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中南博集天卷剛剛出版的《從甲午到抗戰(zhàn)》，輯錄了臺灣《傳記文學》雜志中唐德剛、吳相湘等史學大家關于兩次中日戰(zhàn)爭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剛關于“汪精衛(wèi)投敵始末”的系列長文首度在國內結集出版。本文編選自《從甲午到抗戰(zhàn)》一書中唐德剛的文章《八年抗戰(zhàn)史新解雜錄》。

我們試讀諸家“中日關系史”，除掉近年少數(shù)無知的日本小政客之外，簡直沒有人不承認，二次大戰(zhàn)時和戰(zhàn)前，日本對華是赤裸裸的“侵略”；而日軍在侵華戰(zhàn)爭中之“殘酷行為”（Atrocities），也是無人否認的。

但是中外史家也無人肯說，日本侵華是他們日本民族（除屈指可數(shù)的個體之外）舉族一致的民族行為——當日軍打下南京，打下武漢，消息傳來，日本人民舉國若狂。

日本兵在南京搞“殺人競賽”，當時的“日本人民”有沒有說半個不字？相反的，正因為那是“日本人民”認可的英雄行為，搶新聞的隨軍記者，才能出盡風頭登上頭條呢。

其實在日本民族性中，他們的“團結行為”、“合作行為”和“愛國行為”，都是享譽世界的。正因為如此，有其長者，必有其短，他們的“侵略行為”也是舉國一致的、合作的和團結不破的。

至于日本人何以有此亦優(yōu)亦劣的特殊民族性呢？用行為科學和歷史科學來分析，那就說不盡了，也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納。不過長話短說，我倒深服吾友西村成雄的看法。

西村說，日本民族很單純（Homogeneous），在歷史上沒有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Coexistence）的政治經(jīng)驗。因此一涉及對外關系，尤其是對外戰(zhàn)爭，它的種族優(yōu)越感（Racial Superiority Complex）就暴露無遺。這種令其他民族受不了的日本種族主義（Japanese Racisim），它就是攪亂東亞的根源。

西村教授的一家之言，也確是一針見血。

中山先生說，“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而日本民族卻是個“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二次大戰(zhàn)時，它就是我們的死敵了。

劉瑾太監(jiān)說得好：“你眼里既沒有皇上，那還有咱家我嗎？”

所以日本人當年在“大東亞”搞“共存共榮”，它連咱家中國都要打成日本殖民地（所謂“中國全土滿洲化”），那么東亞其他諸小國，還有噍類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今日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又蠢蠢欲動，能無警惕？！

附帶說句閑話：早年曾做過日本皇民的朋友們，每好自說曾做過日本人。其實他們那時的身份和今日香港居民無異。有些香港居民每好自稱為“不列顛臣屬”（British Subjects），不列顛臣屬和英國人，并不是一回事！

根據(jù)同一條邏輯，則當年日本殖民地中的“皇民”，事實也是一種Japanese Subjects（日本臣屬）。Japanese Subjects不是日本人，正如British Subjects不是英國人一樣。在近代世界中搞殖民主義，最老牌、最高明的是大英帝國主義。日本原是畫虎不成的低等帝國主義，較白等而下之的——一九一○年日、韓兩國正式合并，所以一九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韓國人按理才算是“日本人”。然而，讀者們不妨去問問高麗老鄉(xiāng)，有哪一位承認他是“日本人”？所以標榜是日本人的朋友們，應該先和我們搞歷史的喝喝咖啡才好。

（文章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