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蔣百里是民國年間重要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至今還流傳著種種關于他的軼聞和神話。最近，《蔣百里全集》由北京工業(yè)大學出版社出版，煌煌八大卷，有利于我們更全面地了解蔣百里其人。經(jīng)該書主編譚徐鋒先生授權，澎湃新聞轉載《全集》“出版前言”（小標題系編者所擬），與讀者分享。

蔣百里其人

蔣百里，名方震，乳名福，號飛生、余一，晚年號澹寧，以字行，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zhèn)人，生于1882年，今年是蔣氏一百三十三周年誕辰。

蔣百里自幼家貧，十三歲時父親去世，與寡母相依為命，為人至孝，曾有割臂療母之舉，聯(lián)系到執(zhí)掌保定軍校之時的憤而自戕，其壯懷激烈可見一斑。自幼聰慧過人，為學以博洽著稱，深得同鄉(xiāng)名儒與父母官賞識，得以進學成為秀才。后入浙江求是書院，因涉及反清言論，被迫赴日留學。

蔣百里生長于海寧，錢塘江潮每每鼓蕩而過，氣吞山河，沛然莫之能御，少年時代的蔣百里一定對此記憶深刻，以致日后留學東瀛時期，創(chuàng)辦《浙江潮》，在其主擬之發(fā)刊詞中對此再三致意。這一唐宋以來文人騷客筆下的驚世奇觀，隱隱中似已深深印入浙人蔣百里的心魄。

甲午中日之戰(zhàn)中國慘敗，帝國的創(chuàng)深痛巨，演化為少年蔣百里的沉痛記憶，常手捧《普天忠憤集》，讀至傷心處，放聲痛哭，淚如雨下，立誓為國效命，掀起學習外國的雄心。留學日本期間，因目睹國家貧弱，蔣百里設法進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與蔡鍔、張孝準等人先后同學，因志行堅卓，學業(yè)優(yōu)異，畢業(yè)時名列前茅。后歸國效力，不久又遠赴德國學習陸軍，揚名異國，深受德方軍事統(tǒng)帥擊賞。經(jīng)過在當時陸軍強國日本、德國十余年的磨練，蔣百里已經(jīng)成為一位視野開闊、素養(yǎng)超群的杰出軍官。

留日期間，蔣百里在精習軍事學術之外，積極參與留日學生的社會活動，主持著名革命刊物《浙江潮》風行一時。歸國后投身新軍，為革命奔走效命，堪稱辛亥革命之元勛。當時的云南都督蔡鍔以蔣百里“留學東西洋十余年，品行、學術、經(jīng)驗、資望為東西洋留學生冠，亟應羅致，以饜海內之望”，向孫中山、黃興全力舉薦蔣氏出任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參謀部總長或其他重要軍事要職。

民國肇建，蔣百里投身軍隊建設，出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作育英才無數(shù)。1916年袁世凱甘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置共和于不顧，公然稱帝，蔣百里與梁啟超蔡鍔師徒奮而討袁，作為反袁勢力的骨干，對護國運動的成功居功至偉。

五四運動時期，蔣氏追隨梁啟超，為新文化運動之落實與新生努力，積極發(fā)表言論，參與社會改造，舉凡政論、文學、翻譯，皆有創(chuàng)見，被譽為中國現(xiàn)代文藝復興式之杰出人物。

五四運動至抗戰(zhàn)爆發(fā)之間，蔣百里先后出任吳佩孚、孫傳芳總參謀長，北伐后襄助唐生智實現(xiàn)蔣氏心目中的“新湘軍”，多所籌劃，只是由于當政者未從善如流，一一化為泡影。助唐生智起兵反對蔣介石失利之后，蔣百里受牽連入獄，只是由于其保定系領袖的角色，儼然一身系天下保定系之向背，所以才被蔣介石豁免，僅幽禁其數(shù)年。壯志滿懷的蔣百里，在華年消逝之余，以抄佛經(jīng)度日。一心以國家總參謀長自期的蔣百里，出獄后自號“澹寧”，內心之郁結可想而知。

不過，劍膽琴心所萃，作為軍人的蔣百里，其以身許國的熱情猶如一座沉積已久的火山。一旦日寇的全面侵華來臨，蔣百里便一躍而起，以往的個人恩怨早已置身事外。

作為國民政府元首特使，蔣百里曾出訪德國與意大利，竭力爭取軍事援助，一定程度上延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自華北形勢危急以來，蔣百里以其對日本之深入了解，全力分析國內外形勢，為國家抗戰(zhàn)戰(zhàn)略建言無數(shù)，在在皆堪稱金玉良言，既切合實際，又高瞻遠矚，其所著《國防論》一書為國共兩黨軍政領袖公認為戰(zhàn)略巨作，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指示郭化若對其進行研讀。與此同時，蔣氏還就日本之國民性與國情做深入研究，所著《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發(fā)行數(shù)十萬冊，極大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zhàn)激情。蔣百里在1938年前后發(fā)表近百次公開演說，為全國各界分析時勢，揭露日寇之外強中干，不少演說膾炙人口。

蔣百里晚年，臨危受命，代蔣介石主持陸軍大學事務，在竭盡心力之后，于赴任途中病逝。病逝當天，還在為陸軍大學的未來殫精竭慮。噩耗傳來，一時舉國悲痛，然而其著作與精神卻永存霄壤。

蔣百里作為一代軍事學大師、文學家、翻譯家與書法家，著作宏富，見識卓絕，決無浮泛之作，加之人格卓犖，談吐幽默，在當時即傳誦一時。由于逝世較早，蔣氏著作散失較多，后人一直缺乏一部了解先生思想全貌之全集。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不斷抬頭，妄圖挑起釣魚島爭端，吾國上下群情激奮，只是熱情有余，知性與認識似乎略顯不足。蔣百里作為近代中國“知日派”的佼佼者，于抗戰(zhàn)前后對日本之國民性與政治軍事情勢有極為精到之剖析，風雨如晦的當年，這些建言與分析大大鼓舞了抗戰(zhàn)軍民的斗志。如今展卷讀來，依然不得不佩服其目光之敏銳與文字之精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知兵與知日聞名于世卻提倡慎戰(zhàn)的蔣百里，如能通過其全集的出版，傳播其對于敵對勢力的深入研究，以及其極具睿智的思考，以便知己知彼，相信應該有益于國家與國人對于相關國是之認識。

蔣百里研究：背后的神話有待破解

自蔣百里去世以來，中國大陸及臺灣、香港的大小報刊上公開登載的追悼、紀念、回憶與介紹性文章將近200篇。1982年4月，臺北各界人士舉辦了“蔣百里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并在《近代中國》刊載座談會紀實。1992年11月，浙江省海寧市政協(xié)召開了“紀念蔣百里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并編輯出版《蔣百里先生紀念冊》。海峽兩岸多次重版《國防論》、《新兵制與新兵法》、《歐洲文藝復興史》、《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等蔣氏著作。《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甫一問世，即有日文譯本與相關評議。另外還相繼編輯、出版了《蔣百里抗戰(zhàn)論集》（黃萍蓀、張禾艸編，金華新陣地圖書社1939年版）、《蔣百里抗戰(zhàn)論集》（張禾艸編，金華友聲編譯社1939年版）、《蔣百里先生文選》（黃萍蓀編，金華新陣地圖書社1939年版）、《蔣百里先生抗戰(zhàn)論文集》（《大公報》西安分館1939年編?。?、《英雄跳，我們笑：蔣百里先生遺書》（褚道庵編，重慶時代出版社1939年版）、《蔣百里文存》（韓一青編，西安大東書局1941年版）、《蔣百里先生文選》附冊《紀念之頁》（黃萍蓀編，永安新陣地圖書社1944年版）、《蔣百里先生文集》（國防學會1947年編?。?、《蔣百里先生文選新編》（龍冠軍編，臺灣新生命出版社1955年版）、《蔣百里選集》（鈕先鐘選編，臺灣壬寅出版社1967年版）、《蔣百里先生全集》（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蔣百里傳記資料》（朱傳譽主編，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蔣百里先生墨跡》（吳德健、邵德法主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等。這些文獻的整理與刊行，為研究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原始資料，黃萍蓀、張禾艸編《蔣百里抗戰(zhàn)論集》、《蔣百里先生全集》可謂其中最為杰出的成果，為后人了解蔣百里提供了較為可信與相對全面的版本。

但是就蔣百里文獻整理與個案研究而言，由于沒有詳盡地占有和使用原始資料，使得整個現(xiàn)狀并不能讓人滿意。很多關于蔣百里的說法更多是沿襲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的說法，以訛傳訛，未能進行詳實的考辨。其中影響最大的說法，即蔣百里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yè)時以第一名奪得天皇賜刀，就存在頗多疑點，因為當時只有在日本陸軍大學畢業(yè)時的第一名才能獲得天皇賜刀，作為基層軍官養(yǎng)成院校的陸軍士官學校畢業(yè)生是不可能獲得天皇賜刀的。這一說法的緣起與真實有待考察，可能是另外一種榮譽的誤傳，作為一種以訛傳訛的迷思（myth）,更多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對日本人嫉妒與仇恨交加而急于戰(zhàn)勝之的心理期待。

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原始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要推進和深化蔣百里研究，首先應該在此處尋求突破。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既有的《蔣百里先生全集》談不上真正的全集，連蔣百里留日時期的大量著譯文章和《參謀勤務書》、《軍事常識》、《國民經(jīng)濟學》等重要著作沒有收錄，甚至《改造》上的文章也有遺漏。資料的搜集既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然而基于民國資料的浩瀚，遺珠所在多有，大有可為。

清末民初，蔣百里除了在自己主持的《浙江潮》和《改造》上發(fā)表大量長文及短評，又先后向《新民叢報》、《庸言》、《大中華》、《東方雜志》等報刊投稿或應約寫稿。他發(fā)表在這些報刊上的撰譯文章，有的署有筆名，有的則匿名，但經(jīng)過筆者考證，可以確認部分，如在《浙江潮》上有以“飛生”、“余一”等筆名，先后發(fā)表《國魂篇》、《民族主義論》、《俄羅斯之東亞新政策》、《俄人之性質》、《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真軍人》等論文、譯作13篇，除了已收入本書者之外，其中近十篇很有可能是出自蔣百里之手，更細密的考證有待今后進行。此外，筆者更順藤摸瓜，搜求到此前未被注意到的蔣百里譯著《教育家言》、《修學篇》，為認識蔣百里及當時的閱讀風向提供了一些新的文獻。

近代中國史一波三折，蔣百里也三度成為全國矚目的新聞人物。1913年6月自殺以后的一段時間，1920-1926年間主持講學社、參加湘浙兩省制憲及周旋于吳佩孚、孫傳芳、趙恒惕、唐生智等人之間的時候，1938年出使歐洲歸來居留漢口迄至去世之初，在這三個時期內，各地報章紛紛報道他的行蹤，刊發(fā)他的演講和文章，或者登載對他的悼念和追憶文字。因此，《民立報》、《順天時報》、《申報》、《長沙日報》、《晨報》、《時事新報》、《中央日報》、《大公報》、《掃蕩報》留下了關于他的不少資料。蔣百里交游廣泛，又先后出長保定軍校和陸軍大學，雖為時甚短，但對學生影響甚大。這些友朋和學生中不少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關他們的傳記、日記、年譜和回憶資料已相繼在海峽兩岸出版，從中可以覓得一些有價值的資料。此外，北洋時期、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檔案以及蔣氏后人家藏文獻中，也保存著不少有關蔣百里的資料。時至今日，在近代史料大量披露的局面之下，很有必要重新編輯、出版一套《蔣百里全集》，為深入開展探討蔣百里及其時代提供便利。

文獻搜集與整理

筆者很早即對蔣百里有粗略的認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曾從受眾的視野關注清末的革命動員，在大量披閱清末革命報刊之際，對蔣百里主持的《浙江潮》印象極深，由此留意其人其書，深深佩服這位“文藝復興時代的典型人物”（曹聚仁語），遂注意搜尋蔣氏相關文獻，已有近十年光景。呈現(xiàn)給讀者諸君的這部《蔣百里全集》，即是筆者十多年來悉心搜尋的結果，期待能為學界研究蔣百里及其時代提供些許助益。

此前各種蔣百里論著的版本，或由于事出倉促，或由于信息不便，或由于人為偏見，或由于政治區(qū)隔，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時，也留下了不少遺憾。此次重新收集、整理蔣百里全集，筆者嘗試著從海內外收集蔣百里已刊未刊論著，除了從近代數(shù)十種報刊輯錄其論著，還從檔案館尋覓其函札與遺稿。另外，也從蔣氏后人提供的蔣氏手跡整理出一批家書。所錄文獻，很多為有句讀而無標點，此次一一標點。為讓讀者領略其書法的魅力，亦收錄蔣氏留下的墨寶，以便大家從多個層次見識這位先賢的風采。

近年國中勁吹一股“民國風”，由出版界蔓延到知識界，似乎意味著大陸文化界欣賞趣味的位移。蔣百里，這位由秀才遠赴日德修習軍事，進而執(zhí)民國軍事教育界牛耳，又因壯志未酬敢于奮而自戕的先賢身上，廣求知識于世界的磊落豪氣，臨難不茍免的勇氣，獎掖后進不遺余力的熱力，君子不器的自我期許，在筆者看來，這與民國乃至國史上杰出人物的風范，實在若合符節(jié)。如果這是坊間所謂的“民國風”或“民國范兒”，那么此風甚可長。不過，蔣氏筆下所呈現(xiàn)的，正是一個苦難與希望如影隨形的時代，以至于蔣氏之去世，也是被迫離鄉(xiāng)背井，飄零西南之時，最終留下千古遺憾。如何衡量與解讀那段歲月與人物，想必需要采取一種更加公允而平實的姿態(tài)。

蔣百里的為世人所知，更多是作為軍人與兵學家，不過這絕非他本人的自我預期，倘若揆諸史實，也很快可以發(fā)現(xiàn)，蔣氏遠遠不僅僅是一位兵學家，作為近代中國一位才氣橫溢的人物，他談吐優(yōu)雅而幽默，縱橫于政治、外交、文學、佛學與書法等領域，流露出敏銳的眼光。蔣百里的文字除了切近當時的時局與問題，本身就有美文的意蘊，蔣百里去世時還在讀中學的著名學者何兆武先生就提到，“中國的，我想蔣方震的文章還是很值得一讀的。他是軍事學家，但文章很好。我上中學的時候，看了很多他的雜文，都非常欣賞”。無論蔣百里生前與逝后，這些靈動的文字，儼然成為國史上的名作，不斷進入現(xiàn)代中國人的閱讀視野，以致不絕如縷。

作為研究者，如何在中外軍事韜略與學術文化交融的視野中，對蔣百里一生作更全面的考察和切實的分析，將其作為折射近代中國軍界、知識界命運的多面體，進而捕捉那種若隱若現(xiàn)的“民國風”，似乎還有待于今后更扎實而充滿想象力的探索。

因著一顆敏銳而堅強的心靈，蔣百里宛若一座蓄勢待發(fā)的火山，每一個有心人都可以在他的著述與風范中收獲感動，蔣百里，作為清末民初橫空出世的先賢，必將在未來的歷史隧道中發(fā)出格外動人的聲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