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已久的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最終得到證實。放眼中國大陸重要城市，搬遷市級行政機構的舉措并不罕見，但北京作為首善之區(qū)和權力中樞，此番搬遷別有意味。

今天的北京城患上了“大城市病”：人口規(guī)模太大、交通擁擠、大氣污染、水資源匱乏。這些全世界有名的問題背后，是北京承擔了太多功能。首都應該承擔多少功能？長久以來既有傳統(tǒng)觀念的誤導，也有現(xiàn)實利益考量。

傳統(tǒng)上，人們往往認為首都作為最高權力駐在地，理應“樣樣第一”。因此在對首都功能的認識上，長期存在主次不分、喧賓奪主、一味追求“大而全”思想，過分強調北京既應該是全國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時也必須是全國經濟和工業(yè)中心，此外，它還是全國經濟管理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結果導致其多種功能的集聚程度之高和流動人口之多，舉世罕見。

直到1980年，中央才首次確定北京的主要功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不過后來由于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地方財政權擴張，依靠固有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形成了更多具備經濟功能的“中心”，此外，它還富集了眾多央企和外資企業(yè)的全國或亞太總部。1980年的功能定位無疾而終。巨大的經濟體量形成的“集聚效應”，使周邊人才與資本向北京富集，形成北方地區(qū)罕見的財富高地。

理論上，在產生集聚效應同時，土地、房租、人力成本的提高會推高商業(yè)成本，從而使資本與人才向周邊擴散，這是一種“擴散效應”。兩種效應疊加，使財富在地區(qū)之間的分布趨于平衡。但后一種效應事實上并不明顯，其原因在于，一是依托政治發(fā)展經濟的思路，主導著很多公司的行為；二是為了嚴格控制城市規(guī)模而設立過高的準入門檻，結果導致更多的人想擠進來。

治療北京的大城市病，一是重新定位城市功能，二是通過京津冀一體化，將原有功能外遷，在地區(qū)之間努力實現(xiàn)公共資源和服務均等化，從而疏導人口。

就調整功能定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稱，要優(yōu)化提升首都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對照1980年中央對北京的功能定位，新的“四個中心”增加了文化中心和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后兩個“中心”顯然是要發(fā)揮北京高等教育機構、文化文藝機構、科研院所的數(shù)量和質量大大超過其他省市的優(yōu)勢。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四個“中心”，并不包含其作為事實上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也就是說，在未來北京將有目的地淡化其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色彩。具體如何淡化，值得關注。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北京市的行政機構從中心城區(qū)遷往通州就可以帶動人口東流的說法，仍失之簡單。北京市級機關公務人員也就2萬余人，如果認為2萬人的搬遷可以帶動人口重心東移，這無疑是一種行政權可以主導一切的思路。在行政中心東移過程中，如果不輔之以教育、醫(yī)療、文化等機構的遷移，不能提供相當數(shù)量的就業(yè)機會，那么人口的大規(guī)模東移是很困難的。

放在京津冀地區(qū)看，北京的“大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困于該地區(qū)未能實現(xiàn)公共資源和服務均等化。通州行政副中心的建設，在地理位置上走出了“深宮大院”，向河北天津兩省市靠近，可以視為主動實現(xiàn)京津冀一體化的一種努力。

從全國范圍來講，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存在“一體化”需要。作為首善之區(qū)和權力中樞的北京，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做出表率，垂范全國，意義重大。從這點上講，通州行政副中心的使命，也就不限于北京城，也不限于京津冀，而是具有全國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