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馮契先生這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哲學家誕辰百年。馮契早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中途赴延安參加革命，之后在西南聯(lián)大復學，問學金岳霖、湯用彤，承繼了他們邏輯分析與中國哲學的學問，抗戰(zhàn)勝利后赴上海執(zhí)教?！笆旰平佟敝?，其著述手稿被悉數(shù)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寫。我們在這里回顧馮契先生的經(jīng)歷，記念他在20世紀中國度過的一生。

馮象說：“在他們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力量，從而理解了他們：學生時代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為什么屢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無悔；仍然愿意如果重頭再來，還是走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

“給他貼任何一個標簽都不太合適。”上世紀80年代曾師從馮契先生六年的高瑞泉，在座椅上出了神，“他是一個很獨立的人。你說他是唯物主義吧，他和一般人理解的意識形態(tài)上的唯物主義還真不一樣；你說他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50年代寫的文章多引用孔子，1978年寫的文章，對儒家的看法很高；他內(nèi)心又特別喜歡禪宗和莊子。有人說儒家講通人，莊子講散人，可他的樂觀，不是通也不是散。他就是他那個樣子?！?/p>

那么，“獨立”，在各路思想競相登臺、時代大潮裹挾著人前進的20世紀中國，意味著什么呢？

在同窗趙儷生的回憶里，這位兩次入黨、兩次受了處分的好友，“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作為‘坯子’，……他似乎是天生的學者：溫柔，內(nèi)向，早年寫詩和小說，喜歡思維，往深邃的地方思維?！?/p>

而在次子馮象的記憶里，父親知道他去云南上山下鄉(xiāng)，還隨身帶著《史記》選讀時，曾面露欣慰之色。他后來知道太史公的《報任安書》是父親在“牛棚”里經(jīng)常默誦的自勵文章。在困厄中忍辱負重，發(fā)憤“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真正是“倜儻非?！?。

這種卓異、不同尋常的人格，可以在許多為多災多難的中國尋找出路的讀書人身上辨認出來。

今年是馮契先生這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哲學家誕辰百年。馮契早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中途赴延安參加革命，之后在西南聯(lián)大復學，問學金岳霖、湯用彤，承繼了他們邏輯分析與中國哲學的學問，抗戰(zhàn)勝利后赴上海執(zhí)教?！笆旰平佟敝校渲鍪指灞幌?shù)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寫。

我們在這里回顧馮契先生的經(jīng)歷，回顧他在那個時代的理想和坎坷，記念他在20世紀中國度過的一生。

“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

借錢也要讓他讀書

1915年11月4日，馮契出生于浙江諸暨山區(qū)一戶農(nóng)家，得名“寶麟”。

會稽山脈一帶，發(fā)達的一端在北邊的紹興，諸暨則是艱苦的山區(qū)。歷史上，諸暨民風堅忍，山民好械斗，老人說，這是越王勾踐留下的傳統(tǒng)。

而馮契筆下的故鄉(xiāng)卻是秀美、太平，在這塊出過西施的地方，“人們的一生是一只情歌似的：小孩子唱山歌，青年們談戀愛，中年人造安樂窩，老年人兒孫滿堂”（《我的故鄉(xiāng)》）。當然，他也寫過鄉(xiāng)民報血仇的故事。

大約是鄉(xiāng)土的滋潤，馮契的父親正是一位脾氣剛烈、揭竿為旗的農(nóng)民。那是清朝末年，馮春德受了當?shù)匾粋€地主的欺壓，他一把火燒了地主家的禮拜堂，逃去了杭州，結(jié)果被通緝，回不了家了。幸而不久，辛亥革命爆發(fā)，他當了新軍，參加了杭州的光復，這才能夠回家種田。他認為，當年地主家之所以能夠欺負農(nóng)民，就是因為農(nóng)民沒文化，所以，要兒子讀書，借錢也要讓他讀書。

上了一兩年私塾之后，8歲的馮契開始去外婆家附近的翊忠初級小學讀書了。他12歲初小畢業(yè)，轉(zhuǎn)入鎮(zhèn)上讀高?。ㄅf制初小4年，高小2年）。這期間，馮春德曾帶兒子到杭州，住在一家小客棧。父親有意考驗一下兒子，就把他帶到鬧市，故意躲起來，偷偷看他。這小男孩并沒有哭，只是東張西望，慢慢按照記憶摸索回客棧了。父親大為滿意。

上清華哲學系

1928年，馮契14歲，在高小畢業(yè)后，考進浙江省立杭州初級中學，一路成績優(yōu)異。杭初校長、同時擔任國文教員的唐世芳先生（1899—1983）非常賞識他。3年后馮契考進省立杭州高級中學。18歲時，父親去世了，馮契休學半年。唐先生讓他在杭初擔任文書工作，以補貼家用。

1935年春天，馮契高中畢業(yè)。夏天，先后報考南開大學數(shù)學系和清華大學哲學系，都考上了。南開有獎學金，清華則是作為清寒公費生被錄取，這個錄取標準是高于一般學生的，而馮契當年考了榜眼。最后，他決定上清華哲學系。“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我對數(shù)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是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碑敃r的清華哲學系，有馮友蘭、金岳霖、鄧以蟄、張申府等諸位先生。一入學，馮契就前去拜望馮友蘭，馮友蘭說清華哲學系有個特點，特別重視邏輯學和邏輯分析方法，建議他一年級就選金岳霖的邏輯課，他照辦了。

“少年氣盛”，“脫穎欲出”

南下宣傳，練習抗戰(zhàn)

就在馮契入學前后幾月，華北情況日益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為反對《何梅協(xié)定》、反對華北特殊化，舉行抗日救國游行?！百即笠粋€華北，已經(jīng)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眲倓傔M清華不久的馮契，接連參加了“一二·九”請愿、“一二·一六”示威兩次大游行。

當時，學生們中間已經(jīng)分作左中右三派，屬于“革命外圍”的各種學生團體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平津?qū)W生南下抗日擴大宣傳團”便是其中一個。1936年1月，馮契參加了宣傳團，大冷天沿著平漢鐵路線南下，每天都要徒步幾十里路，以頗為軍事化的長途行軍作為抗戰(zhàn)練習。

同行的學生中，有一位清華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名為于光遠（在校時名郁鍾正，后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和馮契兩人很投緣。于光遠后來回憶說，當年少年氣盛，馮契談話間不輕易推舉中外哲學家，是個“要求很高的評論家”；講到自己的哲學觀點時，又自信頗高?？上麄鲌F行軍十多天，就在河北保定的高碑店被國民黨武裝部隊包圍，隊伍被強迫解散，人員遣返北平。

宣傳團的成員們并不氣餒，回到北平后又組織到了一起，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民先”隊員為了學習打游擊，多次到圓明園和西山一帶研究地形、描繪地圖。于光遠和馮契兩人也因為參加“民先”而繼續(xù)來往，還是大談哲學。于光遠在圖書館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論與經(jīng)驗批判論》，就講給馮契聽。

“左聯(lián)”文學青年

當時，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簡稱“左聯(lián)”）北方部，開始在“民先”中發(fā)展組織。于是有了“左聯(lián)”清華園小組，馮契、王瑤、魏蓁一（韋君宜）、趙甡（趙儷生）等都加入了。因為是個秘密組織，得有個公開的名目，這些“平時都喜歡舞點文弄點墨”的學生們就組織了“國防文藝社”，接著又擴大改組成為“清華文學會”。他們熱鬧地辦起一個文藝刊物《新地》，馮契任編輯，既負責校對，又負責送去書店出售，但出了兩期，就被禁了。

喜歡寫詩的馮契，用提曼、鷹潭等筆名，1936年間在《清華周刊》和《清華副刊》上發(fā)表了多篇作品。他筆下散文詩的主人公多是貧苦人，比如走投無路的母子，落了寡的蠶娘，喪母、孩子又接連夭折的愛人。以故鄉(xiāng)為背景的小說《拖油瓶》《哥哥》，寫的也都是受欺凌的可憐人。

看到撿煤屑的孩子無意中踐踏了路旁的蒲公英，這“一點小小的事”，也會引起他“無限憂傷”：

我倦了，像春風一樣地倦了。/但我不能安息。（《春游》）他為捐稅負擔沉重的農(nóng)民們抱不平，而反剝削反壓迫的情緒還同抗日救亡的激越融在一起：

我愛北平?！驗檫@兒顏色比江南單調(diào)，情緒比江南興奮。

……現(xiàn)在我更愛北平了。因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難的英雄。敵人的飛機和暮鴉，在他的頭頂翱翔，他報之以粗豪而凄愴的呼聲——學生和勞動大眾的呼聲。

我更愛北平了。因為此地有熱情的面龐和狂跳的脈搏。因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們和我同甘苦共患難。

“一二·九”以后，我這樣寫信告訴江南的友人。（《我愛北平》）

“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么意見？”

但這位天性溫靜、謙和的年輕人，并沒有忘記學業(yè)。大學一二年級時，他就啃起大部頭的西文版康德和斯賓諾沙著作來，很快得到老師的器重。

大二時，馮契選修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課。馮友蘭先生有些磕巴嘴，每講到自認為淋漓盡興的時候，總是向班上說：“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么意見？”

這下引得“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個講堂七八十個人，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個馮寶麟，那么我們大家伙就只是‘叨陪末座’了”。用同選了這門課的趙儷生（1934年入清華大學外語系）的話說，馮契那時候就已經(jīng)“脫穎欲出”了。何炳棣也回憶，這門課是他自己上得最得意的課了，得90分以上只有三人，馮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有一日晚飯后，馮契去清華園東北角散步，經(jīng)過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家門前，被正在躺椅上剔牙的朱先生叫住，夸道：“聽說你的白話文寫得很不錯！”馮契聽了有些不快，心想：為什么不說文章、散文，而要說白話文呢？朱先生“凸起腹，架起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態(tài)”，也讓他覺得難堪。但后來聽說朱先生保護學生的經(jīng)過，就又很敬佩了。原來，“一二·九”之后數(shù)月，當時的北平市長宋哲元派大兵抄檢清華園。好幾位被點名的學生躲在朱自清家里，幸免于難，其中就有后來成為馮契妻子的物理系學生趙芳瑛。她的大哥趙萬里是朱自清的好友，進清華時，趙萬里就把妹妹介紹給他照顧。幾位學生在朱自清家很受優(yōu)待，朱先生夫婦安排他們夜里睡沙發(fā)，早上還給每人煎了一個荷包蛋。

“幾乎在每一個縣城，每一個支隊，都可以碰到‘一二·九’運動中的戰(zhàn)友”

“民先”介紹去山西參加“犧盟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全民抗戰(zhàn)開始，清華園也不再恬靜。29日，北平淪陷。

8月，清華大學南遷到長沙，與北大、南開合并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這里也成為進步學生的大本營。11月，馮契來到衡山上的臨時大學文學院報到。先去投身革命的趙儷生也在中途上山見了一面同學，和王遜、馮契、邵森棣、查良錚聚談了大半夜，次晨依依惜別。不久，徐特立從延安來給學生們講話，動員年輕人支援、投身抗日。學生們都很受感召。不久，有些進步同學在地下黨領導下組織戰(zhàn)地服務團，決定赴北方參加抗戰(zhàn)工作，馮契也報名參加。

臨行前，馮契向金岳霖告別。金先生非常贊賞他的行動，連聲說：“好、好！我要是年輕20歲，也要到前線去扛槍?！?/p>

12月，“民先”介紹馮契先后到山西省臨汾、趙城、汾西等地，參加由薄一波組織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馮契那時候去北方還有一個原因，便是“一二·九”運動中和他一起的李昌和于光遠，這時都已經(jīng)在山西了，他們參加的是陳世渠的部隊。熱血青年們都紛紛從課堂走向戰(zhàn)場，馮契說，幾乎在每一個縣城，每一個支隊，都可以碰到當年“一二·九”運動中的戰(zhàn)友。

清華實在論學派的唯物主義傾向，讓學生們能比較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

馮契最初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便是在“一二·九”運動中。一開始讀得較雜，有蘇聯(lián)人寫的，有中國人寫的，包括李達、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有英文版的馬恩、列寧著作。他后來評論說，清華哲學系可說是個實在論學派，相比五四時期流行的胡適的實用主義和梁漱溟的直覺主義，興起較晚。清華實在論跟西方分析哲學有血緣，又與中國的理性主義傳統(tǒng)相結(jié)合，其中含有唯物主義因素；馮友蘭、張申府、張岱年、金岳霖幾位教師的著述里，都有唯物主義傾向。而他們的這種傾向，也對學生們產(chǎn)生了影響，讓他們“在參加‘一二·九’運動和抗戰(zhàn)的經(jīng)歷中，能比較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新理學”的理性精神》）。

認為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有了這種政治上的信念，于是在理論上也滿懷熱情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相信實踐唯物主義的辯證法——這是馮契和他許多同時代人的心路歷程。在山西前線，馮契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他后來這么訴說當時的興奮：“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zhàn)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jīng)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痹诖蠹覍箲?zhàn)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時候，是《論持久戰(zhàn)》指明了前途，讓人豁然開朗。馮契說，這本書“以其理論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們”，“特別使我感到理論的感染力”。

魯藝文學系的艾提，跟何其芳一路在談英國浪漫主義

不久，山西近乎全面淪陷。

1938年春天，當時化名陸旦的馮契一路與山東大學學生叢一平（解放后任西安市市委書記）、劉曉沛（解放后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lián)絡部副部長）同行，自稱為“三劍客”。馮契從汾西沖過封鎖線，九死一生地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恰巧趕上魯迅藝術學院開辦文學系第一期，他就進入文學系學習，學名艾提。

當時文學系主任是周揚，具體事務由沙汀負責，教員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學員二三十人，比魯藝最初三個學系音樂、美術、戲劇系人稍多點。在魯藝學習期間，馮契在政治生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入黨。11月，由音樂系同學安波（秧歌劇《兄妹開荒》的作曲，解放后曾擔任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編導）作介紹人，馮契和何其芳一起在魯藝入了黨。

不久，賀龍將軍從前線回來，為魯藝師生做報告，動員大家上前線。于是魯藝決定，讓這批學生頭三個月在學校學理論，接下來三個月就到部隊去，作為實習。12月，魯藝四個系二十多位師生隨八路軍120師來到晉西北，其中文學系有七八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帶隊。賀龍還親自帶他們?nèi)ズ桶浊蠖鲿?，后又輾轉(zhuǎn)到晉察冀、冀中等地。

同去的學生里，只有馮契念過大學。在后來一些人的回憶里，說起一路上只聽得何其芳和艾提兩個人，大談英國浪漫主義，艾提出口就是濟慈的詩，“a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麗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悅）”——可了不得，都上前線了，還談論這個。

在120師，得了第一個處分

然而，這時候發(fā)生了一件事，讓馮契背上一個多年未能解決的處分。建國后初期接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他在檢查報告中也回顧了這樁事。據(jù)馮象介紹，雖然其中具體細節(jié)不甚明了，但大致許是這樣的：

魯藝師生們到了120師前線之后，有的人下部隊，有的人在師部宣傳科。當時日軍方面經(jīng)常轟炸，他們白天不能行動，只能睡覺，晚上行軍作戰(zhàn)，這對于師生們來說非常艱苦。

這時候，部隊里有干部開始追求他們中的女生。有位女生不愿意，其他學生便為她打抱不平。打抱不平的背景讓人很容易想起之前發(fā)生在延安的一個悲劇——黃克功案。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師團級干部黃克功，因逼婚不成，在延河畔槍殺了16歲的陜北公學學員劉茜。這位少年即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jīng)歷井岡山斗爭和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革命功臣”，后被陜甘寧邊區(q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這被稱為是毛澤東的“揮淚斬馬稷”?？梢韵胍姡?938年的魯藝，大家對此還記憶猶新。

魯藝的同學們?yōu)檫@位女生說話，提出要回延安。報告是馮契遞上去的，因為他在師部宣傳科工作，而且年紀稍長、又是大學生，被看作是學生里的頭。師部不同意，馮契據(jù)理力爭。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前來調(diào)解，批評了他們，但還是作出了讓步：愿回延安的，待足六個月再回；但是領頭的學生，因?qū)菇M織，還是要給一個處分，“停止組織生活”。馮契不同意這個處理，但他們最終還是在1939年夏天回到延安。

到了延安，馮契又向?qū)W校黨組織提出申訴，要求恢復組織生活，結(jié)果受到嚴厲批評。他一怒之下就走了。在“整風”之前，延安氣氛還比較自由，這自動出走在當時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是從組織的原則來說，畢竟是違紀。十多年后，寫進了思想檢查。

馮契決定離開延安回昆明復學?！叭齽汀崩锏钠渲幸晃唬瑥奈靼瞾?，幫他搞到一本胡宗南的通行證。有了這本通行證，一路走就容易多了。半路上遇到一位清華同學，兩人一塊兒回重慶，再從重慶去昆明。路費則是由趙芳瑛給他寄去，那時他倆已經(jīng)戀愛了。

馮契9月初離開延安，11月到達昆明，離開長沙臨時大學兩年后，他回到西南聯(lián)大復學，成為哲學系三年級學生。

“金先生嚴密而精深，湯先生通達而高明”

在西南聯(lián)大復學

在前方及延安近兩年，馮契主要從事文藝宣傳工作，寫下組詩《北征》。艾思奇曾將這部詩稿介紹給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后來因為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上海租界淪陷，未能出版?？箲?zhàn)勝利后，三聯(lián)書店成立，遷往北京，詩稿交還作者。但《北征》在“文革”中被抄走，從此下落不明。

到了昆明，金岳霖見他來，便約他去住處談，還特別準備了大后方難得的咖啡和點心，詳細詢問他在前線的情況和所見所聞。金先生說，他們這一代人，生在有瓜分恐懼的時代，一直擔心中國要亡國；現(xiàn)在能把日本鬼子打敗，中國就有希望了。

復學后的馮契開始上課。因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成西南聯(lián)大，馮契有機會受教于時任哲學系主任的北大湯用彤先生。馮契先后選讀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魏晉玄學”、“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等課程。湯先生一人能開設世界三大哲學傳統(tǒng)的課程，令馮契感到十分敬佩。

馮契歸校后，在政治活動上也沒閑著。12月，他參加了西南聯(lián)大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學生組織“群社”。因為要辦壁報、組織學生學習革命理論和時事政策，常常缺課。但湯用彤的課，除非生病，他絕不缺席。

1940年，“民先”解散，馮契由“民先”隊員轉(zhuǎn)為“社會科學研究會”成員，在地下黨領導下做宣傳和聯(lián)絡工作。也曾去昆華農(nóng)校組織讀書會，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小組”。這期間，他常寫雜文登在“群社”辦的墻報“臘月”、“熱風”、“群聲”上。

“后來我終于在昆明留下來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令國共關系大為緊張，大后方白色恐怖嚴重，坊間盛傳國民黨特務已開出黑名單，即將派出武裝到西南聯(lián)大進行大搜捕，一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學生運動暫時沉寂了，“群社”的公開活動被迫停止。馮契來到昆明郊區(qū)龍頭村暫住。龍頭村是昆明郊區(qū)的一個集鎮(zhèn)，又叫龍泉鎮(zhèn)。西南聯(lián)大、中研院史語所還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都疏散到這里。

王明（當時是北大研究生）為馮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數(shù)百函《道藏》的包圍中安了個書桌，搭了個帆布床。有一天，湯用彤先生來了，悄悄問馮契：“哲學系有幾個學生不見了，你知道他們到哪里去了么？”馮契：“不知道?！薄安粫潜徊读税?？”“沒聽說?！薄澳悴粫甙?？”馮契躊躇了一下，說：“暫時不會走。”湯先生嘆了口氣，盯著馮契：“希望你能留下來！”

馮契恍然：原來，湯先生并不是不問政治，只做個“有所不為”的狷者。他在這嚴峻時刻對進步同學如此愛護、真誠地關心，使得馮契對他更感親近了些。

這一年馮契27歲，在夏天時大學畢業(yè)，接著進清華大學研究院哲學部，搬到司家營。司家營離龍頭村不遠，都是鄉(xiāng)下。如果步行去昆明城，得有十七八里，要走兩個小時。這時候地下黨實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反正什么公開活動都不能干了，馮契便決心埋頭讀書——“非常寂寞，便發(fā)憤忘食地讀書，常讀到晚上兩點鐘。”

金岳霖為馮契一個學生單獨開課

成為研究生之后，馮契的導師是金岳霖，他從此和這個旁人眼里看來有些古怪的教授，建立起特別親密的師生關系。

1942年，金岳霖決定為馮契一個學生單獨開課。每星期六到金先生那里去讀書，先是休謨，后是布拉德雷，邊讀邊討論。

開始讀休謨的《人性論》時，只有一本書，由馮契捧著朗讀，金先生半閉著眼睛聽。讀著讀著，金先生說：“打?。　北阆蝰T契提問。答不上來，金先生就給馮契細講，不一定得結(jié)論，但把問題引向深入。馮契說，金先生對休謨的書真是熟透了，還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認真讀幾本書。不要浮光掠影把書糟蹋了！”

這時，金岳霖正在把他寫的“知識論”講稿整理成書。大后方?jīng)]有稿紙，連白報紙也沒有，金岳霖便把薄薄的油光紙裁成練習簿那么大小，用毛筆按橫行自左至右書寫，這樣寫成幾十萬字的著作。馮契大概是第一個有幸系統(tǒng)讀到這部油光紙手稿的學生，有幾章，一脫稿就交給馮契帶回去讀，讓他送回時提出問題、意見，進行討論。馮契為此寫過不少讀書筆記，可惜后來在“文革”中丟失了。

除了金岳霖指定讀的書，馮契還給自己開了兩個書單：西方從古希臘到維也納學派，中國從先秦到五四，按歷史順序選讀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讀，有的略讀。讀了常有一些疑問和看法要向老師請教。通常，有關西方哲學的問題，就去問金岳霖；有關中國哲學的問題，就去問馮友蘭和湯用彤。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當時，許多教授為了躲敵機轟炸，也到郊區(qū)借房子安家。馮契晚飯后在田間散步，一會兒就走到湯用彤家，兩人于是經(jīng)常談天。

一次，師生倆談得高興，不覺天已黑了，師母進門來：“你們也不點個燈，黑洞洞的，談得那么起勁?！睖猛f：“我們談玄論道，在黑暗里談更好?！瘪T契說：“我們在黑屋子里抓黑貓?！眱扇硕脊笮?。有時，興致來了，一直談到夜闌人靜，馮契踏著月色從田間小路歸來，說確實覺得體會到了“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金岳霖有時則感到寂寞，因為他那時候?qū)懗傻摹墩摰馈芬粫?，出版后如石沉大海，沒人評論也沒人罵。馮契對金先生說這是曲高和寡的緣故，將來會顯示出價值。金先生則說，所謂考驗，通常要通過討論、批評，攻來攻去，有點攻不倒的東西，那才算站住腳。

金岳霖曾在西南聯(lián)大作過一次公開演講，主題是講治哲學和文學都要碰到一個“說不得”的問題。像詩的意境、宗教體驗這些，說不得，但還是要用語言來傳達，這又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做到的呢？講演之后不久，金先生整理出一篇文稿，題目就是《名言世界與非名言世界》。

馮契和金先生也熱烈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覺得金先生在《論道·緒論》中區(qū)分的“知識論的態(tài)度”和“元學的態(tài)度”，這個提法可以商榷。金先生認為，知識論的裁判者是理智，可以暫時忘記我是人；而元學，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形而上學，裁判者是整個的人，不能忘記“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但馮契認為，這樣的二分太絕對了。他覺得，認識論不應限于關于知識的理論，而是也應該研究“元學（智慧）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yǎng)”等問題。

金先生聽了，表示他所說的知識是名言世界，而馮契所說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脫相、非名言所能達的領域，要“作一種理智上的跳躍，跳出名言世界范圍之外”才能抓住它。但這究竟是如何實現(xiàn)的呢？

金先生心里也有一個矛盾

1943年，敵機減少了對昆明的轟炸，教授們陸續(xù)搬回城里。馮契也回到西南聯(lián)大研究生宿舍。

讀了兩年書，馮契開始考慮怎么寫畢業(yè)論文了。同時，他也在協(xié)助馮友蘭處理“中國哲學會”的具體事務，主要是《哲學評論》雜志和《中國哲學叢書·甲集》的編輯工作。

金岳霖的《勢至原則》一文，正好要發(fā)表在《哲學評論》上。因為要求有英文目錄，馮契問金先生，題目該怎樣翻譯？回答說，譯作“Principleof Actualization”。這讓馮契想起金岳霖曾經(jīng)說到的：“大概有兩類哲學頭腦：一類是abstract mind，一類是concretemind?！苯鹪懒赜X得馮契可能喜歡具體，自己有點偏于抽象。他曾自述，抽象思想“這一習慣形成之后，我雖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體的事上停留多少時候。這仍然是基本事實”（《金岳霖回憶錄》）。

但馮契認為，金岳霖在《勢至原則》一文中提出“何以有現(xiàn)在這個世界”的問題，卻正是在探求“具體”。

對金岳霖的思想以及他的為人了解得更多之后，馮契越來越感到，金先生內(nèi)心里有個矛盾，很有點像王國維的“可愛”與“可信”的矛盾。他不止一次地對馮契說：“本世紀以來哲學有進步，主要是表達方式技術化了，這是不能忽視的；但因此，哲學理論和哲學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學家再不是蘇格拉底式的人物了?！彼裕T契覺得，金先生對重視身體力行、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還是非常留戀。金先生想探索“名言世界與非名言世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想解決自己內(nèi)心中的矛盾。

對于“智慧”，金先生偏重如何表達，而馮契偏重于如何獲得

馮契感到在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的“有名”與“無名”、“為學”與“為道”、如何“轉(zhuǎn)識成智”等，實際上都和這個問題有關，因此他表示也想就此試著寫篇論文。金先生鼓勵他循著自己的思路去研究。

“元學如何可能？”馮契認為，首先是如何能“得”，即如何能從知識中獲得智慧，這是他感興趣的地方；接著是如何能“達”，即如何能把那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這是金岳霖偏重之處。

馮契也請教了湯用彤，湯先生叫他系統(tǒng)地研究一下魏晉時候的“言意之辯”，馮契于是從老莊一派讀起，在讀《齊物論》的時候得到思想火花，于是發(fā)揮心得，寫成了論文，題名《智慧》。

1944年，馮契30歲，完成了這篇論文。《智慧》后來發(fā)表在1947年出版的《哲學評論》10卷5期，具名馮寶麐。

馮契晚年回顧說，這篇《智慧》確實是他學術工作的起點。“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個哲學問題非要解決不可?！贝撕?，他終其一生都在作“智慧的探索”。在這篇論文里，明顯可以看到金岳霖的影響，從使用金岳霖的術語便可見一斑；而其中說到和莊子、郭注有著“血緣上的聯(lián)系”，則是和湯先生討論“言意之辯”的收獲。馮契后來回憶說，金先生嚴密而精深，湯先生通達而高明，能在司家營期間同時得到兩位老師的指導，從他們那里學到了一點嚴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習慣，真是難得的機遇。

1993年，湯用彤之子湯一介給馮契寫信：“我常想，您的那篇刊于《哲學評論》上的《智慧》可以說對我啟發(fā)最大。當然，我走上哲學研究這條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對我的影響?！?/p>

“哲學要面對現(xiàn)實，干預人生”

“到民眾中間去”

1943年之后，白色恐怖緩和了些，大學生中秘密學習革命理論的讀書小組越來越多。前兩年疏散出去的聯(lián)大同學吳顯鉞、董易等在距昆明300多公里外的磨黑縣創(chuàng)辦磨黑中學，需要教員，馮契介紹了好些同學（大多是地下黨員）去教書。

革命工作，是馮契覺得義不容辭的。那時讀原著的時間減少了，他也不認為是犧牲，因為這能讓他接觸實際，把握時代的脈搏，而這對于從事哲學探索的人是必要的——“哲學要面對現(xiàn)實，干預人生”。也因此，馮契對自己的研究生論文感到不滿，覺得它太學院氣了。

馮契記得，湯先生不止一次對他說：“一種哲學被統(tǒng)治者賞識了，可以風行一時，可就沒有學術價值了。還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貢獻，對后人有影響。至少，看中國史，歷代都是如此?！瘪T契明白湯先生的所指，也同意他的概括，但又覺得這未免消極了一點。“魯迅在《出關》中說，同是一雙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湯先生有點像老子。我以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到民眾中間去?！保ā稇浽诶ッ鲝臏猛壬芙痰娜兆印罚?/p>

1944年9月起，馮契受云南大學聘，任云大文史系講師，講授哲學、邏輯學。同時他也在聯(lián)大同學創(chuàng)辦的中學兼任國文教員，在那里組織讀書會；給另一些新辦的中學介紹進步同學去教書；為幾所學校張羅購買進步書籍。其中，就有陸良縣縣長、兼任陸良中學校長的熊從周（1946年7月被當?shù)胤磩觿萘υO計下毒而遇難）的委托。馮契先后介紹去的同學有鄧艾民、董易、馬凌云、黃平、劉國（金志）等，他自己也幾次去陸良與老縣長商量如何辦學。

“歷史是傻子們創(chuàng)造的，傻子們都未免單純”

董易解放后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任職，在“十年浩劫”結(jié)束之后，決心再次寫下西南聯(lián)大進步學生與地下黨的故事（40年代他曾寫過類似題材，但稿件因戰(zhàn)亂丟失），紀實體小說《流星群》最終沒有全部完成，遺稿于2006年出版。馮契和董易常常寫信討論這部小說：“昆明、陸良那一時期的生活，實在令人依戀?！瓕τ谖覀冞@些人來說，真正能了解和懷有熱情的時代，還是《流星群》的時代?！?/p>

小說里面有位背叛高官家庭投奔革命的姑娘陶思懿，原型是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她鐘愛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一位俄羅斯女郎站在一道門檻前，門內(nèi)深處有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女郎，跨進這道門檻，要“和人疏遠、完全孤立”，不僅是敵人，連親戚、朋友都會給她痛苦、打擊，她可愿意？甚至是犧牲，她可愿意？

可那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毀掉……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憐憫，也不要名聲。

女郎跨進門檻的那一刻，傻瓜！有人在后面這樣嘲罵。一個圣人。不知從何處傳來一聲回答。

《門檻》的這種甘愿犧牲的精神也激勵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馮象“文革”時在云南插隊，70年代后期，他陸續(xù)走訪父親當年的戰(zhàn)友、同學和師長，那時候，他們都變成了“黨內(nèi)右派”。馮象說：“在他們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力量，從而理解了他們：學生時代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為什么屢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無悔；仍然愿意如果重頭再來，還是走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p>

“文革”期間，陳璉被迫害致死。1979年，馮契去參加陳璉的追悼會，又聞得聯(lián)大同學、地下黨員劉忠淵的死訊，感慨不已。“這幾天老想起一些往事，如在昆明和劉三一起啃棗子下酒。他后來神經(jīng)失常了，到上海抱了我給他的蚊帳滿城跑等等。一個熱情、正直、善良的靈魂落得如此下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老實人總是吃虧、受屈，一個社會怎么能進步呢？”他在給董易的信里反復提到，要留下那個逝去的時代的“思想、山水、人物”，要歌頌那些老實人、傻子，發(fā)揚正氣：“那一代青年……現(xiàn)在回頭看看，覺得未免太單純了……然而，歷史是傻子們創(chuàng)造的，傻子們都未免單純。所以，還是要歌頌傻子，歌頌單純性?！?/p>

“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我本來是想有所作為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zhàn)爭勝利結(jié)束。

1946年，32歲的馮契在昆明與清華同學趙芳瑛結(jié)婚。8月，他們從重慶坐船一路回上海。趙芳瑛的弟弟回憶當年到十六鋪碼頭去接新婚的馮契夫婦，卻老沒見著他們下船，于是上船去找。直聽到有一群人在高談闊論，果然，正是西南聯(lián)大這群人。

回到上海后，經(jīng)馮友蘭先生的推薦，馮契在同濟大學文法學院任教，講授哲學、邏輯學及中國哲學史，后來陸續(xù)在上海紡織工學院、復旦大學執(zhí)教。從這一年起至上海解放，常為進步刊物《時與文》《展望》等雜志撰文，用的名字有商翼、馮契等等。契與鍥通，取“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意，從此以后，馮契就成了正式名字。

抗戰(zhàn)勝利后，馮契多作雜文，討論中西文化的沖突與匯合、自由主義的本質(zhì)與方向，也談知識分子在中西、古今、上下、左右、真?zhèn)沃g的彷徨，他寫道：“江河東流，歸于大海，知識分子下降，終必與人民合而為一。這是無可阻擋的趨向?！保ā吨R分子的彷徨》）

馮契的雜文寫作，后來未能繼續(xù)。雖然，“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我本來是想有所作為的?！?/p>

他的最后一次文學努力是和著名導演黃佐臨的合作。1950年初馮契去紹興參加土改工作隊，認識了話劇演員丹尼?；厣虾：螅つ峤榻B馮契與她的丈夫黃佐臨相識。那時候，黃佐臨受蘇聯(lián)電影《鄉(xiāng)村女教師》的啟發(fā)，正想拍一個中國版的鄉(xiāng)村女教師，便約馮契寫劇本。過了一年，劇本寫成了，取名“荷花塘的女教師”。結(jié)果又一輪政治運動到來，這個劇本就此擱淺，“文革”時也被抄走。

解放初，學校調(diào)查教員，要求填寫教學意愿。馮契寫的是：“除了哲學邏輯學，愿意做一點文學工作?！?/p>

華東師大校園：“聞有素心人，樂與數(shù)晨夕”

1947年3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時與文》，團結(jié)了一大批中間偏左的高校知識分子，中共外圍組織“上海大學教師聯(lián)誼會”（簡稱“大教聯(lián)”）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參加大教聯(lián)的教授們構(gòu)成了雜志撰稿人核心群體。

馮契因為參加大教聯(lián)，認識了劉佛年、陳旭麓，三人一見如故，經(jīng)常一起喝酒。陳旭麓邀馮契到大夏大學兼課。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在大夏大學原址組建華東師范大學，劉佛年是創(chuàng)始人之一。兩人都勸馮契正式到師大來工作，并且把家也搬來。這樣，馮契從兼課轉(zhuǎn)為正式受聘于華東師大。

搬進師大校園之后，三人真如陳旭麓說的那樣，“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讓馮契覺得稱得上是“聞有素心人，樂與數(shù)晨夕”。三人經(jīng)常在一塊兒說話，各自都以為說的是普通話，但除了紳士派頭的劉佛年先生真的說得很好之外，陳旭麓先生講的是別人很難聽懂的湖南話，馮契則帶著諸暨口音。好在他們彼此之間都聽得清。

結(jié)果因為這三人來往最多，“文革”時，造反派便說他們是師大園內(nèi)的“三家村”，開批斗會，還要他們交代“三家村黑話”。馮契回答說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談過了也就忘了。這“忘”，他說，還帶著茶余酒后聊天時候“魚相忘于江湖”，困難時“相濡以沫”的意思。

“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者是比蘇格拉底更為蘇格拉底式的人物”

思想改造：“自以為革命有功”

1951年，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于是，“洗澡”開始了。

在1954年1月內(nèi)部發(fā)行的《華東高等學校思想改造運動情況》中，收錄了華東地區(qū)高校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檢查、匯報，時任華東師大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的馮契就有一篇位列其中。

這本匯編里，大部分思想檢查基調(diào)相似。比如歐元懷校長，是民國時期十分活躍的教育家，受過蔣介石的接見，他因此要檢查當時沒有認清楚獨夫民賊的真面目；譚其驤先生，是畢業(yè)于燕京大學的典型知識分子，因為有教會學校背景，也自然要檢查；許杰先生，雖然是一個左翼作家，但也有一些歷史上的事情要交代。而馮契需要檢查的內(nèi)容和以上幾位都不相同，雖然他也屬于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但他的問題，用他的話是：“自以為革命有功”。具體說來，就是指他在延安時期不服從組織，憤而出走的那段故事。

另外，據(jù)在拍場上得到這本匯編、研究那段歷史的學者說，這篇檢查風格很不一樣，通常，越是熟悉革命話語，檢查越是符合規(guī)格而“呆板”，但馮契這篇寫得非常個人化，甚至有點“抒情”的意味，頗像聶紺弩的一些檢查。

第二次入黨，又被處分

解放初幾年，馮契應《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之請，發(fā)表了許多理論文章和雜文，有介紹探討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也有思想和輿論的辯駁。如駁斥一度流行的“哲學無用論”；如引用列寧，號召青年們“要幻想！”，即培育共產(chǎn)主義理想和進取精神；又如討論新社會人與人如何相處，知識分子如何說出心里話，消除與黨的隔閡。還有從現(xiàn)實斗爭中找“習題”，闡發(fā)理論知識的千字小品，多數(shù)發(fā)表在《文匯報》的“社會大學”版，后來結(jié)集成《學而思小札》，書名則從《論語》里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而來。另外，還有一本小書《談談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1956年10月16日，馮契因為在《文匯報》上發(fā)表《“匹夫不可奪志也”》一文，受到批判。為此，原本當年3月在華東師大再次入黨的馮契，又被給予了延長預備期一年的處分。幸好市委和學校黨委出面保護，或因是準備發(fā)展入黨的高級知識分子，馮契沒有帶上“右派”的帽子。但這處分直到“文革”結(jié)束了好幾年，1981年1月，華東師大黨委才發(fā)文撤銷。

在50年代，馮契認為總的原理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jié)合，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的哲學表述，即“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他覺得理論與實踐的聯(lián)系，一方面是要讓哲學成為方法論，另一方面是要以科學的世界觀培養(yǎng)新人。也就是說，哲學理論要化為有血有肉的人格，一種普通人也能及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只有這樣，哲學才有生命力，才能夠真正說服人。也只有這樣，哲學才既是可信的，又是可愛的?！?/p>

挨了批判以后，馮契便不提這兩句話了，也很少寫報紙文章。但馮契說，此后他的思路還是順著這兩方面前進，心里繼續(xù)發(fā)問：“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fā)展法則？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如何培養(yǎng)？”馮契覺得，正是這兩個問題，將能使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傳統(tǒng)趨于合流（1982年6月12日給鄧艾民信）。

毛澤東也推薦通俗哲學小冊子《怎樣認識世界》

1957年，馮契去北京參加在北大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提出用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原則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主張與構(gòu)思，并提出“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jié)，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觀點。

馮契趁著開會的機會，去北大燕東園看望了金岳霖先生，請他給自己的通俗小冊子《怎樣認識世界》提些意見。金先生鼓勵他順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路子前進，還說自己過去寫的東西把許多問題搞成唯心論、形而上學了。馮契對金先生說，他的小冊子里好些內(nèi)容，都是金先生的見解，他只是換了兩個字，略加引申，像概念對現(xiàn)實有摹寫和規(guī)范的雙重作用，在以得自現(xiàn)實之道還治現(xiàn)實的過程中，理論便轉(zhuǎn)化為方法……那天晚上，他倆討論認識論問題，直至深夜。

什么是“以得自現(xiàn)實之道還治現(xiàn)實”呢？馮契認為，馬克思主義即體現(xiàn)了這一點。他曾寫道，近代思想家們迫切需要回答的時代中心問題，便是“中國向何處去”。當時的愛國青年們都為這問題爭論不休。馮契在昆明讀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正是這篇文章，對一百多年來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爭作了歷史性的總結(jié)，認識現(xiàn)實，又從中提取理想，為中國指明了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動員人們?yōu)橹畩^斗?！罢軐W要回答時代問題?！瘪R克思主義哲學做到了，馮契覺得，心悅誠服。

而當年金先生頗感矛盾的問題——哲學家不再身體力行，世間已無蘇格拉底——馮契認為，正是因為金先生那時候還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罢嬲墓伯a(chǎn)主義者是比蘇格拉底更為蘇格拉底式的人物”，馮契說，熱愛科學與熱心傳道（也即傳馬克思主義之道）之間并無鴻溝，“哲學的發(fā)展正要求兩者的結(jié)合”。顯然，金先生后來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的選擇也證明了這一點（《論“以得自現(xiàn)實之道還治現(xiàn)實”》）。

對于金先生的選擇，另一位弟子王浩則說：“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這兩種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薦，值得追求。但我不以為一個人可以同時追求這樣一對難于兼得的理想?！保ā督鹪懒叵壬牡缆贰罚?/p>

1960年，毛澤東把《怎樣認識世界》這本通俗哲學讀物推薦給身邊年輕的工作人員，他自己看過的一本上，還滿是圈圈畫畫。有些地方批注說“不講階級”、“不講歷史”，但他還是覺得這是一本值得初學者認真閱讀的好書。毛澤東在給秘書林克的一封信里說：“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給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閱讀?！?/p>

趙萬里看了馮契書房里那兩架線裝書說，沒有收藏價值

1958年至“文革”前，馮契去老區(qū)參加過勞動鍛煉，去農(nóng)村開展過教育運動，也參與教材的編寫（《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試用本，主編之一），還被中央有關部門借調(diào)往北京，參加撰寫跟蘇共論戰(zhàn)的“反修”文章“九評”。解放后他一直非常忙碌，經(jīng)常不在家，即便在家，工作習慣也是夜貓子式的，經(jīng)常熬夜抽煙，晚上干活干到凌晨，孩子們也不是很有機會和他在一起。有一陣，妻子趙芳瑛也在北京編教材，家里全靠保姆丁阿姨照料。

小時候的馮象了解父親，有兩個途徑，一是看病，一是寫作文。馮象小時候牙不好，時不時要到汾陽路的醫(yī)院去看病，這對小孩來說是很痛苦的事，作為安慰，父親帶他去吃頓飯，看場戲。那段時間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馮契把剛補過牙的馮象帶到文化俱樂部（現(xiàn)在的延安西路文聯(lián)所在地）吃西餐，大概覺得西菜比較容易吃。

另外，小學三年級的馮象被布置了“千字文”的作業(yè)，感到很苦惱，也會去找父親商量。馮契就給孩子講個故事，然后讓他寫。這時候馮象才知道，父親過去做過什么事情，見過白求恩——賀龍把他們帶到120師，到前線去，跟他們說這老頭很怪，兇得很，你們?nèi)ヒ娨娝?？在延安的時候，晚上看演出經(jīng)常會遇上毛主席和江青，那時革命隊伍里還是很講平等的，不像后來分三六九等……

正是在馮契被調(diào)去寫“九評”的1963年，趙萬里來過一次上海。馮象記憶里，大舅那時候“一身呢子中山裝，神采奕奕”。趙萬里解放后出任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經(jīng)常受文物局委派，到閩、浙、蘇、皖一帶訪書。在上海家里，丁阿姨給趙萬里做了一桌家鄉(xiāng)風味的魚蝦烤鴨，他吃了一頓，贊不絕口，回到北京對馮契說：寶麟啊，你真有福氣，丁阿姨燒得一手好菜！不過丁阿姨講，趙萬里到馮契的書房里待了一會兒，就出來了，說那兩架線裝書無收藏價值。趙萬里到哪兒心里都想著尋訪古籍，馮契卻是買書只是用，從沒想到收藏古籍。

“文革”開始了，手稿、信件、日記通通被抄走

從來沒有想到自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馮契被作為“反動學術權(quán)威”，“揪”了出來。他1959年起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兼任哲學所副所長，結(jié)果上海社科院和華東師大的兩幫紅衛(wèi)兵造反派輪番來抄家。數(shù)百萬字的手稿，更多的寫作準備材料，連同青年時期的習作、親友來往信件、日記等等通通被抄走，從此下落不明，數(shù)十年心血毀于一旦。

1967年底的一個晚上，馮契被幾個戴大口罩的人綁到師大第五宿舍三樓的一個“牛棚”隔離審查，接著上海市委教衛(wèi)部部長、原師大黨委書記、副校長常溪萍也被押送到這里。

從前，兩人住得近，還經(jīng)常走動，夏天，馮契還會去常溪萍家院子里乘涼，這對“牛棚戰(zhàn)友”一起生活了四個月。當時，隔離室的窗上裝有鐵絲網(wǎng)，日夜有造反派輪流看守。有人跳樓自殺，“牛棚”氣氛緊張。

出去勞動的時候，馮契和常溪萍看到了中文系的總支書記，姓車。車老師被人打了，常校長就對他說，小車你要堅強，你沒去過延安。這話的意思是，馮契去過延安，我對他就是放心了；紅衛(wèi)兵、群眾的批判沖擊，免不了有過火的，要正確對待。

丁阿姨也會對馮契說，千萬不要自殺。馮契說自己從來沒有想到自殺，并且相信，不卑不亢、更堅強的常溪萍更不會。

后來，造反干將聶元梓奉江青之命來到上海，想通過常溪萍來打擊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斷被拉去大會、小會批斗，多次遭毒打，什么都能作為理由，如他關心馮契，為黨的事業(yè)愛護專家，都被說成是包庇馮契。馮契難過自己連累了常溪萍，同時為這是非黑白的顛倒感到迷惘。

但常溪萍依然堅持學習，看《人民日報》，讀《毛選》，對馮契說：“毛澤東思想，集中了一切哲學思想的精華。以后，還得抽出時間好好學習。”不料，仍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的常溪萍，于1968年5月被迫害致死，還加了個罪名“跳樓自殺”。

1968年4月下旬，馮契被從第五宿舍三樓的“牛棚”轉(zhuǎn)移到樓下。雖然仍是隔離審查，但可以和政教系的幾位教師一起到室外勞動，星期天可以請假回家。

這年，15歲的馮象上山下鄉(xiāng)去云南，走前一日，獲準見父親一面。也正是在下鄉(xiāng)之后，來到了父親曾經(jīng)揮灑青春歲月的地方，接觸到了父親當年在滇桂黔邊疆縱隊的故交，馮象對父親有了真正的了解。

解放后知識分子之間的聯(lián)系：相互寫材料

解放后，知識分子之間還有一種聯(lián)系：互相寫材料。因為在各種政治運動里，要接受批判，組織部門或批判者就會不止一次地找其故交做調(diào)查。馮友蘭就時不時要被他的這位學生“麻煩”，此外還有何其芳，當年一塊兒在延安，一塊兒入的黨，也經(jīng)常受牽連要給馮契寫材料。

“三劍客”之一的叢一平，也常被兇巴巴的外調(diào)人員找到，但不知道馮契那時候已經(jīng)改名?！拔母铩焙髤惨黄椒蛉藖淼缴虾?，才知道那一堆怪名字（比如什么什么斯基）都是馮契寫文章用的。

到了“文革”后，則是有無數(shù)人來求平反的證明材料。整個云南、兩廣的地下黨要平反，都會寫信給馮契說，你幫我證明，我當時沒有被捕，我不是叛徒。雖然實際上馮契自延安出走以后，組織關系就斷了，一直沒接上。西南聯(lián)大的地下黨領導知道這個情況，但把他作為黨員看待；一般黨員就不知道，他實際上不是黨員。

“‘詩’恐怕終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邏輯’這位老友可能還不致拋棄我”

幾年辛苦的“戰(zhàn)備勞動”、“野營拉練”之后，1972年冬天，馮契去往蘇北大豐的五七干校。次年，五七干校遷至上海奉賢。這時候開始，寫信變得自由一些了。在這年1月給老友董易的信中，馮契說：“現(xiàn)在我們的干校是半年輪換一批，又讀書又勞動，生活很愉快?！彼袊@：“孫行者在回到唐僧那里去之前，先跳到東洋大海中把自己洗刷了一番。我也應該徹底洗刷自己身上的唯心精神，以求在思想上真正入黨?！欢姟峙陆K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再不肯轉(zhuǎn)過身子，回眸微笑了??！‘邏輯’這位老友可能還不致拋棄我?！?/p>

這時候和馮象通信也更多了，馮象會寫信來問一些語言學方面的問題，到了尼克松訪華以后，學外語、借外文書也都可以了。馮契去干校，也會帶一本康德，或者羅素的數(shù)理邏輯；學生去馮契的宿舍串門，會看到他正聚精會神地讀德文版的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jié)》。

此后“評法批儒”，馮契被調(diào)到市里參加《法家著作選》注釋定稿工作，同被調(diào)去的還有復旦大學教授胡曲園。

“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棗樹”

1975年春，經(jīng)醫(yī)院檢查，61歲的馮契發(fā)現(xiàn)患有肺氣腫并有肺源性心臟病跡象，便戒了煙。但酒沒有戒，只是稍加節(jié)制。馮契每天早晨散步半小時，做廣播操。他在給董易的信中說，“還希望多活幾年，為黨做點工作。雖然自己明白，終于沒有長成為可以給千百人乘涼的大樹，而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棗樹。但是矮小的酸棗樹，也希望能結(jié)出幾個小紅果，給過路的孩子嘗嘗?！?/p>

1976年，“十年浩劫”終于結(jié)束了。

“這是又一次真正的解放?！俅巫C明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瘪T契心情很激動，又是喝酒，又是吃螃蟹。他對董易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雖然手稿被悉數(shù)抄走，又長期受精神折磨，此時也已入老境，但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力爭上游，還是可以用十年時間寫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留贈后人，不枉此生。“讓我們?yōu)榇四繕硕鴬^斗吧！你以為如何？”

馮契在“文革”后去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看望金岳霖，告訴他自己決心使原來計劃要寫的著作復活過來——主要還是想圍繞知識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關系。金岳霖還是像以前一樣，聽得興致勃勃，連聲說：“好，好！你寫出來！現(xiàn)在像你這樣多年來一直專心搞哲學問題研究的人不多?！?/p>

馮契當時期望有一天還能像40年代在昆明、或1957年在北大燕東園那樣，和金先生再作一次長時間的討論，這個期望卻沒有實現(xiàn)。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去世。

一位哲學家的樂觀和憂慮

“轉(zhuǎn)識成智”

“我希望，中國的這個新的發(fā)展時期，是一個能產(chǎn)生大作家和哲學家的時代。應該是這樣，要不然，怎么叫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呢？但也要人們努力去爭取，要有一些敢想敢說的志士仁人才行?！?/p>

“文革”結(jié)束后，馮契這樣寫道。

馮契說自己是個比較樂觀的人。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或許也和經(jīng)歷有關。就像50年代那份思想檢查里面所反映的，去過延安的人，多少曉得一點黨內(nèi)的政治斗爭。馮契兩次入黨，兩次都是剛?cè)刖土⒖瘫惶幏帧５?，有過這樣的經(jīng)歷，可能就比較能應付后來的批判斗爭；而如果這些批判斗爭是突如其來，性格又比較剛烈，可能就易折了。

另外，這和他的研究也不無關系。馮契研究的哲學，和其他學科不一樣，要探索的就是人生的基本問題。而且他始終相信，哲學家應該把自己對哲學的思考貫穿在自己的生活中，成為人格的一部分。

在“牛棚”里，馮契也曾心灰意冷，達到瀕于絕望的地步?！暗覓行淖詥?，共產(chǎn)主義信念并沒有喪失。我還得出了一個結(jié)論：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瘪T契在1991年10月12日給董易的信中這么寫道。在政治運動中遇到挫折、經(jīng)受考驗，得把知識轉(zhuǎn)變成智慧，有一種能經(jīng)受苦難的意志，有一種能對付它、克服它的心靈上的自由。這就是馮契在西南聯(lián)大寫《智慧》論文開始，終身都在探究的“轉(zhuǎn)識成智”。作為理論的哲學，發(fā)自真誠，便是身體力行的實踐。“馮先生的哲學已滲透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證明了他的哲學。”（張汝倫語）

尤愛莊子

雖然讀的是英美分析哲學這一路，但馮契要梳理的卻是中國古典的思想。他說做學問最好是像和愛人談戀愛一樣有熱情，并且不論是研究問題，還是待人接物，都要保持“真誠”。儒家講求誠，道家講求真?！暗滦缘淖宰C首要的是真誠?！?/p>

他平日的生活，是孔顏之樂的“一簞食，一瓢飲”。他自己的氣質(zhì)，則更近道家。在家中的書房兼臥室，擺著一個莊子像。

早些年他曾寫過參觀魯迅故居的感受，魯迅吃得簡單、樸素，卻有風味、有詩意：想象魯迅先生工作到深夜，便從掛在書室窗口的竹籃里，“剝兩只風干的老菱或荸薺嘗嘗，這不僅是一種很好的享受，也頗能增加文思”（《吃的美德》）。這些，都是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的趣味。

日常生活，不能再簡單了，除了買書，基本不用錢，也很少出門。每天的消遣，是讀小說。他喜歡《紅樓夢》，還會聽紹興戲和京劇。愛喝綠茶，更嗜黃酒。每天晚飯都要溫一點黃酒。只有當家里黃酒沒了，他才會出門去，帶些回來。有朋友來聚會，也是一桌小菜，貯酒以待。平日寡言，可是見了朋友，話就多起來。

“恐年歲之不吾與”

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各種學會、單位的工作也復蘇了，生活也安定下來。1978年，馮契開始招收中國哲學史碩士研究生，開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課，每兩周一次。再接著，雜志開始索稿，各種研討會開始籌備。他還兼任了一陣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78—1985），上海幾個單位準備協(xié)作搞《哲學辭典》，也要他掛名。

馮契不是獨善其身的學者，為了顧全工作與自己的寫作，他常常把自己搞得十分緊張?！吧虾Ｓ指闾嵘毞Q的事，我雖然并不具體管，但最后還是要處理許多矛盾，開許多會，搞得頭昏腦漲?！彼诮o摯友鄧艾民的信中說。

“在以前，可以同屈原一樣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F(xiàn)在卻不能這樣彷徨求索了?！瘪T契感覺自己這架身體機器老了，慢慢有點力不從心，心情也急迫起來，“‘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老有種急迫感，缺乏從容思考的心情，這實在是不好的。但也控制不住自己，能工作的年數(shù)很有限了，怎能從容不迫呢？”（1980年5月6日給董易信）

“我不滿足于只作個哲學史家”

馮契1982年夏天去了一次昆明。看老朋友，把酒話舊，心情愉快?！盎秀被氐搅?0年代。”他勸鄧艾民應該趁著許多老友健在，而且還是他們被平反、心情最愉快的時候，再去一次昆明：“尤加利樹還是那么高大，西山還是郁郁蒼蒼，天氣還是四季如春?！?/p>

恍惚回到從前，那個意氣風發(fā)的少年。馮契專注地要把從前丟失的稿件重寫、把思考過的題目“復活”過來。

上世紀80年代，馮契陸續(xù)發(fā)表《中國古代辯證邏輯的誕生》《哲學要回答時代的問題》《五四精神與哲學革命》等多篇論文，寫成《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上中下冊）《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智慧的探索》等著作，主編《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程》《中國近代哲學史》《哲學大辭典》等書，為相繼辭世的老師金岳霖，同仁好友徐懷啟、陳旭麓、鄧艾民整理遺著，還給好多學生的書作序。其中，他對哲學史的大量論著，也是在為個人的哲學創(chuàng)作做知識積累的準備。他對鄧艾民說，“我不滿足于只作個哲學史家。如果天假以年，還是想把‘論真善美’一書寫出來。”（1981.12.6）

六十幾歲開始寫作，爭分奪秒，這十多年終于成為一個高產(chǎn)的時期。但是，在這個新的時代，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思想變成人格、理論化為德性，為什么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中國真的步入一個新的時代了。新時代的青年人，好像再也不相信什么東西，不談理想了。講真善美這些問題，好像不合時宜了；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到共產(chǎn)主義、國際主義——在老一代看來是很自然的生活的邏輯，年青一代是懷疑的?！八勾罅值呐畠褐v老一輩革命家都是理想主義者，而他們這一代卻不是。在中國也是如此?！瘪T契給鄧艾民和董易的信里都寫道，“但是，如果沒有理想，人生還有什么意義呢？”對極“左”思潮深惡痛絕，但對馬克思主義，他堅信不疑——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前提，個性解放與大同團結(jié)可以相統(tǒng)一。

所以，馮契覺得，新一代青年人在極“左”思潮的巨大破壞下，發(fā)生“信念危機”事出自然，不能一概抹煞，“不經(jīng)過相對主義的洗禮，無法到達真正的辯證法”，“經(jīng)過懷疑而又能堅持理想，才是真正堅強者?！彼f，在教條主義、專制主義的統(tǒng)治之后，這是一個需要莊子、休謨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理論、哲學還能回答時代的問題，指導人德性的養(yǎng)成嗎？他和董易反復討論這一問題。

“在唐代詩人身上，真正看到了思想變成人格、理論化為德性，這是別的時代比不上的。李杜、王維等人把儒道釋的思想對象化了、形象化了。為什么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樣的時代、環(huán)境、條件最有利于培養(yǎng)真實的性格？好像是康德曾經(jīng)說過，戰(zhàn)爭環(huán)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養(yǎng)人的德性。但是，難道單有戰(zhàn)爭環(huán)境就行嗎？我以為，從大范圍說，要有斗爭（同敵人斗爭、同自然斗爭），從小范圍說，要有一種互相信任和充滿愛心的生動活潑的集體（家庭、友誼、學校等都包括在內(nèi)）?！?/p>

回顧中國近代，馮契覺得，真正能培養(yǎng)真實的獨立人格、那種自覺與自愿相統(tǒng)一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時地卻也不多。大概只有戊戌時期的湖南時務學堂、同盟會辦民報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昆明。

一位曾和馮象一起在云南插隊、那時已是企業(yè)家的青年人，曾經(jīng)來馮契家里，講了許多有趣的事。可是馮契覺得，他已經(jīng)很難體會這位現(xiàn)代化的青年的感情了。反過來說，在這個令人惶惑的時代，青年人也已經(jīng)不同了，大概也已很難為他們當時在云南的那種熱情所感動。

“但正因為如此，便尤其需要有人把當時的生活感受寫下來，使之成為藝術品，讓后人可以觀賞。”就像現(xiàn)在的人們，還是可以去《紅樓夢》《儒林外史》里體會那種感情。馮契鼓勵董易完成他的《流星群》。

同樣地，馮契為此也勉勵自己把《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寫出來，“讓后人知道有這段歷史——在那時候，許多思想家曾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后繼?！?/p>

“而且，我想，我也有這種歷史的責任。我對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有同情的了解，而在經(jīng)過十年動亂之后，看問題也比較客觀了些。所以，我有條件來作歷史的總結(jié)，也應該有這種歷史的責任感?！保?987.6.27）

“述往事，思來者”

進入90年代，馮契開始回顧20世紀中國：“在本世紀中，中國進步確實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干了不少。社會經(jīng)歷了巨大的動蕩，一次又一次的狂熱浪潮席卷全國，使人難于定下心來對歷史進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保?993年，北京“國際中國哲學會第八屆年會”）這一次打來的，是商品經(jīng)濟的大潮?！拔母铩眲觼y讓人們遠離理論，走向懷疑和虛無，特別是在權(quán)力和金錢面前，人性被異化，精神面貌似乎更是再也回不到那個重理想的時代了。

馮契再次提到了曾給他無數(shù)激勵的司馬遷，這一次，激勵他的是“述往事，思來者”里的樂觀精神：“作品，是贈給‘來者’的。司馬遷對他的時代和人類的歷史打了許多問號，然而他‘述往事，思來者’?！粸閼n患、惶惑所壓倒，深信自己是屬于‘來者’的，這是思想家、作家的樂觀精神?！保?990.1.23）

“我以為，我們要為下一代的人寫作，而下一代人將是富于批判精神的。不知你以為如何？”（1992.4.23）

他認為，在世紀之交，中國可能會開始進入自我批判的時代。他說現(xiàn)在就應該為迎接這個時代的到來作準備，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將是對20世紀作批判總結(jié)的著作（1994年，華東化工學院“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化思想學術研討會”）。

1995年1月，馮契在給董易的信中說，“希望能盡快把《智慧說三篇》整理出來，然后再把以前發(fā)表過的東西系統(tǒng)地清理一下，看是不是還有些值得保留的東西?！?/p>

馮契于當年3月1日因病去世。1996年6月，他的個人哲學創(chuàng)作《智慧說三篇》，即《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作為《馮契文集》前三卷，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這年哲學系系慶十周年，立了馮契的銅像。站在這尊銅像前，再加上學生們的這些回憶，或許可以想象馮先生的樣貌——“慢言細語，言談中常常露出他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講課語言并不生動，但是邏輯嚴密，表達簡練……像吃橄欖一樣，放在嘴里，越吃越有味道”，“眼神永遠的那么亮，那么透，那么靜”。

2015年3月1日，銅像由會議室遷放到了華東師大新校區(qū)哲學系樓的大廳。

長子馮棉和次子馮象，分別念了邏輯學和文學，人們都說，他們好像分別繼承了父親兩個不同的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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