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次會議上，我曾見過戴錦華教授，覺得她頗有想法，也頗有氣質。因此，看了澎湃新聞近期對她的采訪，《當下的性別想象中，深刻地存在著“多妻制”幽靈》，我只能莫名驚詫了。

驚詫的原因之一，是那位采訪者——一個“震驚”和“憤怒”于國內(nèi)新儒家對女性不敬的言論，而勇敢抗爭，卻只用了筆名“鴻帆”的人。這篇訪談字里行間，多處影射國內(nèi)某些新儒家支持“多妻制”、為男人的性幻想叫魂。雖然沒有點名，但采訪中明確提及澎湃新聞更早之前刊登的、訪談國內(nèi)新儒家蔣慶時所用的標題：“只有儒家能安頓現(xiàn)代女性”。

坦率地講，我對蔣慶的很多說法都有保留意見。澎湃新聞刊發(fā)的那篇蔣慶訪談，雖有標題黨之嫌，但聽起來確實與我印象中他的“原教旨”相符。戴教授采訪中的種種影射，讓我回過頭又去仔細看了那篇對蔣慶的采訪。

說儒家支持一夫多妻或裹小腳，是“五四”以來對包括儒家在內(nèi)的傳統(tǒng)之誣陷

我發(fā)現(xiàn)，他在前半部分的很多說法，其實我很贊同。這部分的重點之一，在說歷史上的儒家并不支持、甚至明確反對“多妻制”。準確地講，傳統(tǒng)中國沒有一夫多妻，而是一夫一妻，但允許男人多配偶（妾媵）。對此，儒家最多是默認而已。說儒家支持一夫多妻或裹小腳等等，是“五四”以來對包括儒家在內(nèi)的傳統(tǒng)之誣陷。但直到今天，這種想象還被“左”“右”之主流觀點當成事實，努力地保存著，可悲、可憐、可笑、可恨！

蔣慶在訪談中，確實指出了妻妾制的合理之處。但他的意思很清楚：這個“合理”，是相對于西方傳統(tǒng)社會的情婦（蔣慶提到了近代以來法國的情婦習俗，這種“習俗”其實是中世紀與現(xiàn)代早期歐洲各國貴族的普世價值）與當今中國盛行的“二奶”來說的。后者是男性泄欲的對象，她們及她們因此生出的孩子沒有任何名分，男性對她們只有享受的權利，沒有任何法律與習俗規(guī)定的責任。這才真的是男人想象的極樂世界，也是這些女子及其子女的地獄。

與此相對，傳統(tǒng)中國的妾及其子女好歹還是有身份的，她和她的子女享有明確的權利。蔣慶的辯護，只是說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這是我非常認同的一種保守態(tài)度，一種從孔子到伯克（Edmund Burke）都認同與支持的保守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反對的一個重要對象，恰恰是包括當今一些女權主義者在內(nèi)的“砸爛一切牛鬼蛇神”式的激進。這種激進主義者的問題，在于他們橫掃世間邪惡的辦法及后果，是更大的邪惡。而上面說的那種保守態(tài)度，不是說不要消除惡，也不是說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要保守忍耐，而是說：要在去小惡的同時，不要制造大惡；如果無法避免制造大惡，要學會暫時眼睛里面揉一點沙子。而激進主義者動機的正確，不能證成其行動的正確。有時候好心的理想主義者比冷漠的現(xiàn)實主義者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災難。

在這一點上，戴錦華教授似乎站在了激進的一邊，她和她的采訪者對通過國家暴力行為實現(xiàn)的婦女解放運動持正面態(tài)度，而沒有表達任何批評。事實上，那種行為充滿內(nèi)在矛盾：強迫自由，不給人自由地讓人自由，（你）不自由毋寧（你）死。這種行為也充斥著對人（男人和女人）的基本權利、自由、尊嚴的最極端的踐踏。于是，趕鴨子上架的結果是，架子沒有搭好，或本來就是違章建筑（違背了基本人情），把鴨子摔死了。

為什么說這種激進違背了基本的人情呢？雖然她的采訪者似乎把儒家當成了悲情的對象，但是戴教授倒是說，傳統(tǒng)“無法被啟動，它不再是活的知識”。這比中國一些自由派一方面堅持這樣的說法，另一方面仍把儒家當成他們最大的敵人，少了一些荒誕。如果儒家真像這些人說的，是游魂野鬼了，那幾個儒家說說話，他們又怕什么呢？因此，我只能認為，他們要不是腦子糊涂，要不就是不敢招惹自由的真敵人，只敢拿沒有反抗能力的軟柿子捏捏，滿足一個懦夫的正義感而已。

戴教授至少沒有落入這種荒誕，她認為女權的最大敵人，是資本。這種說法，以及采訪中她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都表明她和其他與她志同道合的女權主義者，是左派，好一點是所謂的自由左翼，壞一點是激進左翼。法俄及被它們煽動出來的激進左翼革命，在反專制、反資本、解放全人類的美好理想下造就的生靈涂炭，應該能讓有識之士看到：徹底廢除資本，強制平等，是無法維系的。資本的邪惡，要在資本的框架下糾正；不平等，也要在含有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下修正。大海上的孤帆，如果進水了，我們要在這船上把船修好。因為進水就把它砸了，我們都會落在海里。在我的理解，自由左翼是不想去砸船的。戴教授在訪談中并沒有明確自己的立場，而她對激進婦女解放運動的不加批判，讓我們懷疑她至少沒有與激進左翼劃清界線。激進左翼之行動的惡果，以及溫和的人對他們的理論與實踐的反感，可能恰恰給自由左翼想要實現(xiàn)的理想制造了重大障礙。左翼應該攘外先安內(nèi)才是。

儒家不鼓勵和宣揚同性戀與同性婚姻，可在一定范圍內(nèi)對其寬容

回到蔣慶那篇激起了很多老“左”和新“左”反彈的采訪，其下半篇，我不同意的就多了起來。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他認為，“做好女兒、好母親、好妻子是女性的自然屬性與家庭屬性的必然要求”。他雖然不反對女性參與公共生活，甚至可以支持，但是，“知識女性或職業(yè)女性在事業(yè)上的成功，只有在不違背上述三種女性角色定位的前提下才有意義”。這種人的自然屬性與家庭屬性的觀點，也是一些大陸儒家反對同性婚姻的重要原因。這一反對，恐怕也是儒家招致自由派與女權主義反感的另一個原因。

儒家先前之所以被卷入同性婚姻的爭論，是因為美國在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判決中，由最高法院法官肯尼迪所撰寫的多數(shù)意見里，引了號稱是孔子的話。關于這個問題，我看到的討論里，張祥龍教授的文章《儒家視野中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我覺得寫得最全面、理性、公允。有些儒家對同性婚姻判決引用孔子很不滿，但是，事實上判決所引的確是貨真價實的儒家立場，即婚姻是很重要的社會與政治組織。

一些反對同性婚姻的人認為，同性婚姻的論證來自于“浪漫愛情是婚姻的基礎”，但浪漫愛情作為婚姻的基礎是近百多年才有的現(xiàn)象，這種情感是不穩(wěn)定的，是當代家庭不穩(wěn)定的根源。并且，如果情愛可以成為婚姻的基礎，人類距離和禽獸乃至充氣娃娃結婚合法化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確實有從這樣的個人選擇、浪漫愛情出發(fā)的。

但是，美國很多要求同性婚姻的人，也會基于很具體的問題。比如同性伴侶中一方生病，另一方因為沒有婚姻關系，沒有探視權；一方過世，另一方如何處理他/她的財產(chǎn)，等等。如果我們覺得同性戀是可以接受或容忍的（儒家恰恰是可以容忍同性戀的，如張祥龍教授所說：“儒家既沒有像基督教那樣譴責同性戀及其結合，也不會贊同古希臘文化中對同性戀、特別是男同性戀的某種鼓勵傾向，而是對同性戀現(xiàn)象采取有根本性保留的寬容態(tài)度，更愿意以道德人品而非性取向來評判其個人”），他們提出的這些問題，就應該被考慮。

美國的一些溫和保守主義者提出，可以采取“公民結合”（civil union）的方式，即給予同性伴侶所有夫妻間的合法權利，但是不將雙方的關系稱為“婚姻”。針對這種解決方案，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才開始強調，家庭作為一種政治與社會組織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加入這種組織的向往。也就是說，在家庭問題上，這些為同性婚姻辯護的人，恰恰與重視家庭的美國保守派走到了一起。最高法院法官肯尼迪正是從這個立場為最高法院的多數(shù)決定辯護，并因此引用孔子來表明家庭是一種重要的政治組織。

在張教授和其他一些儒者的回應中，有些是針對個人主義、個人選擇、浪漫愛情等立場為同性婚姻辯護的，因此就無法回應上述爭取同性婚姻的這種保守立場，即為了家庭、為了撫養(yǎng)后代、為了社會和諧而允許同性婚姻。也有少數(shù)對保守立場的回應，比如，同性戀沒法生育后代，既違反了儒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原則，也違反了人類通常的傾向（希望一家一姓乃至子嗣延續(xù)）。但是，按此邏輯，所有沒有子女的婚姻是否也應被廢除？如果我們可以批評所謂的“丁克”為了自己的快樂，不顧父母的意愿，太過個人主義了，那么那些因為種種原因無法生育的夫婦呢？傳統(tǒng)中國不是可以讓這樣的夫婦收養(yǎng)嗎？對此，張教授的說法是：同性婚姻以及同性夫婦撫養(yǎng)小孩合法化，會進一步鼓勵同性戀與同性婚姻。

誠然，如果是在生育仍需靠男女雙方努力、而多數(shù)人又不愿生育的社會，如果同性戀成了主流，確實會是問題。并且，在西方多元寬容乃至放縱的環(huán)境下，有些本來沒有同性戀傾向或者傾向不明的人，確實可能從追求時髦和新奇的動機，實踐同性戀。但是，在同性戀仍屬“見不得人”的文化環(huán)境中，又有多少真正的同性戀者在忍受著習俗的煎熬呢？美國的保守派就常宣揚同性戀可以“治愈”，但是可靠的“治愈”例子之少乃至沒有，反證了至少有些同性戀是天生的或很早就注定的。在壓抑的環(huán)境中，如果他們不得不假意結婚，那么他們的痛苦還會波及他人和后代。因此，若從演化意義的人類延續(xù)和儒家的“無后為大”的立場出發(fā)，同時又保持儒家的仁道精神，我們的結論只是不要鼓勵和宣揚同性戀與同性婚姻，可以在控制它不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前提下，對之寬容。

不要否定兩性的天然區(qū)分，也不要把性別角色固定化

儒者給出的另一個回應，則跟前述蔣慶談女性地位的觀點相關（蔣慶本人也在筆者參加的一次會議上給出過類似說法），即陰陽和合乃是人類本性；或如張教授所說，“‘婚姻’作為陰陽、天地、乾坤在人間的直接體現(xiàn)，實在是太重要了”。這樣所謂本性的說法，要面對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判斷人類本性的依據(jù)究竟是什么？退一步講，哪怕同是儒者，可能也會發(fā)問，為什么陰陽、乾坤就一定要對應男女？一個時代對陰陽乾坤的解釋，可能與那個時代的特性相關，或許只是陰陽乾坤這一抽象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之一。在不同的時代，道雖然不變，但是路可以變。這也是儒家兩千多年，舊邦新命，自強不息的來源。張教授也同意這個抽象的說法，只不過他認為陰陽乃男女，這屬于儒家的道。

但問題是，儒家的生命，也恰恰在于文本的選擇與重新解釋。我們完全可以退到一個更“弱”的儒家立場，認為儒家這些相關文本的核心、即儒家的道是要求婚姻雙方有分別，而根據(jù)這樣的分別，雙方要在家庭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擔不同的責任。這種分別，不一定非要由男女來表達；其中一個角色，也不一定非要專屬于某一性別。在當今奇妙的世界里面，我們不是也看到有男人被妻子家暴、報警求助的嗎？

需要強調的是：不要把性別角色固定化，不等于否定人類演變百萬年的天然傾向。性別的區(qū)分，是有演化的基礎的。有一種男女平等的觀點認為，如果允許男性一夫多妻，那為什么不允許女性一妻多夫？從演化的生存策略上講，一妻多夫對女性沒有基因存活的優(yōu)勢（她一年只能受孕一次，通過生孩子把自己的基因傳下去），而找到可靠的男性共同養(yǎng)育后代才是重要的。但對男人或者男猩猩來講，針對異性的群交可以增大他的基因的存活概率。換句話說，男人都是從前色猩猩的后代，因為不色的男猩猩，幾代之后就絕種了。

順便指出：包括戴教授在內(nèi)的女權主義者，常常用“男權”、“壓迫”這樣的字眼形容傳統(tǒng)社會，但是他們忘了，在這種所謂男權社會里面，最悲慘的失敗者，也是男人。我們看看一個猴群里猴王占有所有母猴、其他公猴只能干瞪眼，再看看蠻族侵略時總是殺光對方的男人、霸占對方的女人，就應該明白這一點。當然，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就是能夠超越我們的演化之自然。這也是為什么只有人類才能夠談選擇、談道德。但是，任何道德與政治的學說，不能罔顧人類的生理條件。

張祥龍教授還有一個對保守式同性婚姻辯護的回應，即如果允許同性婚姻，為什么不可以允許一夫多妻甚至群婚？他認為，一夫多妻不符合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規(guī)律。而在我看來，陰陽和合不必然等于男女結合，一陰一陽也不一定非要是一男一女。我所認可的儒家的根本價值，在于為了后代的健康成長與社會和諧穩(wěn)定，家庭需要有一種穩(wěn)定的結構以及關愛與秩序并存的環(huán)境。以此為立場，雖然根據(jù)人類的基本條件，儒家可以說，一男一女的婚姻最可能達到這一目標，但是同性婚姻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內(nèi)被允許。同理，一夫多妻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內(nèi)被允許。張祥龍教授看到了同性婚姻與一夫多妻的聯(lián)系，但他采取的策略是把兩者都拒絕掉了。

有意思的是，美國有一部以原教旨摩門教徒的一夫多妻實踐為背景的電視劇，The Big Love，挑戰(zhàn)美國主流的一夫一妻婚姻觀念。其制作人，恰恰是一對同性戀。他們意識到，同性婚姻的話題，與一夫多妻的話題是相通的，因此用這種迂回或新穎的方式，為同性婚姻開拓空間。當這部劇引起主流媒體關注時，有人采訪了一些實踐一夫多妻的個人，尤其是女性。讓人驚訝的是，其中也有受過高等教育、事業(yè)成功的職業(yè)女性。當人們挑戰(zhàn)這些人的做法不道德、破壞家庭穩(wěn)定的時候，這群人的反駁是：那你們這些堅持一夫一妻、允許離婚、并且成為連環(huán)離婚犯的人（serial divorcee），難道就更好嗎？至少我們激情過后，還可以友好地生活在一起，相互扶助，共育家庭。如果這一反駁成立，儒家應該不反對（但也不鼓勵）一夫多妻才是，或更應該反對不負責任的離婚。換個角度說，那些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派與女權主義者，你們準備好了支持一夫多妻了嗎？

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是公平，是在基本政治權利方面的兩性平等

當然，戴錦華教授在訪談中提到的一點是有道理的，即經(jīng)濟地位對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從前歐洲情婦與現(xiàn)在中國“二奶”盛行，與經(jīng)濟不平等有很大關系。因此，我們要去推動經(jīng)濟上的性別公平，比如同工則同酬；還有全職媽媽的家庭財產(chǎn)夫妻共有，等等。值得強調的是，有些人誤解了“男女平等”的含義，以為平等就意味著男女在各方面都要一樣，這會導致諸如“文革”時期的“鐵姑娘”現(xiàn)象；還有既然男人可以一夫多妻，我們女人就要一妻多夫；以及既然男人去脫衣舞吧看女人赤裸的乳房，我們女人也要去猛男表演的脫衣舞吧看男人的屁股……如此等等之怪現(xiàn)象。

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應該是公平，是要在基本政治權利方面，兩性平等。

但是，如果經(jīng)濟地位一時無法平等，有些女性選擇了依靠男人，甚至是與人分享，那么，給她們以合法地位，是不是更能關愛她們的價值與尊嚴？或者，在經(jīng)濟平等的前提下，如果幾方自愿，一夫多妻的家庭被允許，是不是更能尊重人的權利和自由？

儒家認為，家庭生活本身，有其政治意涵。從《論語》里孔子對“三年之喪”的辯護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當父母去世，君子脫離政治，回家守喪三年，這不但不妨礙他回來繼續(xù)從政，還因為他這三年追憶父母之愛、重思人生之意義，反而使他成為更合格的政治領袖（有儒家朋友打趣說，“三年之喪”是儒家處理中年危機的辦法）。同理，儒家也不會認為，由于婦女要生育，要更多地留在家里，那么在政治上她們就會比男人更有劣勢。儒家反而可以基于對家國之間、公私之間的理解，發(fā)展出一套支持政治上男女平等的說法，會在尊重女性生育權的前提下去為男女平等辯護，而不是罔顧這一現(xiàn)實、一廂情愿地小清新式對男女平等的空喊。

因此，盡管我不會說“只有儒家能安頓現(xiàn)代女性”，但儒家確實可以安頓、尊重現(xiàn)代女性乃至所有人的尊嚴，能提出更好的男女平等的觀點，并更加寬容與自由。在這些方面，比起一些自由派與女性主義者，也許儒家才是真的或更純正的自由派與女性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