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北大教授晏智杰對自己新作《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的指責，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10月31日回應澎湃新聞（www.xinlihui.cn）時稱，“我是堅定地推進體制改革、攻堅克難的這一派?！?/p>

10月27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前院長晏智杰在財經網站刊文《北大晏智杰教授對<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的幾點質疑》，指出“‘新供給經濟學’這種學說及其政策主張，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偏差，如若真的以其作為決策的依據和基礎，必將帶來嚴重不良后果。”

晏智杰強調，對中國經濟從總體上進行供求分析，并進而得出類似該書這樣的結論，應當暗含一個前提條件，即認定當前中國經濟從總體上來說已經是一個統(tǒng)一的完整的市場經濟。但這樣的前提條件在當前的中國尚不存在，一個統(tǒng)一的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還沒有形成?！霸谑袌鼋洕?，還存在著統(tǒng)制經濟，而且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這種統(tǒng)制經濟的制約和支配?！?/p>

晏智杰還表示，該書作者所稱“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人口結構、產業(yè)結構、消費結構、區(qū)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增長動力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卻唯獨沒有了繼續(xù)實施“轉軌”和“制度供給”這一條，“這不是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嗎？”晏智杰寫道，“要切忌以結構性改革沖淡甚至取代體制改革?！?/p>

10月29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在微博發(fā)表《我對晏教授文的三點簡要回應》。指責晏智杰“無中生有，構陷論敵”、“邏輯混亂，學養(yǎng)失落”、“文風不良，亂搬政治”。

10月31日，賈康在電話中回應澎湃新聞（www.xinlihui.cn），“我認為晏智杰的提法根本不成立。違反最基本的規(guī)律、邏輯和常識。”

針對進行供求分析的前提是完整的市場經濟這一問題，賈康表示，“在這一點上晏智杰是自我矛盾的，他指責我們‘從某種虛幻的完整統(tǒng)一的市場條件出發(fā)’，他自己不正是這樣嗎，怎么可能在有一個完全的、統(tǒng)一的、成熟的市場經濟以后再討論供求關系呢。”

針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是否會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體制改革的任務，賈康表示，“恰恰相反，我對于體制改革是不遺余力的，可以稱得上是屬于堅定地推進改革、攻堅克難的這一派。我不是一般地贊成體制改革，而且還沖在最前沿。我們的研究就是要解決改革到了深水區(qū)怎樣能夠有實質性的推進，不是光說，而是一定要啃硬骨頭。”

晏智杰，77歲，1993年至2002年曾擔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1962年開始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師從陳岱孫教授攻讀西方經濟學及其歷史。主要研究領域是：第一，西方經濟學及其歷史；第二，中國經濟改革及中外經濟體制比較研究；第三，中國特色經濟學探索。1987年問世的專著《經濟學中的邊際主義》，填補了中國學術界長期以來的一項空白，對西方經濟學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邊際主義思潮演變的各個階段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和評價，著重指出該思潮既有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解的規(guī)范性，又有探索經濟生活規(guī)律的實證性。

賈康，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現為民間智庫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曾多次受朱镕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曾擔任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 “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

中信出版集團官網上對《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的介紹是，“從新供給的時代背景、理論建樹、國情分析和政策主張三大部分展開，力求對‘供給側改革’做出深入淺出的解讀，并力求立足于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chuàng)新，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理性取向下，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的現代化事業(yè)，提出以改革為核心‘守正出奇’的建設性的思路和意見?！?/p>

在《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的前言中，賈康寫道，“我們認為中國最根本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下的轉軌，首先是作為一種制度供給，支持了前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又異常艱巨。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供給側創(chuàng)新的‘攻堅克難’?！?/p>

《賈康：我對晏教授文的三點簡要回應》原文：

我對晏教授文的三點簡要回應：

一、無中生有，構陷論敵。

我們在書中和各種場合從未說過“為中央決策奠定理論基礎”和“提供了權威解讀”的話，晏何處看或聽來的“宣稱”？我們反復強調對“供給管理”的深化認識決不否定“需求管理”的意義和作用，怎么會成了否定它？完全是無的放矢無中生有--晏文不長，此類構陷之說卻比比皆是。

二、邏輯混亂，學養(yǎng)失落。

“供給側改革”與“體制改革”都是改革，怎么可解釋成相互排斥關系？體制改革必然就是解決制度結構、制度供給問題，這屬于學理常識，表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使之更淸晰化、聚焦化以利攻堅克難??；市場經濟轉型基本實現才具備總體進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那么轉型之前倒不需、不能作供求研究分析了？匪夷所思啊，是真的讀過這本書嗎，沒看見我們所強調的“非完全競爭”前提？還說不能“從某種虛幻的完整統(tǒng)一的市場條件出發(fā)”，這是說晏教授自己呀！

三、文風不良，亂搬政治。

經濟學研究成果不可能定于一尊，思想與學術的活躍創(chuàng)新，需要人文環(huán)境，一個正常社會，政治家決策參考的選擇對象，必應是“百花齊放”的研究成果--對自己不同意的他人思路、觀點，動輒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壓力和批判，如成風氣，將是何種結果于中國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