政治基礎，這就是歐盟的前身。時至今日，歐盟預算的絕大部分仍被用于共同農業(yè)政策，補貼系統(tǒng)和其他農業(yè)相關領域。

詹姆斯進一步指出，這一補償策略之所以有效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這一體系下歐美的農民確實為當地人口提供了糧食，他們的工作并非完全無意義，這不同于19世紀初的手工業(yè)者制造出的落后產品，盡管如此之高的成本事實上是不必要的；二是農民可以換新工作，進入更具吸引力、收入更高的城市制造業(yè)及服務業(yè)?，F在的問題是，這些“新工作”也將被奪走。而事實上，歐美國家一直在嘗試通過一些小規(guī)模的項目扶助制造業(yè)及服務業(yè)中的“失敗者們”，但收效甚微。如此一來，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再次面臨19世紀初的困境，維持那些生產已經淘汰的商品的職位無疑是對人力物力的浪費。

幾代人以前，移民曾經是上述困境的緩沖閥，現在東歐、南歐的很多人也是這樣做的。轉移到有活力的大都市的國內遷移仍然是一種可能，對年輕人而言尤其如此。這種遷移在歐洲有所增長（在美國沒有），但要求技術和主動性。文章最后總結道，在當今世界，工人們必須學會適應和靈活變通，而不是屈服于怨憤和悲苦。最重要的流動形式不是物理上的，而是社會或心理上的。不幸的是，美國和其他工業(yè)國家呆板僵硬的教育體系沒能讓人們?yōu)檫@一現實做好準備。

社交網站或成戰(zhàn)爭策源地？

《大西洋月刊》日前刊出了一份題為“過于接近真實戰(zhàn)爭的推特戰(zhàn)爭”的榜單，指出剛剛到來的2017年的一個令人擔憂的新現象是，由美國候任總統(tǒng)特朗普帶頭，不少手握軍隊的政治家開始在社交媒體上信口開河，接著舉了5個例子說明這些政治家如何用一條不到140字的推文讓全球間的張力加劇，指出按照這樣的發(fā)展趨勢，推特上的戰(zhàn)爭可能釀成真正的戰(zhàn)爭。該榜單改編自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戰(zhàn)略計劃部主任Matt Peterson為公司撰寫的時事通訊。

危險程度排名第一的是特朗普的核言論。特朗普最近發(fā)布推文稱：“美國必須大力加強并擴展核能力，直到世界在核武器攻擊方面覺悟。”盡管這句話的具體意思存在爭議，特朗普可能只是在說核武器需要現代化，但無論如何，一旦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和想要加入這一陣營的國家感覺到軍備競賽可能發(fā)生，就會在刺激之下投身進來以免落于人后。并且，候任總統(tǒng)特朗普的言論迫使美國國家安全部門聚焦于核武器。

排名第二的是巴基斯坦對以色列的威脅。巴基斯坦國防部長阿西夫(Khawaja Muhammad Asif)因在網上讀到一條聲稱“如果伊斯蘭堡進軍敘利亞以色列將對巴基斯坦進行核打擊”的假新聞后，發(fā)推文警告以色列方面，稱“以色列忘記了巴基斯坦也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盡管阿西夫在以色列做出緩和性回應后刪除了這則推文，但這一事件展現了緊張局勢的加劇可以非常偶然。

排在三、四、五的分別是：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上個月底的一次演講中侮辱伊拉克總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稱其“與我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阿巴迪在推特回應稱，“我們當然和你不一樣，因為我們用戰(zhàn)士解放我們的土地而不是用Skype（視頻軟件）”，諷刺埃爾多安在去年夏天的政變中通過視頻電話聯(lián)合支持者一事；在土耳其擊落俄羅斯在敘利亞執(zhí)行任務的飛機后，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一系列很快刪除的推文中暗指將擊落侵犯希臘領空的土耳其飛機；伊朗最高領導人曾在2015年在推特上發(fā)了一張照片對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進行威脅，盡管這一事件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很難轉化為大規(guī)模行動，但在2017年事情可能會不一樣。

關于假新聞的道德恐慌掩蓋了真正的敵人：數字巨頭

過去一年間經歷了英國退歐、美國大選和意大利公投后，西方社會普遍認為假新聞的泛濫正在導致民主的消亡。牛津字典將“后真相”（post-truth）評選為2016年度詞匯，并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近日， 《衛(wèi)報》刊登了Evgeny Morozov撰寫的“關于假新聞的道德恐慌掩蓋了真正的敵人：數字巨頭”一文，反駁了這一流行觀點，他指出，“問題不在于假新聞本身，而在于使得制造能廣泛傳播的假新聞有利可圖的數字資本主義?！?/p>

該文作者認為，將選舉結果不盡人意歸咎于假新聞泛濫、網絡模仿秀和YouTube搞笑視頻是錯誤的。在他看來，持這種觀點的人看不到民主資本主義的“泰坦尼克號”正在駛向危險的海域，卻認為問題出在關于不遠處的巨大冰山的假新聞太多了。這導致了很多政治家開始考慮采取一些偏離正軌的對策，例如禁止網絡模仿秀，成立負責判定新聞真實性的專家委員會，成立反假新聞中心并對傳播假新聞的Facebook，Twitter等進行處罰。

在作者看來，關于假新聞的敘事不過是精英們借以逃避不愿接受的現實的一種虛假表達，是對于復雜的系統(tǒng)性問題的一個浮于淺表的解釋。而真正的危機是民主的不成熟，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拒絕承認當下很多問題的經濟源頭，這導致俄羅斯政府成為了假新聞泛濫的替罪羊，而數字資本主義不可持續(xù)的商業(yè)模式被選擇性忽視；二是拒絕承認職業(yè)專家的深層腐敗。智庫欣然接受外國政府的資助，能源公司資助質疑氣候變化的研究，金融監(jiān)管人和歐盟委員會委員卸任后為華爾街工作，甚至于一些媒體一面控訴假新聞一面為了盈利發(fā)布可疑消息，這一切讓公眾很難不對“專家”持懷疑態(tài)度。

文章最后總結道，解決假新聞的唯一方法是徹底重思數字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必須將網絡廣告和它具有破壞性的“點擊－分享”驅力在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交流中去中心化。同時，將更多的決定權委派給公眾而不是易于腐化的專家和唯利是圖的大公司。然而，現在的民主政府們深陷于對現實的多重否認之中，更喜歡把責任推給所有人而不反省自身，同時把越來越多的問題轉嫁給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