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醒來，獲悉土耳其發(fā)生政變，軍人控制機場、電視臺，并攻打總統(tǒng)府、國家情報署等要害目標，雖然離開那個曾經工作過不少日子的國度已經整整十年，這些手機屏幕上出現(xiàn)的地點還是還原為一棟棟建筑，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中。

有時候人的第一反應是很耐人尋味的。關于這場政變，我的第一反應是，如果這是土耳其世俗主義者們武力推翻埃爾多安政權的又一次嘗試，那么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嘗試。土耳其共和國的奠基人凱末爾為土耳其確定的兩大支柱：世俗與民主，恐怕也f只會從此湮滅在安卡拉市郊高大的凱末爾陵墓中了。

“所幸”，土耳其政府迅速將政變定性為軍隊中的“居蘭分子”策動的顛覆陰謀，并且在短短七個小時后，政變即被粉碎。關于埃爾多安為什么能夠逃過一劫，有一種說法是，埃爾多安總統(tǒng)及時用社交軟件向民眾喊話，動員土耳其公民上街，粉碎了政變者的圖謀。的確，軍隊中的叛亂者只占領了土耳其電視臺，而沒有控制電信公司，更談不上切斷手機和互聯(lián)網服務，這或許加速了他們的失敗，但恐怕不是他們失敗的關鍵原因甚至重要原因。

試想，如果這場政變不是只有區(qū)區(qū)百名士兵參加——土耳其媒體的報道稱，只有13名士兵試圖攻入總統(tǒng)府，然而遭到逮捕——而是師、團規(guī)模的成建制部隊，那么政變發(fā)起者再業(yè)余，也不會忘記阻斷信息服務。與其說叛亂者低估了新媒體的力量，還不如說他們的力量如此薄弱，在任何一點都很不足，什么都控制不了。這恰恰是埃爾多安能夠粉碎政變的關鍵原因——土耳其軍隊大部分及其核心領導層，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樣一場政變陰謀，更談不上參與其中。

政變的發(fā)動者和追隨者，很可能確如土耳其政府所指控的那樣，是一小撮滲透進土耳其軍隊的宗教極端分子或狂熱的居蘭主義者。然而，僅憑這一點就足以斷言，土耳其軍隊精心維護了80多年的世俗主義堡壘形象已經破滅，甚至堡壘本身也已經崩塌。

我還清晰地記得，十幾年前，我在安卡拉工作的時候，曾多次到土耳其兵營參加土軍方為外交官舉行的活動。且不說晚宴時土耳其軍官與外國使節(jié)觥籌交錯，Sarafin紅酒、Yeni Raki烈性茴香酒、Efes啤酒流水一般，信步走出餐廳，兵營遠端小小的清真寺罕有人至，尖頂上的新月顯得格外落寞。那時候的土耳其軍隊，要是哪個低級軍官或士兵經常出入清真寺，就會遭到憲兵以及上級部門的警告甚至調查。在當時的氣氛下，不要說宗教狂熱分子能夠策動一場政變，連收買各把邊境哨所都是異想天開的奢望。

土耳其軍隊一直對自己的世俗主義傳統(tǒng)備感自豪。盡管凱末爾留下的遺訓是民主和世俗兩大原則，然而，在凱末爾的門徒們看來，如果土耳其人想用民主方式增大宗教在社會和政治中的影響力——實事求是地說，在一個絕大多數(shù)人口都相信同一種宗教的國家，這個想法實在不能被認為是過分——土耳其軍隊會毫不猶豫地用對世俗原則的信仰，來壓倒對民主程序的尊重。

就是這支軍隊，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曾三次援引凱末爾的遺訓，干預土耳其的政治進程。那個時候，土耳其軍隊政變只需要部隊把坦克開上街，設立路障，然后總參謀長或相應職務的高級軍官到電視臺發(fā)表一紙演說，民選政府的議員們就會乖乖離開他們的位置。土耳其的歐美伙伴們出于自己的價值觀，顯然無法公開支持政變，但同樣出于自己的價值觀，他們也不會反對土耳其軍隊把面紗與小帽扔出國會大廈。

然而令人唏噓的是，2015年，土耳其媒體報出消息，三名土耳其憲兵部隊少將以及三個省的共和國首席檢察官涉嫌使用土耳其國家情報署的卡車，向敘利亞一側的“伊斯蘭國”恐怖分子走私武器。土耳其警方羈押了有關嫌疑人并得到了確切的口供，這一丑聞讓土耳其政府顏面掃地。當時正值俄土兩國就俄羅斯戰(zhàn)斗轟炸機被擊落一事吵得不可開交，土耳其媒體的猛料無異于在埃爾多安的臉上狠狠扇了一巴掌。但真正受到嚴重傷害的，卻是已世俗主義堡壘自命的土耳其軍隊。無論那三位將軍是出于何種原因，勾結恐怖分子，都讓人不得不想到一個細思恐極的問題：這支軍隊還能保衛(wèi)土耳其的世俗原則嗎？！

實際上，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向土耳其軍隊滲透的絕不只有來自海灣的恐怖分子，和埃爾多安過從甚密的“居蘭運動”也早就把觸手伸進了軍隊。埃爾多安和居蘭本來政治理念就比較接近，對土耳其軍隊的世俗主義傳統(tǒng)都很有些不太拿得上臺面的想法。受制于土耳其的法律制度，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fā)展黨沒有辦法在軍隊中發(fā)展他的“正義”。但是，居蘭做為在土耳其影響力巨大的思想家，其信徒也就是所謂“居蘭分子”卻可以通過思想滲透的方式，在土耳其政府和軍隊內部建立與國家機構平行的組織體系。

埃爾多安上臺以后，對同樣致力于伊斯蘭復興的居蘭，擴大其在政府和軍隊中的影響力，即使不是有意縱容，也是睜一眼閉一眼、視而不見。然而，21世紀的最初10年過去以后，埃爾多安與居蘭的友誼小船也和絕大多數(shù)的政治聯(lián)盟關系一樣，說翻就翻。2014年，土耳其政府查抄了居蘭分子主辦的報紙，并在此后將“居蘭運動”定性為恐怖組織，向美國提出了引渡自我流亡的居蘭回國受審的要求。

其實，埃爾多安與居蘭在理念上原本可謂情投意合，但做了十幾年總理、改做總統(tǒng)、而且是要做蘇丹般的總統(tǒng)的埃爾多安看到居蘭勢力已滲透到土耳其政權機關的各個角落中，他所感受到的可不是欣喜而是恐慌。對于埃爾多安來說，伊斯蘭化當然是好的，但前提必須是埃爾多安指導下的伊斯蘭化。別說是居蘭，忠心耿耿的“小埃爾多安”——達武特奧盧以及德高望重的居爾，都必須臣服于埃爾多安的無上權威。親信尚且如此，盟友居然心存異志，那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于是，政治上人們常見的同仇敵愾、同床異夢、同室操戈這三部曲便在土耳其上演了。

雖然近年來埃爾多安對“居蘭運動”連出重拳，但是不可否認，要是沒有這十幾年埃爾多安政府不斷削弱軍隊的權威，壓制軍隊的世俗主義傳統(tǒng)，甚至對高級軍官進行大換血，居蘭分子想在軍隊中扶植起一支能夠殺上街頭的勢力，或者恐怖分子想收買、招募幾個土耳其高級軍官，都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此似乎也可以說，埃爾多安在這個夏天遭到混入軍隊的居蘭分子的武力挑釁與顛覆圖謀，算得上自討苦吃。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指控埃爾多安其實是自導自演了這樣一出苦肉計，想以此激起人們對“居蘭運動”的恐懼，徹底掃蕩曾經和自己并肩戰(zhàn)斗的盟友。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即便如此，也可以證明，在正發(fā)黨以及埃爾多安看來，居蘭分子已經做大，威脅到了土耳其的國家體制，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

居蘭本人以及“居蘭運動”的骨干，是否參與了政變，仍然有待于土耳其檢察機關的偵辦。實際上，即使偵辦完成，真相也未必會水落石出。但毫無疑問地，“居蘭運動”與正發(fā)黨這兩大土耳其的伊斯蘭復興力量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

政變根本不是世俗主義者與伊斯蘭激進力量之間的對決，而是埃爾多安與居蘭、土耳其主要伊斯蘭復興力量之間的血腥權斗。做為政治家的埃爾多安，在這一回合當中，憑借被動員起來的土耳其民眾和順從政府的土耳其軍隊，1：0領先于做為思想家的居蘭。如果居蘭不是躲在美國，1：0的比分也可能會變成絕殺。盡管土耳其多年來一直想加入歐盟，然而在處置失敗的政治對手方面，還是一直保持著奧斯曼帝國的傳統(tǒng)。政變失敗后，遭到民眾私刑的叛亂士兵的命運，佐證了這一點。

這就是現(xiàn)在埃爾多安所面臨的問題，居蘭遠在美國，和這位已經78歲高齡的老者算總帳，似乎輪不到埃爾多安。但清算軍隊中的居蘭分子甚至全社會中的居蘭勢力，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了。埃爾多安殺氣騰騰的講話，暗示了一場清洗風暴正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上空醞釀。問題不在于風暴什么時候到來，而在于到底有多強烈，會不會有些并不屬于居蘭分子卻同樣不受埃爾多安待見的政治勢力也被刮到旋渦當中去。

如果說，以往埃爾多安還需要顧及一下軍隊的顏面、外國盟友的反應，那么現(xiàn)在，軍隊自己被政變鬧得灰頭土臉，外國盟友紛紛表態(tài)支持土耳其民選政府，埃爾多安政治品格中的奧斯曼基因會不會乘機大發(fā)作，這將決定著未來一段時間土耳其的政治氣氛。已經有人擔心，埃爾多安會把世俗主義者連同居蘭分子一塊掃到安卡拉的大街上去，利用平叛勝利的余威，一股掃蕩反對力量，為再次提出修憲、為自己成為蘇丹般的總統(tǒng)鋪平道路。

倘若埃爾多安忘掉了“得饒人處且饒人、除能一刀砍死人”的道理，在土耳其把清洗對象擴大到所有的“反埃爾多安分子”，會不會激起無辜躺槍的世俗主義者的奮起反抗呢？坦率地說，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對于包括軍隊在內的世俗主義陣營來說，只要埃爾多安還能恪守加入歐盟的承諾，他們就不太介意正發(fā)黨的宗教色彩了。實際上，經過這十幾年的博弈，世俗主義者早已意氣消沉了。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指望的那個能夠吸納、限制埃爾多安的歐盟，雖光華燦燦，卻也一樣的暮氣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