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比較關注的政治哲學課題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么樣的道德意識？在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斯蒂芬?平克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類新史》帶給我直接又深遠的沖擊與啟發(fā)，回響所及，對我在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領域中的思路調整很有助益。這本書為什么引發(fā)我如此大的共鳴與重視？是因為它提出了一種新的歷史觀與道德觀，全面挑戰(zhàn)現(xiàn)代人對“歷史”與“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從而使人類的道德感性與社會實踐都有了新的含義、新的方向。我認為，它值得所有關切歷史與道德之現(xiàn)世意義的思想者重視。有鑒于今天的中國正面對獨特的道德危機，以及重建道德的沉重挑戰(zhàn)，這本書特別值得譯成中文，供中文讀者參考。本書開題的第一句話就大膽宣稱，它“所談論的可謂人類歷史最重大之事”，這件事就是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暴力呈現(xiàn)下降趨勢”。作者進一步質問心存懷疑的人：“如果這不叫進步，我不知道還有什么能算是進步？”的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之所以引人矚目，出版之后引起廣泛爭議，正是因為作者敢于直言人類的歷史的確有進步可言，進而又提出了暴力下降作為度量這種“歷史進步”的尺度。這兩項主張都具有高度的挑釁性。承認人類在進步，就意味著正面挑戰(zhàn)了近百年來主流思潮不愿也不敢再談“進步”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傾向，并強調人類不僅在“改善”之中，而且這種改善從過去到現(xiàn)在乃至未來，足以構成一部相連貫的人類進步史；如果接受以“暴力下降”作為進步的量尺，就等于是在挑戰(zhàn)習見的高調道德觀，把道德關注的核心議題從“追求德行”下移到了“減少苦痛”，所謂“改善”并非指人類已進入某種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減少使用暴力，減少個人所承受的苦難而已。從這兩方面出發(fā)，本書以浩瀚數(shù)十萬言提供了豐富的論據(jù)與材料作為佐證，讀來目不暇接（115張圖表、近2000個引注、上千項參考材料），堪稱一場知識盛宴。而讀完之后，讀者或許不會完全接受書中所表述的這兩項主張，不過，經(jīng)此論辯的洗禮，你的歷史觀與道德觀都會與此前大為不同。

面對這樣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讀者在開始閱讀之前會需要一幅簡明的地圖。在“前言”里，作者對全書的主要結論提供了一個“預覽”，讀者可以參考。在此，我想簡要地綜述全書的論證架構，對閱讀或許也有一些幫助。

本書的主旨在于證明，人類歷史可以看成“暴力在降低”的歷史。這個主旨涵蓋了兩件工作：一是設法顯示歷史上暴力的確在降低，二是設法說明這種“降低”現(xiàn)象的原因是什么。

針對第一件工作，作者舉出了五千年來人類歷史的六大“趨勢”，每個趨勢都顯示了暴力在降低。這六項趨勢我們稍做簡化，大致如下：

首先他指出，考古學家檢視遠古掩埋場挖掘出來的遺骸殘骨，發(fā)現(xiàn)在國家組織尚未出現(xiàn)的漫長時代里，因暴力沖突而導致死亡的比例約為15%，可是到了烽火連天的20世紀，戰(zhàn)爭造成的死亡只達全世界人口的3%；在尚未形成國家的原始部落社會中，每10萬人有500多人死于暴力沖突，但即使在20世紀遭戰(zhàn)火嚴重蹂躪過的德國、俄國，這個數(shù)字也只有130人。平克稱這個演變?yōu)椤捌骄高M程”，他將其歸功于中央政治權威，也就是某種“國家”的建立。

第二個趨勢是個人之間暴力相向的情況在降低。從歐洲的中世紀到今天的西歐社會，兇殺案的比例從每10萬人每年超過100件（這是14世紀的英國牛津，也是美國西部在開發(fā)時期的情況），降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每10萬人08件。這種轉變，平克借用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術語，稱之為“文明的進程”，其原因包括了政府的治安、司法力量的提升，以及經(jīng)濟的基礎從農(nóng)業(yè)（土地）轉向貿易。

第三方面的趨勢，平克稱之為“人道主義革命”，主要涉及各種殘暴酷刑，特別是法定的酷刑與死刑，都有顯著的減少。人類殫精竭慮設計的各種刑求方法與刑具（書中有驚悚的附圖）、各種以人獻祭的習俗、獵殺女巫、殘殺宗教異端、宗教戰(zhàn)爭等等，它們曾經(jīng)盛行長達幾個世紀，如今都已不復存在。此外，在早先，酷刑與死刑不僅頻繁，而且往往公開舉行，人們扶老攜幼以看熱鬧的心情圍觀評論，并不以為不諱不忍。18世紀以后，這種情況大體上不再見到。

人道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平克歸功于印刷技術發(fā)達、書籍報刊的普及流通以及書報讀者的大幅度增加。閱讀幫助人們設想他人的經(jīng)驗與感受，也理解到“他者”不一定是邪惡的威脅，從而減少了殘酷虐殺的意愿。

接下來，平克整理人類歷史上戰(zhàn)爭、內戰(zhàn)以及種族屠殺的演變。從他所舉出的數(shù)字來看，一個大致穩(wěn)定的趨勢是：戰(zhàn)爭的數(shù)目在減少，戰(zhàn)爭直接、間接致死的人數(shù)相對于世界人口的比例在減少，種族屠殺的發(fā)生次數(shù)也急遽減少。平克認為，這些趨勢的外因正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一文中所言及者：民主制度、貿易以及國際組織。

平克特別在意一般視20世紀為“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的成見。他強調，20世紀死于戰(zhàn)火的絕對人數(shù)的確是歷史上最高，可是考慮到世界人口的總數(shù)，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紀嗎？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zhàn)爭造成400萬人死亡，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造成2000萬人死亡，稍后的美國內戰(zhàn)造成65萬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魯王國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萬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國聯(lián)盟之戰(zhàn)，消滅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獵捕奴隸并販售到美洲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遠遠超過了納粹大屠殺。至于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發(fā)動的殖民戰(zhàn)爭就不用提了。平克無意美化20世紀，但是他強調，20世紀后半葉的長期和平，也是20世紀歷史的一個部分，不應忽視。（平克沒有忽視50、60年代的中國，60、70年代的中南半島，但并沒有討論其含義。）

說到種族屠殺，20世紀的記錄歷歷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亞、盧旺達、達爾富爾?？墒谴蜷_《圣經(jīng)?舊約》，幾乎每一頁都在鼓吹或者記錄某個種族的滅絕。雅典人消滅掉美洛斯，羅馬人消滅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軍東征，歐洲宗教戰(zhàn)爭，歐洲人在美洲、非洲與大洋洲都造成了大規(guī)模的種族滅絕。（平克也提到了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割，以及60年代的印尼。）

最后，平克關注到“權利革命”的整個趨勢。在這個范疇里，平克舉出民權（少數(shù)種族權利）、女權、兒童權利、同性戀權利、動物權利等方面的重大改進。他用具體數(shù)字顯示，各類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與言行在20世紀大幅度改善；強暴、家庭暴力都顯著減少；對兒童的體罰、虐待、校園的霸凌、打架逐漸遭禁止；同性戀獲得除罪化，受到的敵視與攻擊也大為減少；即使在動物保護這個領域，狩獵活動不再流行，素食人口快速增加，保護動物的立法也越來越普遍。今天的人，對這些領域格外關注，固然是因為這些議題特別切身，在生活中天天遇到；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zhàn)爭、兇殺、各種集體迫害、酷刑等形式的暴力，已經(jīng)不再是鋪天蓋地的眼前威脅，讓人類稍有余裕去關注并非直接生死之事的權利議題。

在展示暴力的降低趨勢之后，平克的第二項工作就是設法說明這些趨勢的原因。在這方面，他特別強調，他并不假定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也不假定人性在歷史上有過明顯的變化、改善。他認為，人性中間有一些動機會促使人向惡（他稱之為“心魔”），但也有幾種動力會促使人為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稱之為“善良的天使”）。至于實際上哪些動機會發(fā)揮作用，使人傾向于暴力還是傾向于利他與合作，則往往取決于環(huán)境因素的觸發(fā)。所以平克在解釋幾千年來暴力減少的原因時，完全不訴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內在因素，而是尋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幾種社會、經(jīng)濟、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舉出五項外在于人性之善惡的因素：利維坦國家、貿易、女性化、都市化以及運用理性。）這個基本的方法論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著重制度，少談心性”的現(xiàn)代想法。

如今本書的中譯本問世，對于中文讀者來說，正好提供了一種宏觀的歷史觀，來對照檢視中國的歷史、文化對于暴力與苦痛的態(tài)度，檢討社會、人心中或隱或顯的價值觀。中國的歷史不見得比別人血腥，中國文化也并不特別崇尚武力與殘暴，更鮮見宗教迫害與殖民侵略。不過，傳統(tǒng)中國絕對不是傳說中的“禮儀之邦”。面對四鄰異族，面對爭奪權位的對手，面對社會上屬于“卑”的等級，面對異端邪說、違法亂紀之徒，華夏體制不見得心慈手軟。而每當體制崩潰，草民反抗，“萬家墨面沒蒿萊”，則往往帶來血流成河的報復與鎮(zhèn)壓之循環(huán)。中國歷史應該也有它的進步故事，只是這一頁還有待史家的抽絲剝繭（而且里頭總有一只被煮死的蠶蛹）。

平克在書中指出，從古代到近代初期，某種“國家”形式的政治掌權者坐鎮(zhèn)大局，加上一般生活方式的“文明化”，這是促成暴力降低的兩項主要歷史動力。他沒有特別注意中國的歷史，不過中國在這兩個方面可能遠比世界其他地區(qū)都更為先進與發(fā)達，故此應該也有相應的降低暴力的效應。但到了近代與現(xiàn)代的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觸發(fā)了一場“人道主義革命”，把人道、人權以及對于他者的包容，對于弱者的同情關注，逐漸擺放到人們道德意識的核心位置，由此開啟了至今仍然以各種“權利”為名進行的思想革命與社會改革。但是在中國，“啟蒙”的訴求雖不斷有人提出，卻好像并不容易看到類似的道德意識大變動。近代中國人飽受暴力欺凌、家國苦難、社會政治制度的迫害，以及現(xiàn)實生活的種種折磨，卻始終不曾有意識地把暴力的降低、苦痛的減少當作獨立而自成一格的道德價值看待。中國的文化與人心也強調惻隱與憐憫，不過在我們的道德觀中，它們基本上屬于個人修養(yǎng)的一部分，并沒有被視為道德思考的根本原則，更不曾成為社會倫理與公共規(guī)范的基礎性價值。

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人普遍憂慮于侵蝕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在日常生活中，為己的私利與對人的權力似乎變成了驅動整個社會運作的關鍵性力量，淡漠與冷酷則構成了個人自我保護的第一道防線。在政府與民間舉辦的不少“道德狀況調查”中，頻繁見到“道德素質下降”“道德規(guī)范崩潰”之類的字眼。不過，一些學者已經(jīng)指出，中國近代的“道德危機”由來已久，從19世紀末葉開始即接連不斷，至少包括了清季民初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潰，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jīng)濟發(fā)展熱潮，將此前甫告萌芽的人文主義道德秧苗沖刷殆盡。百余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摧殘與失望，難免滋生犬儒心態(tài)和虛無主義。面對這樣殘破貧瘠的歷史遺產(chǎn)，加上生活經(jīng)驗早已教導我們不能信任制度，更不可以信任他人，道德規(guī)范與道德價值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必然只會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實的生命。這種情況之下，大家所熟悉的各種“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號的層次，不容易產(chǎn)生具體的結果。

那么，在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機會重新培育出一種比較豐富的道德意識，一方面為大家日常慣用且常用的道德概念、道德評價字眼填充具體的內容，另一方面又為社會生活與個人言行提供可信、有效的道德準則，為人際關系與社會制度增加一些道德面向？

這類問題幾乎不可能有現(xiàn)成的具體答案。不過平克在這本書里所發(fā)展的觀點，多少提供了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向。一方面，對于“道德”這一概念的理解，我們應該務求踏實，不必陳義過高，設想道德乃是某種需要人們提升心性與修養(yǎng)方克成就的境界；并且最好從日常生活中人們的需求與遭遇著眼，把各種苦痛與剝奪視作道德所關注的人間大惡，讓排斥暴力、減少這類苦難成為道德感性與道德關懷的注意焦點。換言之，我們需要經(jīng)營、發(fā)展一種道德意識，強調“排斥暴力”與“減少痛苦”這兩項核心原則。道德意識的這種改變，主要是文化、思想層面的工作：文學、哲學、歷史敘事與生命史的敘述、媒體與大眾傳播、知識分子的思考與評論，都有助于發(fā)展一套新的道德敘事方式，從點滴開始，改變整個社會的道德意識。平克書中關于西方當年人道主義革命的分析（第4章），很值得我們參考。

另一方面，各種社會運動對于整個社會的道德性格，會帶來可觀的正面影響，這一點也需要我們正視。社會運動之所以產(chǎn)生，原本便是某些弱勢者的處境與遭遇造成了苦痛，需要道德關注，但現(xiàn)有的社會制度卻壓抑了他們的聲音，于是需要由當事人或關心者自行集結，形成社會力量，才能改善他們的處境與命運。因此，社會運動發(fā)自弱勢者日常切身的利害，所依據(jù)的正當性完全寄身于道德訴求，所追求的則是消除不公正的壓迫。與利益團體不一樣，社會運動的特質正好就是以道德為理由要求“減少苦痛”，消除社會中的隱性暴力，從而也就直接間接地改善了整個社會的道德質量。如果這種實踐層面上的運動，能與上述思想文化層面上的意識改革相互學習、相互配合，大家所盼望的道德重建，或許便能逐漸積累成形。平克書里所講述的權利革命故事（第7章），不僅激勵人心，也足以為我們的道德重建工作所借鑒。

平克這部大著的英文版2011年10月出版之后，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大量的討論，也受到不少批評。一種常見的批評涉及方法論，包括他對各項統(tǒng)計數(shù)字的使用與解釋方式不能服人，由此認為他所導出的結論有誤導之嫌。另一類批評認為他的歷史敘事有許多疏漏與不妥之處，并不足以構筑他的歷史觀。還有一種批評則著眼于幾個概念問題，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挑戰(zhàn)平克對于“暴力”的理解：他所謂的暴力似乎局限在以物理力量（槍炮刀斧、各種刑具或者拳腳、言詞）施加于人身，從而他所論的痛苦也集中在個人身體與生命所承受的生理傷害上。但有左派學者指出，資本主義體制并不使用明顯具體的物理性暴力，卻仍然可以迫使工人工作，剝奪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女性主義者也認為，父權體制并不需要施展家暴，便可以輕松維持男性的優(yōu)勢支配地位。換言之，平克的宏觀歷史，所忽略的正好是真正宏觀的制度性暴力，使得他眼中的歷史趨勢與道德進步，其實只觸及了歷史的表層現(xiàn)象，并沒有掌握到歷史的真實。最后也是最激烈的批評，則指責平克全書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所見與所不見經(jīng)常反映著他個人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有批評者甚至說，這本書之所以獲得各方好評，其實也反映了該書所傳達的信息正好符合美國當前的主流輿論。

這些批評，在我們評估平克書中論證的妥當程度時，都可以列為參考。我相信，中譯本出版之后，也會出現(xiàn)一些高度批判性的書評文章。但在筆者看來，無論這些批評是否成立，都屬于實質的層次。該書有一個基本的局限，同時又有一個基本的貢獻，互為表里，恰似一個銅板的兩面，構成了給這本書恰當定位的前提，值得讀者在閱讀時放在心里。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從一種宏觀的問題意識出發(fā)，對人類歷史進行宏觀的重建，但不經(jīng)意之間，“宏觀”卻容易被作者以及讀者誤解成了“全貌”。平克證明了歷史有進步可言，這進步在于暴力在降低。但是暴力在降低，以至于暴力所導致的苦難在減少，并不意味著人類的生活已擺脫了所有的苦難。事實上，饑餓、貧窮、疾病與營養(yǎng)不良、缺乏教育、天災疫病，依然在“南方”國家折磨著數(shù)以億計的人們；失業(yè)、貧困、老病，在發(fā)達國家也是嚴重的問題；何況上面提到的制度性暴力，包括族群沖突、性別歧視、宗教斗爭以及資本主義全球流動之后的勞動剝削與環(huán)境破壞，并沒有被人道主義革命與權利革命所消除，反而繼續(xù)以直接間接的方式，在許多社會之間以及許多社會內部造成苦難。我不認為平克企圖否認、掩蓋這些涵蓋極廣的苦痛來源。但是他談暴力造成的苦難在降低時，這種有限的樂觀，無意之間卻擴散為全面的樂觀，好像他所描述的歷史趨勢，已經(jīng)能夠涵蓋人類所面對的所有苦難。但是這分明是嚴重的誤會：《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述說的進步故事，局限在某些形式的暴力以及這類暴力所制造的苦痛上；它其實并沒有對人類的全部命運提出任何論斷或者預言。讀者閱讀本書時，對這一點要有所警覺。

但話說回來，這個受到高度局限的領域，難道不值得我們重視嗎？即便局限，這個領域中的變化，不是有其高度的啟發(fā)性嗎？平克的基本問題意識，觸及了人類進步的可能與苦痛的道德深意這兩大議題；我認為，能提出這兩個問題，本身便深具意義。針對這種問題意識，平克把人類歷史中各種減少苦痛、要求人道、追求解放的歷程連貫成一個完整的進步敘事，不啻為道德意識建立了一套演進史，把今天人類仍在努力的道德事業(yè)，聯(lián)系到了人類歷史從古到今的殘暴、受苦、抗議、反省、學習、改善的整個過程，讓我們儆悟現(xiàn)在的多數(shù)制度、行為仍攜帶著昔日的暴力因子，因此永遠需要我們警惕、反思、抗議，進而得到改善、進步。這本書的意義其實不應該在于謳歌頌贊人類已經(jīng)獲得的有限的改善與成就，而在于指出現(xiàn)有的趨勢與成就，適足以顯示方向，督促我們把眼光放得長遠，對“暴力”的含義不斷追索，對人間“苦痛”的所指逐漸擴大范圍，從而把更廣義的暴力降低、更廣義的減少苦痛，當成繼續(xù)努力的目標。借這樣的閱讀心得調整我們的歷史觀與道德觀，才是本書的真正價值所在。

2014年5月于南港／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