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到英國人羅素，也許讀者更容易想到的是活躍在20世紀的哲學家和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而他的爺爺約翰·羅素（John Russell），則曾經(jīng)在1846年至1852年，與1865年至1866年間兩度出任英國首相，是英國自由黨的先驅(qū)之一。

羅素是以輝格黨成員的身份出任英國首相的，但他對自由主義的崇尚，和對自由主義觀念指導(dǎo)下的社會改革的強大熱情，讓人對他有過如此評價：“很難說約翰·羅素到底是最后一位輝格黨首相，還是第一位自由黨首相”。他作為首相的名氣，并不如帕莫斯頓和格拉斯頓那么大，但確是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議會改革和社會改革的重要推手。他作為歷史學家的身份，得到的關(guān)注也就更少，但其中體現(xiàn)了他對政治的理念。如果要解讀這位小個子首相的執(zhí)政生涯，“自由”與“變革”是繞不過去的關(guān)鍵詞。

輝格黨世家中的小個子

約翰·羅素的父親是第六代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貝德福德家族的成員自都鐸王朝以來就在政治領(lǐng)域非?；钴S，較為穩(wěn)定地堅守輝格派的立場，積極介入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位極首相的，也只有約翰·羅素。作為父親的第三個兒子，約翰·羅素并未繼承很多家財，但繼承了父親的名字。

因為出生時早產(chǎn)，小羅素的體格比家族其他孩子都要小，成年后身高不超過1.65米。加之從小體弱多病，他無法適應(yīng)著意培養(yǎng)男子氣概的私立中學的生活，便在繼母的支持下從威斯敏斯特公學退學，在家學習了半年，之后被送往位于肯特郡的小規(guī)模寄宿學校學習。那里的課業(yè)壓力比較輕，安排靈活，他也在這里結(jié)交了不少同齡的貴族子弟，開始寫作政治諷刺詩，展現(xiàn)了寫作天分。

小羅素對政治的興趣隨著父親老約翰·羅素在他17歲那年升任愛爾蘭總督后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父親升職后，許多輝格黨的政治高層陸續(xù)往來家中，他們的談話給了小羅素了解政治的契機，他也繼續(xù)寫作諷刺政治人物的文章，逐漸體現(xiàn)出帶有自由主義偏向的立場。

但老羅素只在愛爾蘭總督的崗位上工作了一年便被去職。依然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小羅素隨后陪同父親出游歐洲和北非。盡管孱弱的身體給他出行帶來不變，卻也因為和父親同往而見識了戰(zhàn)亂中的西班牙，甚至差點被法國的軍隊俘獲，他還學習了西班牙語，閱讀了大量歷史典籍，并日益向往自由的理念。

小羅素對自由與法律的熱情的增加，在他求學愛丁堡大學時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盡管當時多數(shù)英格蘭的貴族子弟都在牛津、劍橋和倫敦求學，但老羅素認為在劍橋求學的長子不學無術(shù)，為免小羅素步哥哥后塵，把他送去了“北方雅典”愛丁堡。只不過，對貴族子弟來說，學位并不是學習的主要目的。1813年5月4日，時年21歲的約翰·羅素和很多貴族家的次子們一樣，為維持家族的政治影響，子承父業(yè)，經(jīng)由補選成為了塔維斯托克（Tavistock）選區(qū)的議員。這位年輕的小個子貴族的政治生涯由此正式開啟，直至1875年退出在上院的活動為止。

作為輝格派歷史學家的羅素

初入政壇的羅素并未立刻成為受人歡迎的政治新星。相反，他激進的自由主義理念無法為他聚攏人氣，在下院辯論的工作也讓他覺得索然無味。任職之后不久，約翰·羅素又前往歐洲大陸游歷，甚至采訪到了拿破侖。

自1818年起到1832年改革議會的法案通過，羅素一面對政治日益熱心，一面完成了大量歷史學和文學作品。就一位全職政治家而言，作為作家和歷史學家的羅素非常高產(chǎn)。他的作品包括一些乏人問津的戲劇、小說，也包括史著《自<烏特勒之和約>以來歐洲事務(wù)的回憶錄》（1824）、《土耳其人在歐洲的發(fā)展》（1828）、《法國大革命的原因》（1832）等。

上述史著的影響力都不如1821年初版的《論亨利七世在位以來的英國政府和憲政》來得有名。該書自出版后行銷英國長達70年，有多個版本，并被譯為外文出版。從羅素為初版撰寫的前言來看，此書有明顯的輝格派史學的色彩，表現(xiàn)出對英國的政治制度的關(guān)切，和對議會、自由的褒獎。他認為，自15世紀以來，歐洲君主制國家的政府都不如英格蘭的政府，故而需要改革。英格蘭政府的不同之處，則在于提供自由與價值，一旦濫用則會被改革力量修正，從而避免自由受到侵害?？梢?，羅素認為的英格蘭政府和憲政的優(yōu)越性，正是在于合為一體的自由和改革。

對于羅素這樣一個19世紀的政治家而言，所撰史著中體現(xiàn)的史觀不僅是他對歷史的態(tài)度，更是在反思了英國的政治史后，給輝格黨的未來提供的預(yù)想。這種設(shè)想暗示著，當輝格黨無法維持英格蘭的自由時，改革則勢在必行。這也是約翰·羅素自19世紀20年代之后的政治活動的重心。

熱心自由主義改革的輝格黨人

早在1820年至1821年間，羅素就希望可以撤銷衰敗選區(qū)格蘭姆龐德（Grampound），把議席分配給當時還沒有議席的利茲市或其他城市。最終，議席被分配給同樣遍布工業(yè)城鎮(zhèn)的約克郡。在工業(yè)城鎮(zhèn)不斷崛起的19世紀，撤銷貴族更容易控制的衰敗選區(qū)，增加新興工業(yè)城鎮(zhèn)中的民眾獲得議席的可能性，看似是和貴族群體利益不相容的做法，但符合羅素要捍衛(wèi)英格蘭自由的輝格黨人的觀點。

不過，羅素對自由的堅持和與之相關(guān)的議會改革并未為他贏得聲譽，還在1826年經(jīng)歷了失去議席和重新參選獲得議席的起落。但選舉上的挫折并未阻礙他重回政治后進一步推動改革的熱情。19世紀20年代，羅素的改革重點放在擴大選舉成員的資質(zhì)，改善非國教徒的境遇上。作為當時首相格雷伯爵手下的干將，羅素參與起草了1832年《改革法案》，在議會辯論中捍衛(wèi)法案，也因此鞏固并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被后人視為對議會改革的貢獻僅次于首相的人物。

在擔任內(nèi)政大臣時期，羅素就已經(jīng)掌握了如何利用行政權(quán)力繞過議會讓自己的改革政策付諸實施的方法，這些政策大多帶有自由主義和寬容的理念。他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就讓天主教徒獲得了成為警察、參與公職（甚至擔任法官）的機會，由此獲得了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支持。他也通過改變立法，大大減少了王國內(nèi)死刑犯的數(shù)量。在教育領(lǐng)域，他讓政府增加了對教師培訓(xùn)方面的支持力度。在殖民地事務(wù)方面，他也支持了《杜倫報告》的出臺，為未來加拿大聯(lián)邦的建立奠定基礎(chǔ)。

缺少支持的小個子首相

盡管羅素的政治生涯在19世紀20年代之后還算順利，但因為個頭矮小又不是長子，在婚事上飽受挫折，到42歲才與27歲的小個子的里伯斯戴爾小姐（Lady Ribblesdale）相識，隨后火速結(jié)婚?？上н@段婚姻只維持了三年，便以妻子的去世告終。1841年，羅素與貴族家的弗朗西絲小姐再婚。雖然弗朗西絲小姐的父親未來成為了女婿在政府中的支持力量，但這位小姐和羅素一樣體弱多病，不擅長應(yīng)酬和交際，無法將自己家變成政治舞臺的延伸，這也讓羅素相比其他政治家顯得清高。

矮小的身材對于身為首相的羅素來說確實有劣勢。他很難以“權(quán)威”的形象出現(xiàn)，托利黨人也會嘲諷他的身材。加之過去的政治生涯中缺少與黨內(nèi)同僚密切合作的習慣，他任內(nèi)的政府運作不能算太有效，內(nèi)部紛爭不斷。即便如此，羅素的改革熱情不減，在輝格黨未取得兩院多數(shù)的情況下，首相羅素還是成功推行了《公共衛(wèi)生法案》，廢除了實施多年的、帶有強烈貿(mào)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航海法案》，并延續(xù)了之前的教育改革的目標，甚至允許猶太人進入下院（盡管猶太人此時還未能進入上院）。

對于當時相對保守的輝格黨人來說，羅素的政策目標過于激進，黨派高層中對他的支持也逐步減少。加之他的改革計劃有不少違背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意愿，與君主的關(guān)系非常緊張。當他在1852年因為外交事務(wù)上的錯誤處置引起執(zhí)政危機后，只能下野。

若不是因為1865年自由黨首相帕莫斯頓忽然去世，羅素的第二個首相任期也不會到來。在這個短暫的任期中，羅素無法團結(jié)新生的自由黨，卻并未放棄改革的志向。他意圖推動進一步的議會改革，讓更多人擁有選舉權(quán)。盡管他本人提出的議案并未獲得通過，他領(lǐng)導(dǎo)的政府僅僅維持了240天便匆匆宣告結(jié)束。但1867年在任的保守黨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府，通過了新一輪的議會改革的法案，即1867年《改革法案》，讓英國有選舉權(quán)的人的數(shù)量驟增。不少工人聚居區(qū)成為了選區(qū)，高收入的工人也自此獲得了選舉資格，實際的結(jié)果比1865年羅素本人提出的法案更為激進。

成為首相并不一定意味著一位19世紀政治家到達權(quán)力巔峰，約翰·羅素便是一例。他的整個政治生涯都在努力追求自由和變革，觀點在他早年的輝格史觀的作品中就已經(jīng)呈現(xiàn)。盡管這位小個子政治家的首相生涯步履艱辛，但他依然通過自己的方式，實現(xiàn)了各種形式的議會和社會改革，讓輝格黨從僅僅為了捍衛(wèi)君主立憲制和古代自由的黨派，變成了對于社會現(xiàn)實有關(guān)懷，提供變革方案的黨派。他進而通過議會改革的手段，讓自由主義的理念在國家的法案中貫徹，為未來政府的變革和發(fā)展提供新的方向指引。

參考資料：

1. Spencer Walpole, The Life of Lord John Russell, Vol.1,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and New York, 1891.

2. Dick Leonar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remiers: Pitt to Rosebe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