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漢口江灘，武漢防汛紀念碑。這里是1969年，為紀念1954年武漢抗洪勝利而建。 本文圖片除有署名外均為諶毅圖

午后是一場緩緩的滑落，在一天中如此，在一個世紀最后那幾年中的每一天，就更是如此。我們這代人的少年成長，與二十世紀的落幕同步。

那天，我們共騎一輛自行車，在大馬路上走之字，有時我坐在后架上夠著腳蹬，把龍頭交給前座的黑皮，有時反過來。自行車在碼頭和柱廊間的街面上來回晃蕩，直到狠狠撞上一株法桐。

躺在地上，呼吸放肆，疼得痛快。光打在樹后墻體的方石上，偶爾晃動，意味不明。

那是在漢口沿江大道上，很長時間沒有車經(jīng)過，只有老房子的拱卷柱廊列隊朝江。此刻，江漢關的鐘聲從《東方紅》改回《威斯敏斯特序曲》已有幾年，時間依然是無法穿透的迷霧。我們無法想象未來，并且很快就餓了。

我們不是北野武《壞孩子的天空》里的平成廢柴，漢口也不是賈樟柯《站臺》里1980年代的汾陽縣城。停滯時空里的少年都有著一樣的無以自處，而當破曉前的微茫與荷爾蒙的暗涌同時抵達，少年也會最早感到懵懂的躁動。

大洪水

世紀末空曠的漢口沿江，后來我只在因疫情而封城期間的航拍畫面里見過。少年時的寂靜城市，仍是記憶中揮之不去的圖景。

1990年代初，三年“治理整頓”剛過，雖然肉不太夠吃，我還是長高了十幾公分。廣播里，新上臺的美國總統(tǒng)是個年輕人，說他要搞什么“信息高速公路”。我開始獨自穿過從大智門火車站到江邊一路上的那些銀行、教堂、洋行、公寓、倉庫、花園洋房，穿過同時彌漫著陰溝與油煙氣息的聯(lián)排里分，抵達濱江公園大門。

濱江公園挨著粵漢碼頭，我的目的地是那里的游泳池。水池邊放著彩色躺椅，背后就是江面，泳道上空彩旗飄飄，打盹的救生員任由高音喇叭放歌，經(jīng)常是童安格的《忘不了》：為何一轉(zhuǎn)眼/時光飛逝如電/看不清的歲月/抹不去的從前……

幾乎每個暑假，我都會來這個泳池，直到有一年，剛跨過防水墻上的大門，就一腳踩進了江水。趟水走過去，整個游泳池已經(jīng)與江面連成一片，只剩下小半截鐵絲網(wǎng)圍欄露頭。五顏六色的躺椅、救生圈浮在水上，洪波起伏，仿佛還在隨著童安格的歌聲搖蕩：何不讓這場夢/沒有醒來的時候……

那應該是我最后一次見到老濱江公園游泳池。高中畢業(yè)后，過江去武漢大學念書，第二年暑假就碰上了1998年的大洪水，聽聞一位大領導提著喇叭站在龍王廟江水里慷慨陳詞，我的第一反應是“濱江公園已沉沒”，救生圈和躺椅在腦子里漂來漂去。

我微不足道的直覺沒有錯。那場大洪水似乎“沖走”了開埠以來漢口江灘上的一切，仿佛那些場面原本就是如夢浮云。

首先是當年貨運碼頭陸續(xù)全部外遷，同步是江灘整治，老濱江公園消失，漢口江灘公園工程上馬開工。然后是2011年，落成投用不到二十年的武漢港新客運大樓停運，改成科技館，長江干線客運碼頭退出漢口沿江。曾經(jīng)“門泊遠東萬里船”的漢口沿江，只剩下公交輪渡之類市內(nèi)碼頭。

這是一個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圖景的終結(jié)。

2008年，武漢，長江上的輪渡。 

漢口城堡

讓我們回到1864年漢口被賦予“形式”的那一刻。

那是漢口開埠后的第三年，出于防備捻軍的需要，地方官紳修建了漢口城堡。漢口關乎帝國財稅命脈，此地不是此時才值得保護，也不是歷史上第一次受到威脅。顯然，開埠后，漢口的安全不再只是一個內(nèi)政問題。

城堡的方位，大致自今天硚口路漢水河岸，沿中山大道，到一元路長江岸，城外是護城河，再往北的內(nèi)陸則是一連串茫無頭緒的沼澤漫灘。城墻只有北段而無沿漢江、長江段，沒有實現(xiàn)圍合，因此更應被稱作“長墻”而不是城墻。

西南東三面面向漢水、長江敞開（1931年大水漫城后，江堤才有了點系統(tǒng)），北面被護城河和沼澤包圍，這讓漢口成為某種“島嶼”城市。漢口與它北面的內(nèi)陸腹地鄉(xiāng)村長期缺乏密切連結(jié)，而與水面航路上的遠方產(chǎn)地或市場區(qū)域關系更緊密（遙遠的洞庭湖遠比就在身后的“堤外”重要得多），這就像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城在（前六世紀控制西地中海后）很長時間里從未深入過背后的突尼斯腹地，而是與隔海的西班牙、撒丁或西西里更加親密。

關于這一點，美國漢學家羅威廉（William T. Rowe）在其名作《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yè)與社會》中如此闡述：

“盡管沿江、漢地帶的人口比朝向陸地的那邊稠密，但人口密度并不是自江邊向陸地逐漸減少，而是引人注目地陡然下降。玉帶河外面是一些主要由勤快的城里人培種的菜園子；再過去則圍繞著一大片少人居住的沼澤地，叫做“堤外”，這里與鱗次櫛比的碼頭區(qū)相比，顯得非常冷落……漢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隔離于其緊挨著的內(nèi)地……”

1904年的漢口城堡。 長江商報 圖

漢口城堡起于硚口碼頭，終于今一元路的碼頭。前鐵路時代，漢口幾乎所有重要碼頭（還有當時的租界，租界突破城墻范圍幾乎與鐵路時代到來同步），都在城墻翼護之內(nèi)。

這讓人想起同樣擁有連接東西兩岸的“長墻”，以長墻翼護港口法勒戎（Phaleron）和比雷埃夫斯（Peiraeus）的前五世紀雅典，它和漢口一樣不依賴鄰近內(nèi)陸腹地供應城市所需，而是通過與東地中海沿岸各地客商交易獲取。

南北大動脈的中點

開埠前，漢口是一座漢水碼頭上的城市，開埠后，碼頭又很快成為原本荒蕪的長江岸線的主角，輪船、躉船、棧橋、倉庫和各種港口設施占領了視野，碼頭統(tǒng)治了江灘。

到抗戰(zhàn)前，武漢長江岸已有99座碼頭，其中絕大部分密集分布在漢口沿江近四公里岸線上，形成了龍王廟至江漢關地段以長江干線客運碼頭為主、江漢關以下以貨運碼頭為主的格局。到1985年，漢口沿江仍有93座各類碼頭。每條通向江邊的道路盡頭，都會正對至少一個碼頭，直到我的少年時代仍是如此。

漢口自上世紀初成為鐵路樞紐，這非但沒有沖擊碼頭，反而造成進一步刺激，各方爭相修筑從京漢鐵路干線到江邊碼頭的輕便鐵路（如一元路、三陽路一度都有這種鐵路），鄰近大智門火車站的法租界形成了漢口最早在中山大道（即原城堡一線）以外的市中心景觀。輪船連接著漢口港和上海，而鐵路能幫助漢口港更快地吞吐內(nèi)陸，總體效率超過傳統(tǒng)的漢水等支流航道。

更為獨特的景觀則出現(xiàn)在1930年代粵漢鐵路通車后：至少在1957年以前，無數(shù)來自京漢鐵路沿線的旅客重復著和我少年時一樣的路線，他們在大智門火車站臨時下車，帶著車票和行李，穿過光怪陸離的法租界，來到粵漢碼頭，坐粵漢輪渡到達對岸，然后困守數(shù)小時；與此同時，列車在大智門火車站卸下乘客后，駛向江岸車站附近專用碼頭，分組上船渡江，登陸武昌后恢復編組，再接載等候多時的乘客重新登車，繼續(xù)開往南方，直到粵省廣州。

漢口碼頭就這樣成了南北大動脈的中點，京漢-粵漢列車一度不得不在這里“出軌”，憑借江面上的“體外循環(huán)”接續(xù)國之命脈。碰上天氣惡劣，渡船停航，乘客莫名夜宿漢口，也是家常便飯。

當代乘客需要乘坐機場接駁車中轉(zhuǎn)航班，當年的乘客則是乘坐長江輪渡中轉(zhuǎn)列車；暴風雨或空中管制不時籠罩二十一世紀的內(nèi)地機場，暴風雨或戰(zhàn)亂則席卷二十世紀的揚子江面。作為乘客的我們依然身不由己，始終置身于可能被卷入延誤的旅途，有時是被自然氣候，有時是被文明季候延誤。

2009年5月，武漢漢陽，江漢橋下伸向漢江河道中的碼頭（現(xiàn)已停用）。  

在老武漢的概念里，濱江公園和粵漢碼頭互為對方的影子，無法分離。1955年，粵漢碼頭由市政府（位于原德國領事館）對面搬到蔡鍔路口（原法租界福煦將軍路）對面，把地方騰給新建的濱江公園。1957年，火車改走新建成的長江大橋過江，粵漢碼頭此后成為市內(nèi)輪渡碼頭。此前的1950到1956年間，新政權逐步接管外商碼頭、私營碼頭，直至將全部碼頭收歸國有，漢口航運隨之逐步內(nèi)向化。

盡管今天的粵漢碼頭早已從“一個國家的渡口”降為城市內(nèi)部的公交渡口，不復南腔北調(diào)、繁忙嘈雜，但它的影子，上世紀末的濱江公園，依然保持著碼頭公園特有的大雜燴氣質(zhì)，那是一種由于長期面向“流動人口”而形成的無常形態(tài)，一團飽滿的怪力。

除了游泳池，這里還塞下了溜冰場、保齡球場、露天電影院、KTV、花鳥市場……夾雜著不明身份的碼頭庫房、臨時建筑，無法計數(shù)的游商攤販、閑雜人等，一切都沒有經(jīng)過明確規(guī)劃，各種業(yè)態(tài)像野草一樣隨心所欲地出現(xiàn)、移動或消失，人一踏進大門就掉進了無形流動的漩渦，熱鬧浮躁應接不暇。惟有公園一角的抗洪紀念碑還保有幾分清靜，浮雕紅旗抑制著空氣，只是碑身寫滿了青年人的性饑渴胡話。

2013年6月，漢口江灘，游泳的人。  

江灘公園的“傾城之戀”

老濱江公園也是當代武漢人印象中最老牌的江灘公園，但幾乎可以肯定不是最早的。一位名叫夏洛蒂·安德森·李希的美國女性，在她晚年寫給子孫的回憶錄里提到：

“瑪格麗特被迪克的房友——湯姆威森和一個標準石油公司的單身漢追求。我被你們的父親和港口炮艇上的一個船員追求。我們在跑馬場的游泳池游泳、跳舞、看電影。那時候，我知道我已愛上你們的父親。1926年的10月10日，武昌投降。我和你們的父親在漢口江灘公園里坐著的時候，他向我求婚了……”（引自董玉梅主編，《百姓回憶》，武漢出版社，2008年出版。下同）

那時年輕的夏洛蒂是武昌城內(nèi)文華學院的單身女外教。當她從廬山度假歸來，卻發(fā)現(xiàn)武昌這個平時“晚上關起城門被城墻圈著的城市”，此時已被北伐軍包圍封鎖，一行人回不了學校。

圍困是城墻宿命的召喚，武昌的危機當時不難預見，夏洛蒂自認是無知使自己陷入圍城外的流離，十分懊悔自責。

正如十幾年前，先是收留私制炸彈的共進會員孫武，后是收留孫武的敵人、從武昌城惶惶逃離的湖廣總督瑞澂；一年后的八月間，收留從北伐陣營中決裂離開的紅色革命者秘密開會；十二年后作為淪陷區(qū)中的孤島，收留擠滿地下室和閣樓的逃亡者，——漢口的租界島嶼，在1926年的北伐洪流中收留了無法回到武昌圍城中的夏洛蒂。隨后，夏洛蒂就像落水者遇見了浮木，在彼時被碼頭和軍艦環(huán)伺的漢口江灘公園，收獲了一場“傾城之戀”。

1926年，武昌碼頭。 天下老照片網(wǎng) 圖

她很抱歉地埋怨，漢口英租界庇護所里老鼠成災，聲稱怕它們“超過怕炮彈”，那是免于炮彈的租界流亡者才有機會擁有的煩惱，不到半年后，庇護過她的英租界就將不復存在。后來她相信，武昌城最終開門投降，更多是由于長達四十天圍城造成的饑餓，回到城中時，她發(fā)現(xiàn)“街上基本看不到狗”。在武昌城下前后兩次攻城受挫、吃盡了苦頭的北伐軍，很快就拆掉了作為“封建堡壘”象征的城墻。

夏洛蒂的遭遇證明，至少早在1926年，江灘公園就作為碼頭的伴生物與后者共同占據(jù)了漢口岸線。逾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漢口碼頭留泊隨波而來的命運，命運則在江灘公園上演流離的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