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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五條人和九連真人，更多廣東青年有“雜草搖滾精神”

2021-10-09 08: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chuàng) 蔡雨濛液態(tài)青年

作者｜蔡雨濛

除了五條人、九連真人，新一代的廣東樂隊是否還有別的故事可供書寫？

“廣州本地樂隊要獲得尊重有多難？”

搜狐音樂在一篇描寫廣州本地樂隊窘境的文章中，用這句話作為標題。這篇文章寫了兩件事，一件是“廣州本地樂隊事件”，2015年10月30日，在廣州的某場音樂節(jié)里，聽說主辦方邀請了大量“本地樂隊”和“校園樂隊”時，很多本來要參演的外地樂隊都表示要罷演。

另一件事發(fā)生在廣州爵士音樂節(jié)的壓軸音樂會“巔峰之夜——搖滾教父，崔??！崔健！”上，主辦方請來了來自南澳島、扎根廣州的本土樂隊“玩具船長”作為暖場嘉賓。在這個樂隊唱完兩首歌之后，臺下傳來了洪亮的喊聲：“我們要聽崔健！下臺！退票！”雖然玩具船長最后還是完成了演出，但很難想象，這樣的事情居然發(fā)生在2015年底。

堆填區(qū)樂隊 LANDFILLS

五年后的今天，以崔健、魔巖三杰為代表的中國搖滾樂的固有形象已經(jīng)逐漸淡去，廣東樂隊九連真人和五條人在音樂綜藝《樂隊的夏天》表現(xiàn)優(yōu)異，一度成為音樂節(jié)的搶手嘉賓。他們成長的廣東小城河源和海豐，被反復(fù)書寫、報道，背負著人們對于客家、潮汕和南方的想象。

新一代的廣東樂隊是否還有別的故事可供書寫？我們采訪了蛙池、堆填區(qū)、Hoo！三支在2015年之后在廣東成立的獨立樂隊，聊了聊廣東樂隊的地域、代際差異，以及年輕音樂人的迷茫、掙扎與抵抗。

局外人

談起自己一開始在廣州組樂隊的感覺，1995年出生的堆填區(qū)樂隊主唱黃澤榮的回答是“格格不入”。

重型樂隊居多的“核都”廣州，堆填區(qū)很難找到喜歡類似音樂風(fēng)格的同齡人，堆填區(qū)的吉他手廖思帆記得，他最初開始接觸樂隊的時候，大部分樂手都是玩重型的。一次排練之后喝酒聊天，聽說他想玩朋克時，大家都露出了意味深長的表情，笑著說挺好的。直到近幾年，廣州樂隊的風(fēng)格品類才多了起來，但那樣孤立的感覺還是存在?！八麄円蝗喝送嬖谝黄穑际悄菢?。另一群人玩在一起，也都另一個樣。我們好像哪邊都無法融入，只有我們自己”，黃澤榮說。

不只是堆填區(qū)，東莞的蛙池、同樣在廣州的Hoo!……隨便找一個年輕的廣東樂隊問“你們有什么圈子嗎”，幾乎都會收到一樣的回答，“我們各玩各的?！?/p>

這個現(xiàn)象幾乎跟過去的北京完全相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的崔健和魔巖三杰開始，北京大概每幾年就會出現(xiàn)一個有明確風(fēng)格和精神氣質(zhì)的樂隊團體：2000年初以清醒、新褲子等樂隊為代表的“北京新聲”；2008年前后，以Carsick Cars、刺猬等樂隊為代表的“NO BEIJING”、“兵馬司”系列……一群人玩在一起，為這個群體命名，大家一起演出、宣傳，一代影響一代，甚至做出傳承的意味，在北京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這些樂隊后來也成為了“樂夏主力軍”，覆蓋了大部分普通觀眾對于“搖滾樂隊”的印象。

但在廣東樂隊身上，我們幾乎不能使用這樣的編年體敘事。除了一些典型的金屬、核，或者五條人、九連真人這樣用方言唱歌的樂隊，我們很難對其他樂隊的風(fēng)格進行歸納，而樂隊們也不會因為彼此風(fēng)格相近就玩在一起。

蛙池樂隊在風(fēng)格上曾經(jīng)被認為是廣東的“草東沒有派對”，但仔細對比兩個樂隊的音樂，除了在配器和表達的情緒上有一些相像，幾乎不能被歸類在一起。堆填區(qū)從吉他音色、鼓點等元素上來說很像是朋克，但在歌詞上，他們很少會有直抒胸臆的表達，也沒有特定的“反抗”對象。黃澤榮也自嘲，樂隊沒有那么憤怒、直白，跟其他朋克樂隊比起來，有一些“娘炮”。

在音樂平臺上填寫資料時，大部分樂隊都會選擇“另類\獨立”——一個語焉不詳，但能保證自己不被限制的風(fēng)格。

Hoo！樂隊

在文本內(nèi)容上，往前追溯三十年，也很少有廣東樂隊背有反抗、叛逆這樣文以載道的負擔。就像黃澤榮說的，“我們沒有老一輩樂隊他們那么激昂，有時候身份像是一個局外人”。在廣州這個曾經(jīng)的中國流行音樂發(fā)源地，搖滾樂幾乎是隱蔽而地下的，沒有太多可被追溯歷史和進入公眾視野的樂隊。

不過，在九十年代的廣州，的確有人做過將樂隊們聯(lián)合起來的嘗試。Beyond主唱黃家駒逝世的1993年，唱片合輯《中國大搖滾》收錄了黑豹、唐朝、超載等樂隊的歌，卻沒有一支南方樂隊的作品。一時間，關(guān)于“南方無搖滾”、“搖滾不過江”的說法開始出現(xiàn)。時任廣東太平洋影音公司唱片監(jiān)制的張萌萌氣不過，在珠三角找來了十幾支樂隊，錄了合輯《南方大搖滾》作為回應(yīng)。

這張唱片在當時引起了不少討論，日本的唱片公司甚至簽下了它的全球發(fā)行權(quán)，但這張唱片卻并沒有作為“搖滾樂”流行起來。究其原因，是當時玩樂隊、喜歡樂隊的人，覺得這張唱片太過于流行和商業(yè)化。

類似的批評一直延續(xù)到2013年，黃家駒逝世20周年之際。《只有大眾，沒有文化》的作者王小峰在《三聯(lián)生活周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Beyond：撒了一點人文佐料的心靈雞湯》。他借Beyond在香港和內(nèi)地的流行，闡述了90年代至今流行文化的時代變遷，也提出對Beyond表達內(nèi)容空洞的批評：

“Beyond是在個性和商業(yè)中間無奈做出的一個選擇，否則他們連存在的機會可能都沒有。恰恰這種用口水歌傳達態(tài)度的做法，在市場中找到了他們最大的受眾群。一些悲天憫人、大而無當甚至有些空洞的歌詞配上惡俗的旋律，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在內(nèi)地，聽起來立刻就變得有些超凡脫俗了。”

“想做搖滾明星，但同時要保持憤怒，不能太商業(yè)、太流行”，這樣擰巴的價值體系一直在樂隊中延續(xù)二十幾年。

也正是因為這種價值體系的延續(xù)，我們能夠在每一個階段的北方搖滾中找到與之對應(yīng)的具備憤怒感、批判性的樂隊，他們幾乎代表了大部分中國搖滾樂的精神面貌。遠離中國內(nèi)地政治、文化中心的廣東樂隊，并沒有這樣一脈相承的特色，去消彌代際差異、維系群體。在九連真人和五條人爆紅之前，他們幾乎是一個語焉不詳、不被關(guān)注的群體。

微小的事情

比起“叛逆”、“先鋒”、“聚集”這樣的搖滾詞匯，新樂隊們的創(chuàng)作母題更像是“逃離”。

點開Hoo!樂隊在2010年發(fā)行的同名專輯，我們會聽到一些活潑、俏皮的音樂。Hoo!的吉他手阿哲說，歌曲《布魯布魯》描寫的雨季的廣州，像是一個熱帶雨林，高樓是參天的大樹，他們想象了一只叫做“布魯”的小熊貓，它自閉、不愛出門、經(jīng)常失眠，但也會因為出去散步心情變好，高高興興地蹦起來，就像樂隊成員們的性格一樣。

在另一首歌《“世界啊”》中，他們寫道：“那個地方只因我沒去過所以貪婪”，阿哲說，那個地方可以理解為精神故鄉(xiāng)，一個他們向往的、但不可能存在的地方。

但只是單單聽作品本身的話，這樣的音樂是讓人愉悅、放松的，它們中英混雜，沒有使用過重的配器，沒有特別苦大仇深內(nèi)容，封面是一只可愛的熊貓，細膩的情緒被隱藏的很好。

Hoo！樂隊

音樂之外的世界，Hoo!的成員們面臨的問題并不輕松。在遇見彼此時，他們都剛剛大學(xué)畢業(yè)，面臨一個最普通但也最普遍的問題：是聽從父母的安排乖乖回家工作，還是留在廣州做樂隊、自立起來？更多的時候，這個問題不是選擇，而是拉扯。

在錄第一張專輯之前，吉他手阿哲猶豫了，他回老家河源思考了一周。一邊是可見的、更不費力、順理成章的安穩(wěn)人生，一邊是不知道自己明天會是誰、會在哪兒、會做什么且?guī)缀跻艞壐改傅恼J同才可以撐過去的漂泊。說起這件事，主唱羅雋有些不好意思，“剛畢業(yè)的小孩就是不甘心，覺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給我爸媽寫了一封信，說這樣活著跟死了沒有什么兩樣，然后先斬后奏辭職了?！?/p>

蛙池的主唱金依依同樣經(jīng)歷了初入社會的陣痛。藝術(shù)管理專業(yè)畢業(yè)的她“不想那么快被判死刑”，沒有回到深圳，而是作為管培生進入了一家大公司，按現(xiàn)在流行的說法是“進大廠”。金依依攢了滿滿一身的勁，想要去做消費者洞察、輸出觀點。

進入市場部后，她卻由于公司的輪崗制在銷售部度過了一年。明明是還算體面的工作，也有清晰的方向可往上爬，但具體的工作卻瑣碎得令人厭倦：去車間看產(chǎn)品、去超市理貨、跟門店老板談合作……“銷售對于甲方而言，有時候就是免費的勞動力”，金依依至今還記得，自己被超市保安罵哭了兩次的經(jīng)歷。

“那時我感覺自己只是成功地被放在了一個罐子里，并不是為自己活著”，金依依說，在蛙池的作品《河流》中，她寫道：“我不拒絕踏入這條河流，我應(yīng)該做的全部都做了?！?/p>

蛙池樂隊攝影：咖小西

但這條河流來自于哪里、將去往何處，那些并不舒適的現(xiàn)實生活體驗來自于哪里，他們很難有更深的追問。資本、權(quán)力、系統(tǒng)、內(nèi)卷，這樣的詞常常出現(xiàn)在信息流中，但落實到創(chuàng)作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在高速運行、復(fù)雜多變的當下，他們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面對的敵人是什么。所有的掙扎和反抗像是使勁朝周遭揮了一拳，但打空了，只剩下一片虛無。

這樣的失落有時也會變成一種懷舊。在聊廣州的搖滾樂時，黃澤榮反復(fù)提到了東華西路三角市，曾經(jīng)有過的一個叫做“Band村”的地方。就像北京的樹村那樣，Burnmark、殺蟲水、大話@梅、Golden Cage等樂隊把舊式居民樓的防空洞裝修成了排練室。最繁盛的時候，排練室擴張到了九間，由十幾個樂隊、一百多人共享。

“Band村”

堆填區(qū)的成員們正好，趕上了“Band村”的末期，樂隊們幾乎都因為生活和年齡問題搬走，那樣青春、團結(jié)的氣質(zhì)已然消散。他們無限懷念那些大家每天都呆在一起排練吃飯喝酒演出的日子，而那樣的環(huán)境也更容易產(chǎn)生黃澤榮口中的“廣州味道”。

“那個年代太美好了，我們可以從他們的音樂里聽到一種廣州的味道。他們當年真的是很local的，那種所謂廣州的氣息很濃重的?，F(xiàn)在廣州沒有這種東西了，他們都已經(jīng)該干嘛干嘛去了，它不復(fù)存在，也許會變到另一個程度繼續(xù)輝煌，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p>

采訪聊到最后，堆填區(qū)的成員們都有些醉了。就像《午夜巴黎》中游走在過去的主人公，Band村也許并沒有那么烏托邦式的美好，但包含了他們渴望的、想象中的集體感和歸屬感。而且，相比眼前的日子，也許談?wù)撨^去會簡單一些。

“都是微小的事情”，這些二十出頭的音樂人對我說。他們知道那些小情緒，對比于前輩對權(quán)力、資本的批判，顯得太過于生命之輕，但那些面對世界時的不安與迷茫、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難過與無奈，的確困擾著他們，也成為了他們寫作的對象。

對抗虛無

2019年，蛙池樂隊的金依依回到家里的公司工作，Hoo!樂隊的羅雋和阿哲留在了廣州，堆填區(qū)樂隊在過去幾年似乎維持了一邊打工一邊做樂隊的生活。

與蛙池和Hoo!不一樣的是，堆填區(qū)樂隊的成員們對于家庭的逃離發(fā)生得更早，也更為決絕。貝斯手陳方舟出生于一個傳統(tǒng)的潮汕家庭，從小接受十分嚴苛的家庭教育，剛接觸他時成員都有些驚訝，像《外來媳婦本地郎》這樣在廣東非常流行的電視劇和一些大家都會回憶的動畫片，方舟從來沒有看過，父親幾乎禁止了他的全部娛樂，“小時候?qū)W校會組織春游、秋游、畢業(yè)旅行，我爸從來沒讓我去過，他說那個湖淹死過人，但我那時候就會想，為什么別人就不怕被淹死呢？“

類似的事情也發(fā)生在吉他手廖思帆身上。他的童年噩夢是父親規(guī)定的到家時間，從學(xué)校到家大概十分鐘的路程，他要完成吃零食、收拾書包、和小伙伴聊天等好多事，“我需要把所有的快樂都在十幾分鐘內(nèi)體會一遍，然后就得馬上回家，不然又是一頓毒打”。

除了鼓手劉瑋瀟，堆填區(qū)樂隊的另外三個成員幾乎都是早早地以離家出走的方式果斷踏入社會。他們嘗試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在桂林米粉打工、在小店里給人貼手機膜、給《喜洋洋與灰太狼》的制作公司做動畫、在婚紗店幫人剪片……去年疫情時期，方舟和澤榮甚至去做了三四個月外賣員。那時的外賣不用送上樓，他們覺得輕松又好玩，像游戲里做任務(wù)，等到外賣可以上面配送后，他們立即放棄了這份工作。

堆填區(qū)樂隊LANDFILLS

堆填區(qū)的成員們尋找、塑造自我的過程，幾乎是一個刻意與現(xiàn)實世界碰撞的過程。很難想象，2016年他們還過著在燈管上拍下一塊硬幣去買兩個包子充饑的上頓不接下頓的日子。在廣州的冬天，他們住的出租屋沒有空調(diào)，采光也不好，又冷又黑，只能在低矮的洗手間里彎著腰洗澡?！澳嵌螘r間讓我學(xué)會了一件事，就是煙灰缸千萬不要泡水，因為第二天你還要找煙屁股抽”，澤榮說。

在還未發(fā)行的新專輯里，黃澤榮寫了一首歌叫做《青少年妄想》，這是一首粵語歌曲，算是一種“尋根”的嘗試。他在里面唱道：“你是墮落的一代，虛假的烏托邦，極度沉迷這世代”。他說不清自己表達欲的出處，也不會解釋自己的痛苦。他只知道，如果沒有了這些困擾，自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開心太難了，讓別人開心容易，讓自己開心很難。寫歌可能是唯一一件讓我覺得開心的事了?！?/p>

在一個沒有“搖滾精神”需要被傳承的南方城市里，出現(xiàn)了這樣一個看起來嬉皮又朋克的樂隊，很難說清楚，是痛苦找到了他們，還是他們找到了痛苦。但在2020年，堆填區(qū)一共演了32場拼盤——一個對于新樂隊很驚人的數(shù)據(jù)，很多業(yè)內(nèi)人士都認可了他們現(xiàn)場的感染力和爆發(fā)力，他們用工作、創(chuàng)作的方式表達虛無的感受，反而脫離了虛無，成為了一種自然的積極。

堆填區(qū)樂隊 LANDFILLS

而回家工作的金依依、在出版社做設(shè)計的羅雋和在音響公司上班的阿哲，盡管看起來沒有那么“搖滾”，但也試圖從龐大的社會系統(tǒng)和看起來不可抵抗的虛無中，盡力撈出屬于自己的主體性。

金依依將注視、批判的目光，從自我轉(zhuǎn)向了他人。在即將發(fā)行的歌曲《小唐》中，她用一個老家在三四線城市、父母在深圳打工的小學(xué)同學(xué)小唐作為了創(chuàng)作樣本。

一起上小學(xué)的時候，小唐是依依的好朋友，他們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小學(xué)畢業(yè)之后，小唐回到了老家廣西。高中再見時，他已然變成了一個抽煙喝酒燙頭的“社會人”。小唐告訴依依，他在老家會打群架，出門都帶著刀。之后他們的聯(lián)系斷斷續(xù)續(xù)，小唐偶爾還會開車帶依依出去玩。

對于從同一個起點出發(fā)但人生軌跡幾乎平行的人，金依依感覺自己有話想說，“小唐差點就在我的人生中下了車……我有時會想寫一寫那些別人說不出來的感受，找一些還沒被書寫過的東西。”

這樣的嘗試在蛙池現(xiàn)有的作品中也有體現(xiàn)。蛙池被媒體報道最多的歌曲是《孔雀》，金依依在里面書寫了東莞女工排隊吃飯、上下班的生活，歌詞中出現(xiàn)了“短視頻”、“竹纖維內(nèi)褲”、“許昌中學(xué)”等貼近現(xiàn)實的意象，在副歌中，他們唱道：“這黃昏總按時來臨狗屎之中打撈星辰”。在音樂平臺的評論區(qū)里，會有在工廠工作的年輕人來留言，訴說自己從技校畢業(yè)，過著奔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