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訊，著名藏學家王堯于12月17日18時在北京去世，享年87歲。

王堯先生1928年生于江蘇漣水，原就讀于南京大學中文系，1951年就讀于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師從著名語言學家于道泉先生，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奧地利維也那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客座教授。

王先生生前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教授、藏學家、民族史學家、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波恩大學《藏文歷史文獻》刊編委（1981年起）。王堯先生畢生從事古藏文資料收集和研究。著有《宗喀巴評傳》、《西藏文史考信集》、《王堯藏學研究文集》（1-5卷）等，發(fā)表論文數(shù)百篇。

王堯先生

在藏學領(lǐng)域，王堯有著開拓性的貢獻。中央民族大學陳楠教授這樣評價他的老師：“他對藏學研究最突出的貢獻在于，把古藏文文獻引進對西藏古代歷史的研究，開辟了吐蕃歷史研究的新時期，同時對唐史、中亞史研究等相關(guān)學科亦起到了異乎尋常的裨益作用?！?

王堯的藏學研究之路

2014年5月13日，王堯先生還曾來到上海復旦大學，舉行自己所藏《藏文大藏經(jīng)》的捐贈儀式，并回顧了他走上藏學研究之路的經(jīng)歷。

王堯從事藏學研究主要是受到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開山祖師于道泉先生的教導。于道泉是著名的藏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他曾先后在法國留學5年，到德國工作2年，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教書9年，并于1949年歸國。當時于先生向中央建議要盡快培養(yǎng)邊疆研究的人才，說自己在海外16年，感覺中國邊疆將來一定會出問題，不可大意。于是中央就迅速從各個高校抽調(diào)人員出來，組織西藏語文的訓練。

20世紀80年代初，王堯（左二）同于道泉教授（右二）在一起 

王先生當年離開母校南京大學到北京去的時候，對于西藏和西藏學幾乎毫無概念?！爸恢佬W教材中的‘西藏地方’，當時還不叫‘西藏自治區(qū)’，‘西藏地方’有達賴和班禪，前藏是達賴，后藏是班禪，達賴親?。ǘ龋喽U親漢，就這么簡單幾句。”雖然當時對西藏的認識十分淺薄，但受到委托學習藏族語文的目標是很明確的。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了關(guān)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xié)議。王堯就在這樣的政治形式下，開始跟隨于道泉先生學習藏文，于先生當時請了幾位長期在內(nèi)地工作的藏族同胞來教藏文，“當時沒有任何課程，只有一門課，就是要把藏文、藏語盡快學好，所以大家都努力學習，準備去和平解放西藏，把紅旗插在喜馬拉雅山上，哎呀，當時真是雄心壯志?！?

貢噶活佛是王堯到藏區(qū)學習遇到的第一位老師，活佛把他們接到貢噶雪山上的貢噶本寺，到寺廟里面了解寺廟生活，并學習貢噶活佛選擇的教材，接觸文、史、哲幾個方面的材料，就這樣滿懷信心地往西藏“進軍”了，當時有一首歌可以說明人們的心情，那首歌就是《歌唱二郎山》。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進藏時受到廣大農(nóng)奴群眾的熱烈歡迎，王堯也利用藏語的初步知識簡單地做了一點群眾宣傳工作，爭取藏民與解放軍的合作，他當時對于道泉先生的教導感同深受，即只有學好藏語文，才能在藏族地區(qū)開展工作，把中央的政策、毛主席的關(guān)懷帶到藏區(qū)去。

1954年，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分別率代表團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王堯回到北京在人民代表大會工作，負責歡迎、接待他們，也親歷了毛澤東主席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一起共度共度藏歷木羊新年的歷史場景。

突然去世，弟子懷念

王堯先生的入室弟子、藏學家陳慶英告訴澎湃新聞，王先生的去世也讓他感到很突然，因為王先生12月11日住院，他前天才去醫(yī)院看望過王先生，當時意識還清醒，見到自己的學生也很激動，但是由于插著呼吸機，已經(jīng)無法說話。

“王先生的去世大家都很悲哀，他為學術(shù)做出了這么多貢獻，教育了這么多學生，如今他的學生遍及北京、四川、青海、西藏，杭州、上海等地，我們應該懷念這位優(yōu)秀的藏學家?！标悜c英說。

以下為國際著名藏學家、美國哈佛大學范德康教授為王堯先生撰寫的悼詞：

我第一次見到老王是1980年代初去北京拜訪他和夫人。后來，在當時的西柏林教書時又見過他。我們在美國也見過幾次，一次在華盛頓大學，一次在哈佛大學。訪問哈佛大學的時候，他住在我位于蘭卡斯特的家里。那是一個可怕的冬天，大雪和結(jié)冰引起了停電。我們試圖用小火爐取暖，但那不管用，最后只好去旅館住了幾天。這些都是難忘的時光。

我的中文名字“范德康”就是老王取的。我們都會懷念老王，他留給西藏文化研究的貢獻，我們的共同熱愛，永在！

老王，一路走好！

范德康

2015年12月18日

于美國圣托馬斯島

（何歡歡譯）

Lao Wang and I met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 visited him and his wife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1980s.  Later I saw him again when I was teaching in what was then West Berlin. We then met several times in the USA, o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o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While at Harvard, he stayed with me at my home in Lancaster. It was a terrible winter and the snow and ice cause a power failure. Trying to heat ourselves with my small fire place, we decided that it was not working, and we ended up staying in a motel for a few days. These were interesting times. It was he who gave me my Chinese name 范德康. Lao Wang will be missed by many, but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Xizang, our common passion, live on. 老王, 一路走好.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2015/12/18, St. Thomas

范德康拜訪王堯先生，何歡歡陪同，2014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