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9日，澎湃新聞從杜潤生家人處獲悉，原中央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10月9日晨6點20分于北京醫(yī)院病逝，享年102歲。

徐慶全2012年曾發(fā)表題為《“三多三少”杜潤生》的文章，講述了與杜潤生先生結識的種種故事。2015年春，因籌備新書出版，徐慶全對該文重新修訂，題為《我眼中的杜潤生》。澎湃新聞經(jīng)作者授權全文刊發(fā)。

2003年7月18日，為慶賀杜潤生先生九十壽辰的“農(nóng)村改革座談會”在京西賓館召開。杜老有一個答謝辭，他詼諧幽默的說：“我不知道為什么我能活了九十歲”，“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幾、六十幾就死了，到我這里九十歲了還不死，還得活幾年。”全場笑聲和掌聲不斷。

在答謝辭中，杜老還對自己七十年的經(jīng)歷做了總結：“第一條，苦勞多，功勞少；第二條，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以我對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條當然是他的自謙之詞，第二條實實在在。我認為，還應該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孫多，對立面少”。

如今，十二年過去了，杜老也從頤壽（古人以百歲為頤）奔茶壽（108歲為茶壽）啦。他在北京醫(yī)院安靜地躺著，與外界的世界基本上隔絕；但，風聲雨聲滑落過，歷史的冊頁卻歷久彌新，他常常從那里走出來，笑瞇瞇地看著我們……

“苦勞多，功勞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潤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在一個舊書攤上看到一份“白頭資料”，內(nèi)中有對“四大自由”的甄別文章。對“四大自由”的批判，是幼年浸淫我們記憶的——那時的理解是革“資本主義的尾巴”，或者說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所以就很有興趣地翻看，然后就看到了“杜潤生”三個字，并說這種觀點是當年他提出的。

那一年，正是杜老主持的農(nóng)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時。即使在大學象牙塔封閉的我們，也能夠感受到改革的欣欣向榮，但畢竟對農(nóng)村改革有一定的距離感，對杜老在這場引發(fā)中國深層次變革的農(nóng)村改革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說不甚關注。所以，“杜潤生”三個字，只是隨風飄來或者報紙上的一個名字而已，我并沒有感覺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度過了1989年的春天，度過了1989年的夏天，這年10月開始，高校開始整頓學習，我又一次和“杜潤生”三個字相遇，他在我心中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當然還有另外三個人：于光遠、李昌、李銳。記得當時在整天學習中央精神但也常常無所事事的氛圍中，我還泡過幾天圖書館，專門查這四個人的資料，特別認真地看了杜老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改革》一書。

從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過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潤生”這個名字在媒體上逐漸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開放歷史上的地位卻越來越被人所看重。這種看似有趣的悖論，其實常常在我們身邊發(fā)生。悖論還在于，這個人名字愈被遮蔽，他的民間的口碑中傳得就愈響亮。譬如，杜老的同鄉(xiāng)杜導正，以及他身邊的朋友們，就經(jīng)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見杜老，就是和杜導正一起去的。

小杜老10歲的杜導正，在我眼里當然也是“老”。他一談起杜老，就常常話題收不住。杜導正自稱是“農(nóng)民記者”，他稱杜老為“農(nóng)民干部”；兩“杜”倆“老”倆“農(nóng)民”，關注的話題也相當一致。

“我這山西老鄉(xiāng)很了不得啊?！倍艑дf。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導正從新聞出版署署長位置上退下來后，已經(jīng)當了8年的《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這一天，杜導正告訴我，要帶著我見一個人：杜潤生；目的是請他擔任《炎黃春秋》的顧問。

驀然，十年前對杜老那份敬重又涌上心頭！十年后居然有這樣的機會去拜見他，頓時有三生有幸的感覺。

一路上的話題，都是關于杜老的。

杜導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說：“老杜這個人：（1）大才子；（2）大節(jié)不虧，站得??；（3）改革開放有大功勞。”

杜導正說，老杜，“一二九”時代的大學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時參加革命?？谷諔?zhàn)爭時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先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書長，后來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的秘書長的，資歷相當老——“老資格的”。

1948年中南土改時，杜潤生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沒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給農(nóng)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土改很順利，也很有成就。就因為他在土改的表現(xiàn)，195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老杜兩次被毛澤東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澤東開始逐漸偏離“新民主主義”的治國方針，準備推行農(nóng)業(yè)合作化，成立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老杜調(diào)北京，擔任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

但是，毛澤東找錯了人啦。在合作化問題上，熟悉農(nóng)村現(xiàn)實的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不主張急躁冒進。老杜認為，土改之后，農(nóng)民才從地主那里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chǎn)，現(xiàn)在又讓他們給“合作”出去。土地是農(nóng)民的命根子啊，他們要求獨立自主地經(jīng)營發(fā)展，即使貧農(nóng)有生產(chǎn)上的困難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權讓出去。

老杜和毛澤東的分歧就逐漸表面化了。1955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像一個小腳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數(shù)不清的清規(guī)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鄧子恢和老杜，都只好分別做出檢討。

這樣，就在中國農(nóng)村進入“社會主義高潮”之際，老杜則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后，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調(diào)離了農(nóng)村工作部門。而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幾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被撤銷了。

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個人生關口，后來的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

老杜遭遇到第二次大考驗，是“反右”和“文革”，那時候他是中國科學院的秘書長、黨組副書記?！胺从摇睍r，他當秘書長，他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運動，整個科學院的著名學者，好像沒有一個人劃為“右派”。他保護了一批人。“文革”時期，他也挨整，但他還是力所能及的保護科學院的科學家，使他們免受批斗。這個人是才子，也愛惜人才。

農(nóng)村改革時期，老杜當國家農(nóng)委副主任，主任是他的在中南局的老搭檔王任重。王任重對“包產(chǎn)到戶”不贊成，當然，那時中央有些高層領導也不贊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產(chǎn)到戶”。這樣，他這個副主任就很難的。不過，老杜很有智慧的，他很沉著，一步一步地尋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產(chǎn)到戶”的口子給撕開了。后來又陸續(xù)主持起草“五個一號文件”，將“包產(chǎn)到戶”在全國推廣起來。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他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這個人，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1989年春夏，這個一貫溫和的老人卻那樣的堅決，這是很少見的。退下來以后，他思考的問題很多，關于中國農(nóng)村的發(fā)展的動力，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等等。這些話題，他和我常常聊。我們請他當顧問，可以讓老人多發(fā)表觀點，也可以得到一個“政治高參”。

杜導正所羅列的杜老的“履歷”，那樣生動，簡明扼要，讓我印象深刻。所以，當我聽到杜老在九十壽辰答謝辭中說自己“苦勞多，功勞少”時，不禁莞爾：這老人家真是太謙虛了。

磚塔胡同杜老的辦公室，不寬敞也不明亮，臺燈需要常明才能溶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擁書城，倒顯得他有些矮小了。辦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是比較貴重的物品是一把鑲嵌著玉石的躺椅。杜老說，他不知道是玉石還是石頭，價錢不重要，但很珍貴，因為這是與他素不相識的農(nóng)民送給他的?！斑@是農(nóng)民對我老杜工作的一點肯定吧?！崩先思业卣f。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黃春秋》顧問的邀請，從2000年開始至今，一直是我們的顧問。他不是那種“顧而不問”的人，大到為我們辦刊出謀劃策，小到約稿子，兢兢業(yè)業(yè)，以至于有人說他在辦《炎黃春秋》。記得在一次會議上，杜老還特意說：辦炎黃的，不是我這個杜，是我的同鄉(xiāng)，那個杜（他指著杜導正說）?！澳莻€杜”說：是倆杜。你是顧問嘛。倆杜孩子式的對話，引起在場的人哈哈大笑。

而對我來說，自從這次與杜老相見后，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歷史“活化石”。無論是自己寫作還是編稿子，遇到問題就向老人家請教。此外，關于農(nóng)村改革的歷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采訪。

在杜老九十壽辰時，杜老的老部下劉戡在發(fā)言中說，國務院一位領導說過，杜老一生是不順的。1955年不順，1989年不順。在這“兩個不順的年代”，杜老“同樣是光輝的，同樣是值得紀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說的“苦勞多，功勞少”的話。所謂“苦勞多”，大致是指這兩個不順的時期，付出勞動卻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從歷史上看，這種“苦勞”又何嘗不是歷史進步的一份“功勞”？至于“功勞少”，但就他十年不遺余力的進行農(nóng)村改革，就是杜導正所說的“大功勞”。

“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參加革命后，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與中共的歷史相伴隨。而就中共歷史來說，“左”、右之間，往往成為一條評判這個組織成員的一條線，一直持續(xù)到“文革”期間的所謂“兩條路線的斗爭”。應當說，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權后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風審干以及土改時“左”傾之風盛行過，其他歷史階段還基本上算是平穩(wěn)。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來，就“左”風不斷，基本上是在折騰中過來的，這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jīng)有過結論的。

作為中共組織的成員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身處“左”、右漩渦中如何取舍？我接觸到的大多數(shù)老人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大致會有一個“黨正確我正確，黨錯誤我錯誤”的總結；換句話說，是黨“左”的時候我“左”，而黨右的時候我右——這是黨組織對成員的要求的結果，不必以“事后諸葛亮”的歷史虛無主義方式加以苛責。但是，唯獨杜老能夠說出或者說敢說出“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這樣的話，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于他人的亮點，值得后人銘記。

1947年開始的土改運動，“左”傾之風大盛，尤其是消滅富農(nóng)的政策為甚。杜老卻提出“四大自由”，這是太明顯的右了。試想一下：“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若這些“自由”都能實現(xiàn)，這倒給富農(nóng)甚至是地主的生成提供了便利的土壤?？墒牵粮牡哪康氖窍麥绲刂骱透晦r(nóng)啊，而且是那么“暴風驟雨”的，你提“四大自由”，不是在當土改中的“石頭”嘛。多年后杜老反思土改時說，在土改中消滅富農(nóng)的政策需要重新評估，“我們應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產(chǎn)利益，沒有嚴格依法執(zhí)行，留下了不利影響。中國長期的皇權統(tǒng)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產(chǎn)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jīng)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這是對當年“左”的做法的更深切的反思。

接下來就是1955年。毛澤東對農(nóng)村工作部所下的“小腳女人”的斷語，是對杜老右傾最好的注解。那時，杜老對毛的做法有意見，就跟農(nóng)村工作部副主任陳伯達說，卻遭到了陳的批評。杜老說：“陳伯達批評我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chuàng)造。而我的觀點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我給他留下一個很不謙遜的印象。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6年，杜老因“小腳女人”的右被貶到中國科學院，1957年就迎來了給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反右派運動”的“左”。杜老不長記性，還是繼續(xù)右。曾經(jīng)在杜老身邊工作的吳明瑜老在杜老九十壽辰的發(fā)言中，著重追述了杜老在中國科學院這一段的歷史。他說：

1957年反右斗爭時，張勁夫、杜潤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個文件：“在反右斗爭中如何對待自然科學家的政策界限”，實際上就是提出一個明確的概念，要保護自然科學家。這個文件經(jīng)過中央批準下發(fā)。在中科院北京地區(qū)，貫徹得很好。當時中科院在北京地區(qū)的自然科學家沒有一個打成右派的。當時很有名的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牽連到6個教授，錢偉長、曾昭掄、華羅庚、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駒。錢偉長在清華被打成右派，曾昭掄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一個都沒有被打成右派，都保護下來。在那個時候這是很勇敢的。

因為反右，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歸入到“資產(chǎn)階級”那一類了，成為接受改造甚至人民專政的對象。杜老對這樣的定論有意見。他在反右那年訪問蘇聯(lián)，年底回來后即給中央寫報告，陳述自己的意見。吳明瑜說：杜老在報告中“認真地分析了蘇聯(lián)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教訓，指出列寧特別是斯大林，把知識分子大量的殘酷打擊，認為我國不應當照搬蘇聯(lián)的做法?！?/p>

但是，從1957年開始，反右斗爭、紅專大辯論、大躍進，一路下來，知識分子全方位的遭到歧視、打擊，根源就在于知識分子是資產(chǎn)階級的屬性的定論。杜老一直想盡可能的改變這種定論。

1961年，杜老在主持“科學工作十四條”起草時，為了能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結論改變打開一個小口子，他煞費苦心的提出了一個“初步紅”的概念。

吳明瑜解釋說：“初步紅”“就是認為我們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jīng)初步紅了，那時候紅透了不能說，初步紅了，所以他不是資產(chǎn)階級。用了這個概念，叫初步紅，這個概念非常好，在那個條件下，極不容易啊。最后中央通過，叫一切有知識分子的部門都要執(zhí)行這個政策，就是這個道理，肯定廣大知識分子初步紅了。有了這一條，才有1962年周總理、陳老總在廣州會議上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有了這一條，才有1978年科學大會鄧小平重申中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是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是我們自己人。”

當年頒布的《科學工作十四條》，除了解決知識分子政策問題，還提出了一個當年非常有創(chuàng)新的領導思路，即如何對待黨如何領導知識分子的問題，也就是外行與內(nèi)行的關系問題。吳明瑜回憶說：

提出黨的領導的問題，這在當時是極其不容易的事情。杜老說，我們研究所這一層，黨要領導；研究所下面的研究室，黨的基層組織不能負領導責任，不能說這個研究室建立支部，建立總支，就由它來領導。他說，小弟弟、小妹妹來領導老頭子，老頭子們六七十歲、七八十歲，都是學科上的泰斗，中國科學院的那些學科，都是這些學者在領導，都是領袖人物，怎么能讓年輕的、他的徒子徒孫來領導他，怎么好安排這個事情呢？如果學術問題上采取這樣的做法的，非出問題不可。所以在十四條里規(guī)定，研究所這一層叫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到研究室，支部不負領導責任，支部是保證、監(jiān)督作用。后來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時候，劉少奇、鄧小平同志說完全贊成這一條，小平同志講我們軍隊不也是一個樣子嘛，也有區(qū)別嘛。團叫政委，營叫教導員，連叫指導員，就是有不同嘛，應該區(qū)別。所以就肯定了這一條。這是科學界首先打開的第一炮。這個問題至今我都覺得十分重要。我們到處都是基層，到處都領導，到底行不行？你領導什么？

而且，鑒于1958年、1959年的狀況，杜老還提出把學術工作、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qū)別開來，不要隨便把學術問題、學術上的爭論，上升為政治問題，然后政治問題上升為敵我問題，這一下子就搞亂了。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一時搞不清楚的爭論，都暫時歸于學術問題，先把它穩(wěn)定住。當時能夠大膽地提出這樣一種政策來，極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不斷在創(chuàng)新的理論家。

即使“文革”開始后，杜老還是盡自己所能，來保護知識分子。杜老曾對我回憶說：

1966年“文革”起來后，科學界的造反派來時奪權，知識分子又要遭殃。6月16日，我和張勁夫商量，是不是我們給中央一個報告，建議在“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要保護科學家、要保護科學界。我去征求周總理的意見，又去征求聶榮臻的意見，因為當時聶總主管科學界。總理和聶總都贊成，責成我回來快寫。我就讓吳明瑜他們來做。20日，總理要出國，委托陳伯達來處理。陳伯達開始很支持。他指示我要把權從造反派手里奪回來?？墒?，到了25日，陳伯達又指責我們反對造反派，說我們是拿著雞毛當令箭，要我們把造反派放出來。他并說：你們放著老右派杜潤生不斗，卻斗造反派。這樣，我成了中國科學院第一個挨斗的人。

經(jīng)歷了10年“文革”，杜老依然不改其右。初回農(nóng)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勸，要杜潤生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chǎn)到戶。那時,在高層，包產(chǎn)到戶依然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爭議問題。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guī)劃會議上，杜老借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qū)試行包產(chǎn)到戶。他說：“貧困地區(qū)要調(diào)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nóng)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nóng)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qū)搞包產(chǎn)到戶，讓農(nóng)民自己包生產(chǎn)、包肚子，兩頭有利。”但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省市區(qū)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shù)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chǎn)到戶”這條原則。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澤東一起戰(zhàn)斗過的老同志，會議休息當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說：包產(chǎn)到戶，關系晚節(jié)，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

接受我的訪問時，杜老談到這一細節(jié)，還是很感嘆：長期以來的極左思潮的影響，很多人還是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的框架內(nèi)思考問題。

意見嚴重不統(tǒng)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xù)，杜老就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他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后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老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jīng)濟是我國農(nóng)業(yè)向現(xiàn)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xiàn)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jīng)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chǎn)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chǎn)到戶的，可以包產(chǎn)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nèi)保持穩(wěn)定。由此開始，中國農(nóng)村改革全面開啟。

在中共體制內(nèi)，“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觀念是根深蒂固的。1957年反右派時，毛澤東把“左”傾和右傾錯誤反復作了比較，并說了一段此后在黨內(nèi)被奉為圭臬的話：。

在共產(chǎn)黨內(nèi)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大多數(shù)。他們也有缺點，但不嚴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朔诉@種片面性，他們就會大進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在黨內(nèi)的反映，他們向往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應當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條主義，許多錯事不能改正?，F(xiàn)在應當開始注意批評修正主義。教條主義走向反面，或者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是修正主義。就我黨的經(jīng)驗說來，前者為多，后者只是個別的，因為他們是無產(chǎn)階級的一個思想派別，沾染了小資產(chǎn)階級的狂熱觀點。有些被攻擊的“教條主義”，實際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錯誤。有些被攻擊的“教條主義”，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被一些人誤認作“教條主義”而加以攻擊。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但是對于革命事業(yè)的損失說來，“左”比右并沒有什么好，因此應當堅決改正。（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23-424頁）

他說：“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這種片面性，他們就會大進一步?！薄坝钟幸徊糠秩擞行拚髁x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在黨內(nèi)的反映，他們向往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彼麖娬{(diào)說：“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p>

由這段話開始，在中共黨內(nèi)基本上形成了這樣的“定律”：“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是策略問題，右是方向問題；“左”是內(nèi)部矛盾，右是敵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傾思想則比較危險。在此后的歲月中，這種意識不斷得到強化。

在黨內(nèi)生活了多年，杜老不是不知道這些“定律”，但他是從自己的思考出發(fā)來做事的。這一點很了不起。吳明瑜概括說：“所謂老右、老右者，正是因為那是極左路線，才看你是右了，其實你是走了正確的道路，那極左的人總是歪著脖子看你，總覺得你右了。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杜老走了一條非常正確的為民造福的道路?！?/p>

信哉，斯言！

“徒子徒孫多，對立面少”

在杜老九十壽辰的會上，周其仁在發(fā)言中說：

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nóng)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jù)說原話是這樣的，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滿激情的語言，引得在場一片掌聲；杜老也頻頻點頭。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王岐山、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等。這掌聲表明，他們與周其仁一樣，都對這個所謂不雅的稱號而感到自豪。

1981年1月11日，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鄧力群和時任國家農(nóng)委副主任的杜潤生的支持下，一個自發(fā)的研究小組——“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問題研究組”——在北京大學的專家招待所正式成立。

這個自發(fā)的研究小組的成員陳錫文、鄧英淘、周其仁、杜鷹、陳一諮、孫方明、張木生等人，大都是“文革”的知青，對農(nóng)村比較熟悉，面對著“包產(chǎn)到戶”初期的形勢，他們自發(fā)成立研究小組，以中國農(nóng)村問題為研究目標。

會上，杜老說：“我來的主要目的，是表示農(nóng)委對青年同志中有志于研究中國農(nóng)村問題的同志的支持”，“你們自動組織起來進行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問題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強調(diào)說：“農(nóng)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nóng)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nóng)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xiàn)代化！”他還對這群意氣風發(fā)的年輕人說，要記住，“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敝芷淙试诨貞浀竭@次會議時說，這話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做出一個決定，“用幾年時間，從農(nóng)村插隊考上大學已經(jīng)畢業(yè)和即將畢業(yè)、愿意今后長期從事農(nóng)村發(fā)展調(diào)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選擇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書記處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國家有關農(nóng)村研究機構、社會科學院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研究所、國家計委和國家經(jīng)委的農(nóng)業(yè)機構、農(nóng)業(yè)部以及商業(yè)部的農(nóng)村商業(yè)機構等單位，從各個側面互相配合，共同對農(nóng)村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調(diào)查研究，提出建議?！碑敃r的目標是，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隊伍，先給100人的編制。高層決定，把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個編制放在農(nóng)經(jīng)所?！?

這些熱血的年輕人，開始為農(nóng)村改革而四處調(diào)查，為起草中央文件準備材料，有的人像周其仁、陳錫文等人直接參與了“五個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5年年初，發(fā)展組這批人開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剛剛籌辦的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陳一諮、王小強、楊冠三、白南風、宋國青等人。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白南生、羅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繼續(xù)農(nóng)村研究。1985年4月，發(fā)展組編制正式從社科院農(nóng)經(jīng)所轉到杜潤生領導的國務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中心；1986年，“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長），由杜老直接領導。這些人也成為外界所謂的“杜潤生的徒子徒孫?！?/p>

受杜老影響，這些“徒子徒孫”們，或者通過學術研究，或者通過政策決策，繼續(xù)推進政治、經(jīng)濟各個領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們的年齡當在60歲至70歲之間，有的還身居高位。而且，直到今天，杜老和這些“徒子徒孫”們的友誼還繼續(xù)保持著。杜老九十誕辰時，來了那么多“徒子徒孫”；2013年，是杜老的頤壽之年，這些“徒子徒孫”們也為杜老籌辦紀念會。他們是以這種方式，薪火相傳著杜老的思想和理論。

很多“徒子徒孫”在回憶起在杜老指導下工作的感受，比較一致的一條是：杜老容忍、寬容，善于聽取不同人的意見。

張木生在回憶中說：

杜老主張“道并行而不悖”，見仁見智，互擅勝籌，匯合各方主張，相互容納，各家見解雖有不同，但經(jīng)過論辯，即為集思廣益，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芍^“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禮記·中庸》）。對集體經(jīng)營、包產(chǎn)到組和包干到戶，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爭論的雙方也就此盡釋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從此，包產(chǎn)到戶一發(fā)不可收，如燎原之勢，而觀點不同的人們，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謀”，沒有上綱上線，不受路線斗爭之困。我親耳聽萬里同志說過，為什么同樣的道理，從我們口里說出，和從杜潤生同志嘴里說出就不一樣。話讓他一講，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接受。這之后，實踐中，產(chǎn)量說服了方向。

周其仁在杜老九十壽辰發(fā)言中說：

杜老是對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都有興趣，都能夠敞開聽的人。他是真正的所謂聽不同意見的人，主動聽不同意見的人，對不同意見像生理需要一樣，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他能在不同意見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找到什么地方可以往前走一步，真正去解決問題。

與杜老相知的吳象老也在發(fā)言中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這個容字、大字。而且這不完全出于性格寬厚，更多的是出于理性的思考?！?/p>

當年曾和杜老一起工作的劉戡在發(fā)言中，將杜老這種政治智慧用“縱橫折衡”四個字來總結。他說：“就是要照顧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況、不同認識，取長補短，盡量兼顧，以利于政策出臺。”

陳錫文更舉出一個極為生動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他說：他曾經(jīng)對杜老提出的一個雙層經(jīng)營的說法不以為然。在起草1983年1號文件的時候，他在電梯里隨便和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說這個雙層經(jīng)營，我不是很贊成，我說農(nóng)民這層是經(jīng)營，村里這層好像不是經(jīng)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句，回想起來到現(xiàn)在二十一年了，在電梯間里說的一段話，依然在耳邊回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jīng)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p>

陳錫文感嘆地說：農(nóng)村經(jīng)濟體制能夠比較順利的推進，而且在一種似乎沒有發(fā)生很大的社會震蕩的情況下就把農(nóng)村的財產(chǎn)關系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方向捋順了。但是，假如當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戶的結果會長出一大塊個人財產(chǎn)的話，那農(nóng)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杜老當初提出雙層經(jīng)營，確實有著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jīng)濟方面的考慮，這才得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將農(nóng)村改革順利推進。

杜老這種“有容乃大”的氣魄，這種“能在不同意見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政治智慧，使他將很多事情一一化解，舉重若輕。1980年75號文件中，加上前面提到的那段話，是政治智慧；張木生提到的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這應該是中央文件中“后無來者”的新鮮寫法，也是政治智慧；起草科學十四條時所使用的“初步紅”的概念，更是政治智慧。

因為有這種政治智慧，杜老政治場域中的“對立面”，也大大減少。整個八十年代，雖然沒有此前的政治運動，但一年右一年左的形勢也常常使一些高層領導干部深陷其中，但杜老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還是“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都沒有受到大的波及。這與他的“縱橫折衡”的政治智慧有很大的關系。

到醫(yī)院探望杜老

杜老住院已經(jīng)有一段時間了，他身體如何？我的老領導杜導正就常常和我嘮叨老人家。2013年5月28日上午，杜導正老和我相約，一起到北京醫(yī)院探望了老人家。

杜老坐在輪椅上，帶著鼻飼，“多病所須惟藥物”，但精神矍鑠，思維清晰。他看到我們后，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們向他問候時，他有時候雙手抱拳表示感謝，有時候調(diào)皮的舉手敬禮。

這一年是杜老百歲，田紀云老特為杜老的頤壽壽辰寫了一條幅“壽比南山”，讓我們帶給他。展開后，杜老很高興，他指著田紀云的簽名，嘴里發(fā)出了高興的聲音。看后，他自己將字又卷起來，交給身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