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是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轉(zhuǎn)折點之一，更是張學良漫長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時刻”之一。在新近熱播的電視劇《少帥》中，同樣選擇此事件作為引子來牽出“少帥”的故事。既然論及“九一八事變”，那么自然牽扯到“不抵抗主義”。導演張黎曾如此評論：“現(xiàn)在還在爭，‘不抵抗’應(yīng)該怪蔣介石還是張學良，其實誰也不怪，只怪當時國力太弱?！背藝﹀钊跬猓熬乓话耸伦儭北l(fā)以及日軍隨后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確有其意外性。晚年張學良曾表示：“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么蠻干，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笨陀^來說，此辯解并非純?yōu)樾敦?。事變之初，除張學良外，南京方面同樣并未料到日本關(guān)東軍之后的舉動。事實上，關(guān)東軍的“暴走”甚至也出乎蘇聯(lián)等國際方面的預料。

電視劇《少帥》開篇就以“九一八事變”拉開了全劇序幕

事變爆發(fā)前，張學良率東北軍主力入關(guān)駐留華北，親自坐鎮(zhèn)北平。因此東北事態(tài)只能通過電報來遙控指揮。其間，大部分電報原稿多年前已整理出版，見于《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從中或能窺得當時“少帥”決策之經(jīng)過。

1931年9月6日即事變前夕，由于此前“萬寶山事件”引發(fā)的一系列沖突，張學良剛電令時任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現(xiàn)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yīng)付一切，極宜力求穩(wěn)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wù)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贝嗣顭o疑為當時奉軍對日行動定下了基調(diào)。十余天后即“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在前方未明的情況下，采取所謂“不抵抗主義”態(tài)度已有先兆，也非毫無端倪。

“19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臧式毅電”，遼寧省檔案館編：《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 （五） ——張學良與九一八事變·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280頁。

9月18日當天深夜，日軍開始進攻后，東北軍第621團團長何立中立即向第7旅旅長王以哲報告，后者又向時任東北邊防公署參謀長榮臻請示。榮臻隨即命令部隊不要抵抗。19日凌晨，榮臻與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向張學良電告日軍進攻經(jīng)過并稱有傳聞關(guān)東軍司令部正從旅順移往奉天。

“1931年9月19日東北特區(qū)長官公署致張學良電”，遼寧省檔案館編: 《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 （五） ——張學良與九一八事變·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第288頁。

根據(jù)《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所收錄的電報，9月19日張學良在致張作相等人的電報中明確寫道：“日兵至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痹谶@份長電報結(jié)尾處，張學良仍不忘關(guān)照：“對此事切持鎮(zhèn)定，以免另生事故于事無益。”另據(jù)《北平晨報》載，9月21日晚張學良在會見中外記者時亦表示：“當余聞及日軍在東北將有某種行動時，余即命令中國軍警收軍器于兵庫，取不抵抗主義。”

“張學良致張作相等電”，遼寧省檔案館編：《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五）——張學良與九一八事變·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83頁。

事變之后，日軍雖然兵不血刃地迅速侵占東北大片地區(qū)，但整個局勢至1931年底尚存改觀可能。當時關(guān)內(nèi)仍有東北軍主力十余萬人之眾，黑龍江馬占山近萬人的部隊仍在活躍。在日本政府內(nèi)部，關(guān)于事變到底應(yīng)該如何收場，始終未有定論。即便是在“無視東京指令”的關(guān)東軍內(nèi)部，也存有較大分歧。11月底，“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石原莞爾甚至不得不承認：憑借關(guān)東軍當時的軍力難以攻取東北軍在關(guān)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反攻據(jù)點——錦州，因此撤軍在所難免。時任日本陸軍參謀總長金谷范三曾要求關(guān)東軍不得繼續(xù)在錦州方面采取軍事行動，嚴令其“不得再有絲毫違反之行動?！碧热粼阱\州前線遭遇堅決的抵抗，就很可能導致關(guān)東軍徹底喪失行動的“合法性”，使其在東北地區(qū)的整個戰(zhàn)事難以繼續(xù)。然而，1932年1月初張學良棄守錦州，事態(tài)隨之急轉(zhuǎn)直下，最終不可挽回。

1931年11月底金谷范三要求向關(guān)東軍轉(zhuǎn)達的命令。緒方貞子：《滿洲事變：政策的形成過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54頁。

“張學良為負國人期勉痛失錦州名城事致全國通電”，遼寧省檔案館編: 《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六）——張學良與九一八事變·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283頁。

順便一提，與處理“九一八事件”類似，《少帥》同樣未描寫之前“中東路事變”的詳細經(jīng)過。依照電視劇中的敘述，年輕氣盛的張學良之所以敢于挑戰(zhàn)蘇聯(lián)，似乎完全是受了蔣介石的慫恿。然而，這次頗為莽撞的軍事冒險更多是張學良堅持己見的結(jié)果。目睹蘇聯(lián)勢力在東北的衰退后，張學良錯誤地認為莫斯科已沒有決心和能力維護其遠東利益。1929年中東路事件前夕，與張學良私交頗深的顧維鈞以及外籍顧問端納就曾多次勸“少帥”三思。但此時坐擁東北乃至華北大部的“全國海陸軍副司令”意氣風發(fā)，自然完全聽不進此類勸告，而是希望通過對蘇俄的強硬態(tài)度來獲得全國性威望。而“中東路事件”中奉軍的慘敗經(jīng)歷或也間接影響了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后的政治決斷——從激進冒險倒向消極退守。從此意義上來說，“中東路事件”與“九一八事變”之間有著密切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絕非是可以一筆帶過乃至可有可無的歷史事件。

顧維鈞回憶“中東路事件”前，對少帥的勸諫。《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05頁。

日軍侵占東北后，出于同鄉(xiāng)情緒，相當多原東北籍軍人都傾向于把張學良視為“英明的少帥”；而普羅大眾則因其極具戲劇性的跌宕人生而萌生興趣，進而津津樂道于各種野史八卦。或許是因為各式各樣眾所周知的原因，電視劇《少帥》有意無意間模糊乃至忽略了相當多青年張學良所經(jīng)歷的關(guān)鍵事件以及那些改寫了中國近代史進程的重大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