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夏濟安先生逝世51周年紀念日。本文作者在文中緬懷了夏濟安作為學(xué)者、老師、譯者的三個面向。

在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工作時期，夏濟安常常在辦公室一呆就是一天。1965年2月21日，他照常在辦公室里。10時許，他突然中風昏倒，隨即入院昏迷四十多個小時，最終于2月23離世，時年49歲。

濟安先生遽然離世帶給朋友們的哀痛，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透過諸多懷念文字得以探查。1967年，《永久的懷念》一集出版，收錄了陳世驤、夏志清、梁實秋、林海音等人對夏濟安的悼念、緬懷文章。陳世驤是夏濟安在柏克萊時的好朋友，兩人交往甚密，也是他主持了濟安先生的喪事。

他寫道：“這一篇哀誄，是在濟安逝世后三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舉行殯儀前約半小時，清晨十點鐘寫成的。在這前三日中，為了忙著尋定目的，安排殯儀館，并忍者眼淚，撫慰身邊老幼痛悼過哀的朋友，力持清醒的神智，已是一連幾天沒有安睡了。而即偶或夜闌人散，每想到濟安的音容笑貌，每看到他一件遺物，便自淚下如雨，或與內(nèi)人相對痛哭一場?！?/p>

弟弟夏志清則說：“我奔喪回來，不斷地重讀他的舊信……”并想到“他而十年來給我的一大束書信，實在比那本假以年月可能寫成的長篇（夏濟安曾設(shè)想過寫一篇長篇小說，筆者注）是更好地生活實錄，更可為傳世的文學(xué)作品?！?/p>

梁實秋則稱他：“難得在‘才、學(xué)、品’三方面都能出眾”，嘆惜其人“如曇花一現(xiàn)”。

學(xué)者夏濟安：為什么會選擇研究紅色中國？

1965年，自夏濟安赴美任教已經(jīng)是第六個年頭。這段時間，夏濟安稱是“走江湖”：先是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xué)任客座副教授一年，繼在柏克萊加州大學(xué)任教，并任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客座講員、副語言研究員。他雖然有研究員的身份，工作卻不穩(wěn)定；因為沒有“博士”的頭銜，他也沒有法子擔任更高的教職——雖然他自自然然地足以做個副教授！生計上的事以外，他在美國為了謀生的緣故，半是無奈地開始了紅色中國的研究——向西方引介新中國革命熱潮中的種種現(xiàn)象于名詞；這與他本身的興趣又相差太遠。

然而夏濟安先生在中共研究的領(lǐng)域愈走愈深，這一時期，他有兩篇作品出版：《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1961）和《下放運動》（1963）；此外，在學(xué)術(shù)會議上選讀過不少論文，也在權(quán)威刊物發(fā)表過重要文章，事實上，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The Gate of Darkness（中譯為《黑暗的閘門》，2016年由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中大部分文章都在1964年以前完成了。這些作品逐漸奠定了他在這一領(lǐng)域的聲望。1964年6月，他寫成一篇序《一部關(guān)于中國左翼文學(xué)運動的書稿序言》，但這篇序言他自己并不滿意，一直打算為這本“關(guān)于中國左翼文學(xué)運動的書稿”寫一篇更長的導(dǎo)論。然而這愿望終究沒有實現(xiàn)。

濟安去世后，弟弟志清整理了濟安未竟的書稿，于1968年在華盛頓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濟安沒有為這本書取名字，夏志清便命名為The Gate of Darkness。這名字是取自《魯迅的黑暗面》一章中引用的魯迅原話：

“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p>

自1968年英文版問世以來，這本書在英文世界產(chǎn)生極大影響，成為中國左翼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一本劃時代的杰作。在1960年代國際上反共仇共的大環(huán)境中，這本研究中國左翼文學(xué)作者的著作，通過檢視瞿秋白、蔣光慈、魯迅、左聯(lián)五烈士等作家，細致梳理文學(xué)與時代政治的糾纏，揭示他們身上的悲劇意義，給他們的作品一個恰當公允的評價，下筆敏銳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滿耐心。濟安先生的弟子、知名學(xué)者李歐梵教授自言從濟安先生的魯迅研究中獲益良多：

“我怎么才能寫得象夏濟安先生那么好？怎樣才能用不同的方式來刻畫魯迅形象呢？經(jīng)過了差不多十年的焦慮，我最終放棄了任何想超過先生的念頭，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p>

《黑暗的閘門》一書，在出版后的幾十年中，一直面臨“墻外開花墻內(nèi)冷”的局面；論述魯迅的兩篇文章，早早就被譯介給大陸讀者，獨特的視角與細致的分析吸引了一眾讀者的注意，但直到今年，這本書才有了完整的中文譯本。

老師夏濟安：白先勇為追隨他放棄了建三峽大壩的理想

1949年，濟安先生由滬抵港，并短暫任教于新亞書院。1950年，他來到臺灣，始任教于臺大外文系。1956年，他與吳魯芹、劉守宜等創(chuàng)辦《文學(xué)雜志》并兼任主編，在雜志上主張“樸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學(xué)。當時的臺灣文壇，“反共文學(xué)”盛行，意識形態(tài)對于文學(xué)的影響尤烈?！段膶W(xué)雜志》倡導(dǎo)忠于文學(xué)的標準，挑戰(zhàn)了意識形態(tài)的把控，有“風氣的樹立”之功。此外，夏濟安在提攜、栽培文壇后人上，有不可磨滅的功勞。臺大的前后幾屆學(xué)生均受其影響而人才輩出，如：叢蘇、葉維廉、劉紹銘、白先勇、李歐梵、歐陽子等。

劉紹銘回憶稱：“先生予年輕作家的影響，毫無形跡的、非常個人化的（是屬于潛移默化那一類）。他從不勇于教人，除非你崇拜他的學(xué)問，親自上們找他，他不易和你深談。但如他對你的作品有興趣，他不厭其詳?shù)囊蛔忠痪涞呐c你分析作品的結(jié)構(gòu)、用字、人物的處理和形式的發(fā)展。”

白先勇的例子可為上面這段話作個左證。他一次偶然機會讀到了《文學(xué)雜志》上面的小說、詩歌、翻譯，便放棄了自己去建設(shè)三峽大壩的想法，一心一意地想要考入臺大追隨濟安先生。他稱夏濟安為“文學(xué)導(dǎo)師”，“夏先生有非常特殊的文學(xué)靈感，尤其對文字、人性、作家的觀點非常深刻性。他很低調(diào)，有一點口吃，講課緊張，不像有些老師很會講課。他私下給你指點的時候，醍醐灌頂，一點就把你點醒。”

他還描述自己將《金大奶奶》呈給濟安先生過目的情形：

“于是自己貿(mào)貿(mào)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借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業(yè)。一兩次后，才不尷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說遞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于一個初學(xué)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xué)雜志》上去?！潜闶恰督鸫竽棠獭罚业谝黄桨l(fā)表的小說?！?/p>

譯者夏濟安：臥床養(yǎng)病時翻的是Webster International大字典

夏濟安先生對英美文學(xué)造詣精深。他在翻譯方面尤其令人嘆服，有“獨步譯林”的美稱。

夏志清曾談起他學(xué)英語的事跡：四十年代，一本“綠書”，一本“紅書”，“綠書”是一本十九世紀英國詩選，“紅書”是一本十九世紀英國散文選，濟安那時不喜歡英國詩，但散文都得起勁?！敖裉熳x麥考萊，隔一陣時間讀亞諾德，再隔一些時間讀紐門”，評價濟安后來的文章“用的字和成語都是二十世紀的，但在句法、章法上顯然深得十九世紀文體的好處……起初給人清麗婉約的印象，但讀完全文，覺得文氣這樣足，文章這樣前后有照顧，有不能不令人嘆服他婉約中所含蓄的豪放”。豈不是這樣嗎？近日讀《黑暗的閘門》中譯本中瞿秋白的一章，照樣是如此的感受和嘆服，哪怕已經(jīng)是隔著一層英譯中的了。

濟安學(xué)英語，還有一則小故事，是劉紹銘先生記錄的。他說起一次去臺大宿舍找濟安師，見他臥床養(yǎng)病時“翻起Webster International大字典來啃”，可見濟安先生的英文是下過一番“死工夫”的。

董橋先生在《三“家”村》一文中以濟安先生的翻譯為上乘，董先生文字漂亮極了，我不多言，也摘在下面：

下等譯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給原文壓得扁扁的，只好忍氣吞聲；高等譯手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談情說愛，毫無顧忌。譯匠中英文太過寒傖，一旦登入文字堂奧，手腳都不聽使喚，說話更結(jié)結(jié)巴巴了；譯手中英文富可敵國，進出衣香鬢影之間應(yīng)對得體，十足外交官風度：“時方晚秋，氣象肅穆，略帶憂郁，早晨的陰影和黃昏的陰影，幾乎連接在一起，不可分別；歲將云暮，終日昏暗，我就在這么一天，到西敏大寺去散步了幾個鐘頭。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氣，和陰沉沉的季候正好調(diào)和；我跨進大門，覺得自己已經(jīng)置身遠古，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歐文的英文典麗不可方物，沒想到夏濟安的譯筆窮追不舍，硬是不肯放過那縷縷幽香！

聽聞中文大學(xué)新版《夏濟安譯美國名家散文》是中英雙語對照版，讀者學(xué)人或可借此領(lǐng)略濟安先生譯筆功力之一二了。

值逢濟安先生逝世五十一周年，不勝筆力，東拼西湊些文字，若從故紙堆里翻出些舊掌故。只愿讀者順著拙文繼續(xù)探下去，要重新發(fā)現(xiàn)濟安先生這不該遺忘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