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

據(jù)說這是哲學領域最難回答的問題。拋開哲學的話，我們其實可以給出許多不同的答案。我可以是家長，也可以是孩子；我可以是教師，也可以是學生；我可以是有錢人，也可以是一個沒那么有錢的人?？傆幸粋€身份可以用來定義自己是誰。

于是，在同樣的身份認同下，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為了我們。當你選擇了一個身份，就等于定義了一個我們。有了我們，自然就有了他們。我們和他們，因身份認同的差異成了兩群不同的人。我們足球隊和他們籃球隊，我們一班和他們?nèi)?，我們男生和他們女生，我們白人和他們黑人?/p>

當某種身份的認同成為了唯一的、絕對的標準，不同群體的差異就會被無限放大。人們被放到一個一個的小格子里，相互隔開，互不相同。既然互不相同，那么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沖突成為必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按不同的文明劃分整個世界。這種做法的典型代表是亨廷頓。他把世界分成了不同的文明地帶，并認為文明之間的差異是本質(zhì)性的、不可消除的，因此潛在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但事實并非如此。阿瑪?shù)賮啞ど凇渡矸菖c暴力》一書對亨廷頓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他看來，不是文明之間的差異導致沖突不可避免，恰恰是過分強調(diào)，或者只看到了文明之間的差異，使得沖突不可避免。這種試圖從更深刻的層面解釋沖突的理論，反而給沖突提供了最適宜的溫床。不只是文明，宗教、政治體制等等這些貌似深刻、實則荒謬的分類，給企圖煽動暴力，制造沖突的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武器。哪怕是試圖促進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間進行對話的努力，其實也是在固化這種思維，即“文明或宗教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身份”。

一旦接受了這種思維，許多行為就會看起來好像不得不如此。既然我生下來就在儒家文化之中，那我當然也只能按照儒家文化的標準去行動，因為我無法反抗這種能夠“深入靈魂”的文化影響。這正是副標題“命運的幻象”的含義——接受命運，放棄自由選擇的權利。

阿瑪?shù)賮啞ど?998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

然而，每個人并非只有一種身份，而是有多個身份。人是復雜的存在，不能被抽象成一個個沿著固定方向運動的不同的點。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儒家文明里成長的虔誠的基督徒、優(yōu)秀的操盤手、登山愛好者以及某種非洲說唱歌曲的資深評論人。沒有哪一種身份能夠完全代表他這個人，因此也就不能用一個特定身份去解釋他所有的行為。過分強調(diào)一種身份，而忽視其他所有可能的身份，就會把人抽象成一個只有一種屬性、一種狀態(tài)的原子，然后再利用某些具有煽動性的口號，讓他們?yōu)槟骋粋€人的特殊目的服務。

而且，我們還往往低估了單一身份認同下群體內(nèi)部的巨大差異。當我們把文明或宗教當成更本質(zhì)的身份時，我們忽略掉了某種文明或某種宗教群體中，不同成員之間在其他方面的千差萬別。如果暫時放棄文化的身份，我們會發(fā)現(xiàn)互相之間竟然是如此的不同：有些人更喜歡長跑，有些人更喜歡閱讀，還有些人會選擇在某個特定時點，奔波數(shù)十里，去一個荒涼的地方，冒著漫天黃沙聽現(xiàn)場版的搖滾樂。

承認了這些不同，就意味著承認了其他身份的存在。原來，即使在同一個文明的內(nèi)部，我們也可以按照不同的身份，分成不同的群體。而這些群體恰恰在別的文明里也是存在的。這樣一來，文明作為單一分類的標準被徹底消解了。我們身上不必也不應只貼上儒家文化的標簽，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的身份。在這些身份中，文化或宗教都只是一類標簽。

既然是標簽，那就意味著身份不僅僅是一種認同，更是一種選擇。按照所受的教育和經(jīng)歷，我可以而且理應在我不同身份中進行選擇。不可否認，不同的身份之間有時存在層次上的差距，例如小區(qū)成員的身份，本省地區(qū)的身份，中國人的身份、亞洲人的身份和更普遍意義上的人的身份。但這些身份只是概念上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并不意味著更大的身份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其他那些完全無法從概念上進行層次劃分的身份，如文化、宗教、政治體制等，更不能說哪一種身份更重要。事實上，每個人都會依據(jù)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身份，此時這種身份下的倫理就成為了行為準則。每個人對不同身份會賦予不同的主次順序，但這種主次順序絕不會一成不變，往往要依賴于特定的情形。因此，沒有理由認定哪種身份比其他的身份更重要。

意識到身份的多重性，我們的生活也會更有余地。我們經(jīng)常會感覺自己被逼到了角落，感嘆生活竟如此不留余地。其實，只不過因為過于執(zhí)著于某一個身份，并用這個身份完全替代了自我。給自己換一個身份，可能就是換了一個天地。我將時常提醒自己，我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接班人，但同時，我也是一個低調(diào)的捧哏。

注：本文取材于《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作者阿瑪?shù)賮啞ど?998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