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政治伊斯蘭主義，又被稱為伊斯蘭主義，是一種試圖將伊斯蘭教作為政治體制和國家意識形態(tài)基礎的思想。它和近代以來的基督教政治思想類似，也存在不同分支，而庫特布主義則被認為是其中最為保守的支派之一。今天要理解1960年代之后興起的政治伊斯蘭主義，就離不開庫布特的著作《路標》。他在該書開篇聲稱：“人類今天正在毀滅的邊緣，這不是由于人們一直擔心的毀滅一切的核戰(zhàn)，而是因為人性已經(jīng)失去了那些能讓它健康發(fā)展和真正進步的關鍵理念。即使是西方世界也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它不能提供指引人性的健康理念......西方的民主正在逐漸失去生命力，并且從東方陣營借用稱為社會主義的經(jīng)濟體系（此處指歐洲的福利國家）。”接著，在批駁了西方物質(zhì)主義福利國家的“衰落”和蘇聯(lián)經(jīng)濟體系的失敗后，庫特布將他理解中的伊斯蘭主義奉為了唯一的替代體系，認為只有貫徹伊斯蘭教法才能給人性提供指引。雖然這些文字都是他被捕后在獄中完成的，但其思想在被捕之前就早已成型。

庫特布自小熟讀伊斯蘭教典籍，后來成為了埃及教育部的一名官員，在工作中曾因為理念不同而和政府發(fā)生矛盾。庫特布還是老牌反對黨華夫脫黨的成員，華夫脫黨是埃及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世俗派政黨，主張君主立憲和反對英國殖民統(tǒng)治。這個時期的庫特布很可能逐漸認識到這類政黨的改良方案無力解決埃及各種問題，因而開始轉(zhuǎn)向伊斯蘭主義。據(jù)稱正是由于發(fā)現(xiàn)了他的這一轉(zhuǎn)變，教育部于1948年公派庫布特到美國留學，希望美國社會的自由風氣和教育理念能夠讓他改觀。然而事實上，這次留學很可能反而幫助庫特布確立了對于伊斯蘭主義的信仰，在偶然中影響了歷史的進程。從他寄回國的信件中，我們得以窺見這些轉(zhuǎn)變是如何發(fā)生的。

庫特布于1948年的感恩節(jié)期間來到了美國紐約，他對于紐約的第一印象是一座“巨大的工廠”。他不僅覺得它“吵鬧”，而且將這里的現(xiàn)代城市生活形容為緊張而無趣。1949年，庫特布進入華盛頓特區(qū)大學學習，在這里他開始感到了鄉(xiāng)愁，因為在這里并不能找到能夠和他探討熟悉的文學話題和思想的朋友。在給一位埃及作家的信中他寫道：“我多么希望其他人能夠談談除了錢、電影明星和車模以外的話題?！痹谒磥?，美國人粗俗且缺乏精神生活和美學品味。在他看來，美國人的爵士樂是“嘈雜”的，美國青少年的著裝“暴露”且身上往往印著“豹和大象的艷麗紋身”。他將美國人的光鮮時尚稱作比尼羅河領域任何事物更為“粗暴”的存在。庫特布聲稱：“高雅文化只能從歐洲進口，然而是美國的大量財富才讓它們的發(fā)展得以成為可能”。他欣賞根據(jù)歐洲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而貶低好萊塢的娛樂類型電影。這種見聞讓他得出了對于美國文化的直觀印象，即“創(chuàng)造了高度發(fā)達物質(zhì)文明的美國人”所缺乏的正是人的精神價值。

同年，他來到了美國中西部的格里利，入學北科羅拉多大學。在此期間，庫特布的英語獲得了較大提升，他得以融入校園生活并且參加了學校的社團活動。他也為學校的一份英語雜志撰寫文章，當時發(fā)生的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成為了主題。在文章中他批判西方對于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還試圖向美國同僚展示埃及深厚的精神文化和知識遺產(chǎn)。他寫道：“我們曾來到這里向英國人申訴自己的權(quán)利，而國際社會幫助英國人反對公正。當我們來到這里申訴自己反對猶太人的權(quán)利，國際社會又幫助猶太人反對我們的權(quán)利。”在庫特布看來，作為二戰(zhàn)之后的新興的霸權(quán)，美國對于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是對擁有悠久文明的阿拉伯國家的踐踏，他因此將西方政治和其印象中的野蠻文明聯(lián)系了起來。

格里利遠不如紐約或者華盛頓特區(qū)般開放，這座1870年代建立的小城曾是清教徒的烏托邦，它提倡禁酒，并且直到1940年代一直是座道德模范城市。但正是在這座小城里，庫特布看到了西方社會的物質(zhì)主義和道德退化。他認為這座城里的公民都是只關心自身所處的私有領地的人，而“教會則和超市商店招徠顧客一樣為了吸引教眾互相競爭”。教會的舞蹈也讓他不滿，他描述道：“人們隨著留聲機的聲音起舞，舞池中到處是誘惑的大腿、緊摟著腰的手臂，緊挨的嘴唇和胸部，這種場景充滿了欲望。”他對于西方女性和性的憂慮在這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美國女性在他看來“非常了解她們身體的誘惑能力”并且“并不想隱藏這些”。于是，在這個道德保守的小城里，庫特布感受到了道德滑坡的風險，在他看來西方社會早已沒有了真正的道德觀念，他在日后的著作里稱這樣的社會為“蒙昧”的。而在其成型的思想中，他將所有缺乏伊斯蘭指引的狀況都稱為“蒙昧”，而將伊斯蘭主義作為現(xiàn)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唯一準則來看待。與現(xiàn)代思想家對于非理性狀態(tài)的理解不同，他認為打破“蒙昧”的并不是現(xiàn)代啟蒙理性范式，而是對于伊斯蘭信仰的絕對貫徹。

從格里利離開后，庫特布又先后來到了加州的舊金山、帕洛阿爾托和圣地亞哥，他在將近兩年的時間里走遍了整個美國。雖然美國人的創(chuàng)造性和組織紀律性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他也更加相信美國現(xiàn)代化的代價是建立在人性價值的缺失和道德以及美學的淺薄之上的。正如有美國學者指出的那樣，庫特布對現(xiàn)代美國的看法可以說是一種“西方主義”的卡通式描述，這種印象可能夸大了其面對的文化沖突問題。

如果說庫特布對于美國性和道德問題的不滿還是出于自身文化傳統(tǒng)，那么他對于美國政治的批判就有著時代因素。對于大多數(shù)從第三世界來的移民來說，二十世紀的中葉的美國并不是那么友好而理想的，因為當時的美國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種族隔離的社會。同時美國人對于剛剛發(fā)生的阿以沖突是站在以色列一邊的，庫特布作為一個阿拉伯人要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雙重邊緣化的狀況。庫特布在書中將美國描述為一個種族主義的國家，并且批判美國白人對于黑人的種族主義態(tài)度。例如，他認為格里利這座城市正是建立在對印第安人的戰(zhàn)爭之上的，而且他還相信這種沖突直到1949年仍在進行中。

對于被教育部指派來美國學習的庫特布來說，其本身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就很弱，而他所接觸的美國則恰恰強化了他對于西方乃至現(xiàn)代化的基本看法。有學者指出庫特布所批判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當時埃及所學習模仿的，因此庫特布對于美國的批判更多還是針對的埃及本身。當時埃及的末代法魯克王朝腐敗無能，在對以色列的戰(zhàn)爭中失敗。雖然名義上此前埃及已從英國獨立，但是英國一直介入埃及的相關事務。埃及的民族主義運動則由西化精英主導，這些精英尤其是華夫脫黨并沒有意愿和能力完全實現(xiàn)埃及的獨立自主和振興。庫特布雖然也一直反對法魯克王朝統(tǒng)治，但作為一名傳統(tǒng)的保守知識分子，他對西化勢力保持警醒并加以批判，并且企圖通過塑造一種伊斯蘭主義的共同體想象來達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過將美國塑造成為一個“失敗”的西化代表，埃及乃至阿拉伯現(xiàn)存秩序的反對者們便擁有了一個形象化的反對目標，即庫特布所謂的“蒙昧”的前伊斯蘭社會。這對于擁有大量穆斯林和未受教育人口的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來說是一個強大的動員思想，它也促成了穆兄會從與納賽爾等民族主義者聯(lián)合轉(zhuǎn)向了獨立的伊斯蘭主義政治道路。

自美國回國后，庫特布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開始為穆兄會的理念奔走宣傳，成為了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伊斯蘭主義者。在納賽爾帶領的自由軍官們推翻了法魯克王朝之后，庫特布本有機會加入新政府的內(nèi)閣任職，但他不僅拒絕更是批判納賽爾的統(tǒng)治。這不僅是因為穆兄會與自由軍官組織的民族主義統(tǒng)一陣線已開始分裂，更是由于庫特布認為納賽爾的世俗統(tǒng)治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部落統(tǒng)治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在缺乏伊斯蘭指引情況下的“蒙昧”制度。鑒于庫特布和穆兄會的影響力，這個保守的伊斯蘭主義知識分子成為了納賽爾政府的大敵之一，他被兩次抓捕并審判，期間還遭受了酷刑折磨，最終以顛覆和煽動叛亂的罪名被絞死。在宣判庫特布的審判庭上，日后埃及的總統(tǒng)安瓦爾·薩達特也在場。薩達特時期開啟了埃及的全盤西化開放政策，并與美國結(jié)盟，他最終被穆兄會的兩位槍手所刺殺，而槍手被認為受到了庫特布思想的影響。

如果當年埃及教育部沒有送庫特布游學美國，他是否就不會走向伊斯蘭主義？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并沒有化解他對于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疑慮。對于自身文化和制度向來充滿自信的美國人往往相信，增進交流必然會促使外人認同其價值觀，而庫特布的例子卻說明了交流隔閡的反作用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都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