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在由中信改革發(fā)展基金研究會、中信出版集團和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北大國發(fā)院國士論壇聯(lián)合舉辦的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先生提交了題為《公元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改革與革命：從“永貞革新”到改革開放》。        

        自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決定》以來，已經(jīng)過去一年多，關于改革的成效、進展，從學術界、理論界，到政界、民間有許多熱烈的討論。而中國歷史，無疑是我們思考改革、經(jīng)濟制度時一個切近的維度。        

        在韓毓海教授看來，我們從1840年以來并不是沒有治理體系，而是缺乏對這個治理體系的總結。同時，這個治理體系沒有轉化為治理能力。他在講演中從十世紀的“永貞革新”說起，介紹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同時介紹他們的一篇文章。澎湃新聞根據(jù)演講內(nèi)容整理了這份“治理書單”。

        一、《封建論》（柳宗元）：在中國做治理者，擺在第一的問題是國家統(tǒng)一

        毛澤東主席非常喜歡柳宗元的《封建論》，他給郭老寫過一首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yè)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不但如此，毛主席對于柳宗元的命名，以及所謂“永貞革新”和二王八司馬的命運都非常的憐惜和感慨。

        為什么柳宗元的《封建論》那么重要，因為討論中國的問題，第一個問題由于統(tǒng)一和分裂。在中國做治理者，擺在第一的問題，根本的底線就是國家的統(tǒng)一是最核心的。無論什么樣的原因、理由陷國家于分裂，那就是最大的失敗和失職。柳宗元的《封建論》討論了這個問題。

        大家說建立一個大一統(tǒng)的統(tǒng)一的國家，這并不是唐代才出現(xiàn)的問題，中國的統(tǒng)一是從秦就發(fā)生了的。但是，歷朝歷代的治理者都在思考一個問題，秦如此富強，為什么如此短暫？隋如此富強，為什么那么短暫？漢和唐不然，原因是什么？中國為什么自秦以來反復的還是經(jīng)過了不斷的戰(zhàn)亂和分裂。

        兩千年來有兩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發(fā)生在“永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大概是一千年的和之前的最后一次巨大的分。還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潰以后中國所陷入的那個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

        “永貞革新”就發(fā)生在這個時期。秦朝雖然提出了用強力把一個國家捏起來，但是，秦朝以及后來還沒有找到一個真正的使這個國家凝聚起來的辦法。那個辦法是到了安史之亂以后成熟的。這個辦法的核心是統(tǒng)一的中央財政和稅收。這個問題是在安史之亂當中表現(xiàn)出來的。唐朝最大的問題，隨著疆域的擴大，開始出現(xiàn)了各個地方的藩鎮(zhèn)和刺史。藩鎮(zhèn)和刺史最大的特點是有稅收權。

        到了安史之亂結束以后，唐德宗時代的宰相楊炎提出兩稅法的改革，這是公元780年。這個時候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財政預算，就是會花多少錢。以前是需要錢就花。這個時候是一共需要花多少錢，有了預算。有了預算以后，可以把預算攤派到各個州郡去，州郡長官的主要任務就是管理財務和稅收，地方官員的主要職責就是這個。夏秋兩季收稅，是不是真正的落實有很多爭論，就是免除了徭役。這就是完成了從徭役制的國家向賦稅制國家的轉變。我們知道秦朝崩潰的原因就是徭役。陳勝、吳廣是服徭役的。因此，這個轉變就使中央領導下的文官政治有了抓手，文官做什么呢？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后來宋朝所說的三司的工作，這些就是國家的稅收、預算和財政。

        “永貞革新”就是發(fā)生在唐順宗的永貞元年，也就是公元的805年。唐順宗是一個殘疾皇帝，順宗失音，不能絕世。他的國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兩個人決定，就是二王八司馬的二王。他們兩個人是翰林學士，唐順宗時代，翰林學士是負責起草詔令的。唐朝是三權分立的，中書、門下、上書三省。有負責給皇帝起草詔令的，有把詔令傳給貴族院的，有同時負責貴族院的駁回的。翰林起到的作用和尚書令是一樣的，就是可以起草詔令。

        他們兩個的出身是經(jīng)濟和財政官，都是做戶部和度支起來的。因此，圍繞著他們形成了一批從財政和稅收的角度，用咱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由專業(yè)化的官員構成了小的團體，他們主要要做的就是把各個藩鎮(zhèn)的財權和稅收收歸中央，這是真正的中央集權的開始。這個是“永貞革新”的實質。

        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也出現(xiàn)了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嚴重的不平衡。在那個時候，江澤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做的一件事情，我覺得有點像“永貞革新”時做的事情。

        在這個當中，有兩個我們中文系的人混在里面，一個是柳宗元，一個是劉禹錫。柳宗元不知為什么為中文系出名，他祖上幾代都是做大官的，是一個真正的干部子女。很年輕的時候在朝廷里做監(jiān)察御史，吏部侍郎，類似于中紀委的工作。劉禹錫做的是鹽鐵轉運的工作，純粹是經(jīng)濟方面的工作。當時鹽鐵是國有企業(yè)。但是，他們當時認為唐順宗雖然身體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應該支持他做這個重要的轉變。

        還有一批人，特別是各個藩鎮(zhèn)的地方勢力和宦官，他們認為這個不行。于是，他們很迅速地推了順宗的兒子憲宗上臺。憲宗上臺以后，幾乎是完全采用了“永貞革新”這些人提的改革，使一個徭役制的國家向賦稅制和預算制的國家轉變，加強中央財政。國家統(tǒng)一的基礎是財政和稅收的統(tǒng)一。這些戰(zhàn)略他都采用了。但是，他非常恨這些家伙們，說你們竟然讓我殘疾的老子繼續(xù)干，不讓我上臺。于是就把他們這些人遠遠地貶到很遠的地方。劉禹錫最早被貶的地方是播州，就是遵義。柳宗元先被貶斥到了永州，因此就成了我們文學界的人，他寫了《永州八記》。

        柳宗元這個人和另外一個干部子女的性情大不一樣，那個干部子女就是我們后面要講的王陽明。王陽明的父親是南京的兵部尚書。王陽明也被貶，貶到很遠，也是貶到貴州去了。柳宗元被貶到貴州以后，非常痛苦，時時刻刻想回中央，他就想不清楚。他認為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皇上也很清楚，他在用我的政策，干嘛懲罰我？他就不斷地給他的關系寫信說給個機會。就像小平同志當年不斷寫信一樣，給個機會，我還很年輕，讓我回中央工作吧。

        十年以后，來了機會，皇帝準備原諒他了。他們高高興興地回到了當時的首都南京。

        這個時候，劉禹錫犯了很重要的錯誤。我們中文系的人是不牢靠的，他在元和十年，他寫的《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于是皇上看了，把他貶到更遠的地方。

        在這個過程中，柳宗元寫下了著名的《封建論》，他說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是統(tǒng)一，而不是分裂。他說秦朝之所以崩潰的原因是在治不在政。政治體制是好的，是統(tǒng)一的制度，治理方式是錯的。原因是因為秦始皇太勤政，對下屬的要求太嚴格。

        他總結漢朝為什么出現(xiàn)衰落？漢朝亂的都是封國，州郡沒有一個能造反和敢造反的。因為他們的委任狀和財政供給是國家提供，只有封國的人才有財政和軍事的裁度權。

        唐朝的問題，不在官，而在兵。因為不能節(jié)制亂兵，不能節(jié)制亂民。官員有一個造反的嗎？因此，他說尋找統(tǒng)一的辦法，這個是中國政治的第一命題。他說封建是大司馬，是為了飼其子孫。統(tǒng)一是大功，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大功大政之人，他抓住了中國歷史的命題。雖然他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命題。

        “永貞革新”為什么從這兒開始？日本的學者說中國的政治從唐代和宋代發(fā)生了變化。京都史學派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國為什么是統(tǒng)一的？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當中講到中國跟歐洲相比是氣候不同的國家，相對歐洲來說比較干燥。因此，中國土地的耕種比較依賴大規(guī)模的公共水利設施的建設。如果離開了公共水利設施的建設，個人的耕種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國先天的不具備土地私有化的條件。大規(guī)模進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成了中國歷代王朝最基礎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終于產(chǎn)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運河。正是這樣一個公共的工程，把中國的南方和北方溝通起來。中國長期大一統(tǒng)的原因，尋找唯物主義的解釋就是由于大運河的開通。這是馬克思所說的。

        日本的京都史學派認為唐宋之間發(fā)生很重要的變化就是交通。中國的首都，逐漸從西安移向了運河南岸的城市。這是唐宋之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日本學者沒有看到，恰恰是柳宗元揭示出來的。為什么從那以后，中國的政治穩(wěn)定有了保障呢？宋代以后，中國的幾個王朝長期維持了統(tǒng)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官政治真正的確立。因為文官知道做什么。他們很重要的工作不是過去的三省，中書、門下、尚書。中書、門下、尚書幾乎就是民主制度。而是變成了所謂三司。國家治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國家的財政、預算和經(jīng)濟、司法這些內(nèi)容。這是很重要的轉變。正是因為這些工作的轉移，使中央的財政能夠確立。        

        二、《上仁宗皇帝的言事書》（王安石）：改革要做頂層設計，頂層設計的核心是專業(yè)化

        這里我跟大家討論一下1608年的熙寧變法，也就是王安石的變法。首先從一個中文系的例子說起。大家都知道蘇軾的著名的詩，“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大家的解釋是這是懷念他的弟弟蘇轍。對這首詩最準確的背景解釋是這樣的，王安石的改革很不得人心，正人君子都反對他，蘇軾也是其中之一，他就被貶官了。他的弟弟蘇轍當時在密州。就在寫這首詩的時候，王安石受到了皇帝的申斥。這個消息立刻在朝野傳開了，都說這小子要倒霉了，他要下臺了。于是這些反對改革的正人君子，所有反對他的人都非常高興，其中就包括蘇軾。蘇軾聽到這個消息就喝得大醉，想他和他弟弟蘇轍會不會因此又回到朝廷呢？于是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政治方向是怎樣變化的呢？那個時候他們是官員，不是我們這種純文學工作者。他寫的詩完全是政治化的。我欲乘風歸去，但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你要乘風歸到中南海里去，是不是很孤獨呢？

        王安石的改革在整個宋代產(chǎn)生的影響，不僅是列寧把王安石稱作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發(fā)動改革之前，他擔任的職務，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財政官。他要改革的心是早就有了的。早在宋神宗的爺爺宋仁宗的時候，他在上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時候就研究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獻叫《上仁宗皇帝的言事書》，是萬言書。他在當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來經(jīng)常被大家傳送的，放在中國歷史上有一點離經(jīng)叛道，宋朝要把歷代財政官員副長官的名字題在墻壁上，他為這個墻壁寫了一段話，“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杰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很顯然，他把財政、稅收、國家的預算看得很重，沒有錢是辦不了事的。大家都講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大家都很窮，沒錢辦不了事。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的言事書》中，開頭就說到，宋代最大的問題，皇帝是一個好皇帝，你簡直可以比堯舜，比堯舜還辛苦。為什么國家治理這么一團糟呢？原因就是國家沒人才。每天這么多的人才在考試、選拔，怎么就沒人才呢？他說不對，因為我們選拔人才的方式不對。人才的教、養(yǎng)、取、任皆不得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說我們現(xiàn)在最主要的問題，國家是財政、稅收、司法和軍事?？墒牵覀儸F(xiàn)在教的都是刻士文章，學的都是經(jīng)史詞賦，讓一幫中文系的人來治理國家，這非完蛋不可。他們會學材料和詩，但是，他們不懂政治、經(jīng)濟、財政、司法。所以說教不得法。

        養(yǎng)呢？他認為也不得法。他說實際上我不知道國家為什么用那么多官員，文武分開了，官吏也分開了，沒有像宋代養(yǎng)這么多官的。當然，你不能說宋代的官員都沒有才能。后來有人說高俅不是挺有才能嗎？他雖然不讀書，但足球踢得挺好。他說這么多官員，國家又沒錢養(yǎng)他們。官員的薪賦很低，官員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葬老人。那么點錢，根本就不能做個體面人，實際上他就不是個體面人。在這樣的狀況下，你不逼著他貪污嗎？所以就是養(yǎng)。

        取，他覺得也很有問題。他說歷朝歷代都是能夠選拔有能力的人，一切都是按程序走，每一個職務都要干過。實際上每一個都沒干會，干一段時間就調(diào)了。最后到了50歲，就把他調(diào)到首都去了。結果這個人什么都不會。他什么都會一點兒，什么都不會。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覺得也不得法。對官員，沒有一個考核辦法。我們用什么考核他？科舉考出來的人中文系的，治國理政怎么考察呢？因此，他認為宋代的根本問題是在頂層，干部隊伍不夠專業(yè)化。如果說改革要做頂層設計，頂層設計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進行專業(yè)化。我就想起小平同志當年講的一段話，他說我們現(xiàn)在有這么多的干部，但從人數(shù)來說也不是很多，我們的問題主要是不夠專業(yè)化。不夠專業(yè)化怎么辦呢？當然就是學習嘍。        

        三、《名實之辨》（葉適）：“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第三個跟大家分享的政治家和他的文獻是南宋時期的政治家，叫葉適，他是永嘉人，也就是今天的溫州，這個地方出了很多的人。

        這個人在南宋非常危機的時候，不斷地出來做事。他先是做平江，也就是蘇州的官員。在蘇州期間，他寫了很著名的政治作品，就是（外皋）。我們大家研究中國治理的時候，往往不注意葉適這個人。后來他做了工部侍郎兼國用參濟官。南宋北伐的時候，他提出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到江北去開辟武裝根據(jù)地，建立保屋來安置流民。

        他有非常多很重要的見解，舉一個例子。他首先給皇帝寫了《名實之辯》。他說三代都是重實的，這個實是什么？就是指仁心和民心。跟三代觀點不同的就是管仲，管仲是中國政治上很大的變化，他開始重財，他認為的實就是理財。而漢宣帝就繼承了管仲的想法。漢武帝和秦始皇就是王霸之道。所以漢代的時候就有了一點變化，到了魏晉因為，江左重名，這個“明”就變成了重詞賦。宋代也重明，是重法。法是什么呢？就是程序。所以宋代簡直是（名實皆詩）。我記得朱蘇力老師講了一段話，他說我們不能什么事都迷信法。他的觀點跟葉適很像。他說我們改革開放那是法治的結果嗎？是小平同志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又畫了一個圈，就改革開放了。如果按照祖沖之的法，一切按程序來，哪會有改革開放呢？宋代的問題，所謂重明，也就是重法，一切都是按照程序。

        他說帝王不重視民心，而重視財富，他認為是舍本逐末。“言利起于春秋，國稅起于五國，秦皇漢武之強確實是強在財政制度”，但是，他的失在于人心。隋朝是很富強的王朝，但這是一個無心的王朝。秦也是這樣，是無心的，統(tǒng)治者也無心，無心是天下。他失去的是民心，并不是他不富、不強?！八搴我詮姸?，唐何以貧而長”，核心就在于人心。所以他批評王安石的政策。葉適也是很能干的人，他批評王安石的政策。

        他說王安石的治國就是理財?shù)恼f法，這種說法特別是起于唐代中期的“永貞革新”，到了宋代最盛。最后造成的結果是一大批病民的胥吏。這里提出一個問題，王安石也提到了，但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官員隊伍。王安石雖然說要改變官員，把他們這些非專業(yè)化的人轉變成擅長財政、經(jīng)濟、司法的，但這根本沒有推動。原因是這些官員本身不必知道這些。而知道這些的人是胥吏，是官員的幕僚和助手。中國的干部隊伍是由官和吏構成的，所以人數(shù)很多。官員是公務員，他可以逐漸地升遷，只要不犯錯誤。胥吏呢？不是公務員，他就是事務員，就是管財政、經(jīng)濟、司法等等這些事。實際上這個國家是由誰治理呢？不是沒人治理，就是這些胥吏?！端疂G傳》當中最典型的事務員就是宋江，宋江不是官，他就是辦事員。他非常了不起，告訴一個信息，劉唐就跪在他面前，給他送一百兩黃金。真正的問題是官員在不斷地調(diào)走，而胥吏永遠在地方，永遠不動，而且?guī)熗较喑?、子孫相繼。浙江就是出胥吏的地方，魯迅的家鄉(xiāng)紹興就是出師爺?shù)牡胤健?/p>

        這個政治制度的分裂，在葉適的文章當中叫做“胥吏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于宣和，士大夫之職業(yè)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最膚淺的事都不干，轉從事于奔跑進取，“其薄書期會，一切為胥吏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yōu)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處。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效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就是辦事員的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官員是不斷調(diào)走的，吏是永遠在那里的，中國封建的原因是在這些吏。今天有一個詞“小官大貪”，他的權力太大了，是直接辦事的。

        毛主席談到《紅樓夢》的時候，一回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糊涂案”，賈雨村為什么聽門子的，而門子說出了《紅樓夢》的真諦，就是你要知道你是怎么上來的，“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門子就是胥吏。毛主席指出中國的制度就是這樣，由于那個官員對治國理政這一套是不知道的，就是走程序，真正的辦事員不是官員。這樣的二分就造成了所謂官無封建和吏有封建的問題。        

        四、《朱子家訓》：朱子和陸九淵在宋代的作用

        儒家的思想當然是一個整體，到宋代以后發(fā)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在朱子手里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點，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國的基層。我們知道朱子有很多著作，比較著名的是《朱子家訓》，儒家怎么在基層扎下根。這個問題在中國的政治中是很重要的。

        當年劉邦取天下，進入長安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話“與父老約法三章”。項羽兵敗垓下，他說了一句話“無顏面見江東父老”。彭麗媛同志當年唱一首歌《父老鄉(xiāng)親》。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國基層的那些鄉(xiāng)賢問題，成系統(tǒng)的鄉(xiāng)賢就是朱子思想倡導的。就是今天中國農(nóng)村的最美鄉(xiāng)村教師等等這些人。他們在中國農(nóng)村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義學，給沒錢的孩子辦義學，辦義倉、修義渠、修路等等。這些可以替代胥吏的做法。同時一邊教育農(nóng)村的子弟，一邊把基層組織起來去做事。理學傳統(tǒng)的根基是儒家思想的基層化，就是朱子最厲害的一點，比孔子厲害的一點，孔子是鼓勵學生都去當官，北大有位領導說“你上了北大，竟然沒當省部級干部，那就是失敗”?？墒侵熳拥姆较蚴欠吹?，他是要深入人民群眾當中去，做他們的教師，幫助他們辦公共事業(yè)，這是朱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鄉(xiāng)規(guī)民約。

        到了農(nóng)村去做父老，要像父老對自己的子弟一樣去對待鄉(xiāng)村的人們，要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對待那些子弟。這種想法，經(jīng)過很長時間的改變，在晚清的后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鄉(xiāng)建，特別是影響了中國湖南的學者。錢鍾書先生的父親錢基博寫過一本書《近百年湖南學風》，他就是講朱子的思想怎么在湖南的基層得以發(fā)展。這個發(fā)展最終在曾胡左彭手里煥發(fā)出來，怎么做到“朝出鏖兵，暮歸講道，上馬殺賊，下馬讀書”，把自己鄉(xiāng)里帶出來的人叫做子弟兵，曾國藩寫了“克復金陵者”。

        毛澤東主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這個思想的影響，就是起于鄉(xiāng)里。他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像朱子家訓，就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如果說“永貞革新”的轉化使中國的政治聚焦在財政、司法上，除了這種向現(xiàn)代社會的轉化之外，王安石提出了人才的頂層設計的問題，那么朱子之學，這個新儒學完成的是中國基層的設計，它的基礎設計是源遠流長的。因此，我們千萬不能說中國基層的老百姓是不懂法的。所謂鄉(xiāng)規(guī)民約就是中國最基層的法制。

        在這一點上，我又得提一下朱蘇力老師，他寫過著名的令中文系嘆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他分析電影《秋菊打官司》，他說秋菊要的是天理，并不是王法。我們一定要知道天理和王法是不同的，法律一定建立在基層的文化和習俗的基礎上。離開了文化和習俗，法律是兩張皮的，推行不下去的。

        《朱子家訓》這是中國政治的非常好的文獻。        

        五、《傳習錄》（王陽明）：人心是仁術的起點

        王陽明和柳宗元都曾經(jīng)被發(fā)配到很遙遠的邊疆，都發(fā)配到貴州去了。柳宗元當年寫信給他的上司說“有一個人掉在深溝里，他呼號，他抱屈，沒有人聽到，聽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經(jīng)過的人，手里也沒有繩子，不能搭救他。可是，恰恰您從這兒走過，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繩子，這是最后的機會，您救救我，您把繩子垂下來，你把我從溝里拉上來”。毛主席每次讀到這兒的時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馬是人才，年紀輕輕的不能不給機會。

        王陽明恰恰相反。王陽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幾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為反對劉瑾，被發(fā)配到農(nóng)場。他到了農(nóng)場悟道了。王陽明是真正的干部子女，他最大的特點是狂。怎么是狂呢？他15歲就是精于騎射，跟他父親三出居庸關，回來以后就給中央寫報告。他爸看到了，他爸說你太狂了，你怎么能給中央寫報告。他一路很順遂，一路做到兵部侍郎。他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很得意，他悟道了。他把陜西梁家河當做修行于墨林?！白佑泳乓模釉痪泳又?，何陋之有”，他在那個時候寫了詩，“身在夷居何有陋”，他在農(nóng)場被貶了五年之后，被重新起用，做都御史，正好趕上諸鎮(zhèn)叛亂，只手平諸鎮(zhèn)叛亂，很迅速地把叛亂平了，而且把諸鎮(zhèn)抓了。大家都在恭賀他，他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這就是總書記說的“治世容易治心難”。王陽明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qū)區(qū)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當時的明武宗聽說他抓了諸鎮(zhèn)之后，他說這不行，得把他放了，得我親抓。他就反對，這個事可以說是皇上抓的，如果把他放了，他禍害老百姓，抓不回來怎么辦呢？他幾乎要被第二次抓起來，又停掉的時候，好在很多人給他說話。還好武宗很快死了，他的兒子世宗上臺以后，他被封為新建伯。

        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行動，大家說他狂，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們叫做三個自信。怎么解釋他的狂。王陽明他一輩子是高度的自信，即使被貶到農(nóng)場，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個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為，敢于去行動。所以他著名的話叫做“知者行之始，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第二個就是他說的“我心光明”。他自己說“天下知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終把自己當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終同心同德就對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認為你讀那么多的書都不如做一點事。

        王陽明為什么被稱為圣人呢？蔣委員長對他的闡釋很好。他說王陽明有足夠的理由看不起所有的知識分子。你做過事嗎？你看我做過這么大的事，平暴、經(jīng)濟，樣樣做得好，你們讀幾本破書就解決問題了？他又看不起所有的俗吏，你有理想嗎？你心光明嗎？我是中文系的人，我想起王陽明來，以前看《紅樓夢》看不懂，讀了王陽明以后，我就看懂了?！都t樓夢》里寫了很多心不夠光明的領導干部?！都t樓夢》里的改革家，講探春，搞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都t樓夢》里最能干的干部是王熙鳳。賈府倒臺也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就是王熙鳳。王熙鳳就是逞能，她管兩府，太棒了，太颯了。給每一個人一個任務，按照牌，有計劃。她說這幾個人昨天遲到了，本該算了。但是，他也遲到，明天也遲到，也許后來就沒人了。雖然是老人，也原諒不得，拉出去打五十。結果上上下下，都服她服得不得了?；靵y的家政讓她治理得有條不紊。她很偶然的犯了一個錯誤，最后奠定了賈府倒臺的原因，她辦大事之后，到廟里去修行，老尼姑跟她說有一家是長安的副書記和政法書記，兩家都看上一個女孩子，都不想讓，您幫著說句話，讓他們讓一讓，不就解決了嗎？王熙鳳開始回答為什么要管這個事？這個事是犯規(guī)的，這種小事會惹出大事，我又不缺銀子。她很坦誠，也很講原則。這個老尼姑說了一句話，擊中了她這個人不夠光明的弱點，是她的痛處。她說“我知道奶奶是不管這種事的，只怕我回去回復人家沒法說。我跟人家說什么呢？人家還以為咱們賈府沒這能耐”。她說“別說了，你拿三千兩銀子來，我五天之內(nèi)給你了了，這銀子我一分都不要，還替他把事了了，而且倒貼錢”，她是為了逞能。

        我們有很多干部非常有能力，為什么說“我心不夠光明”呢？用我們的話說，是不能為了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考慮，是為了逞一時之能。這是王陽明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我又想起了薛寶釵。薛寶釵這個人一切都是講名聲的，有損名聲的事不跟，這個人的名聲非常好。這個人的心里也不夠光明，她也不是從長遠和根本來考慮問題。王陽明說的第一是行，第二不是胡行，怎么才能做到不是胡行呢？就是人心是仁術的起點。要從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考慮問題。

        我剛剛說是不是能干的人就好？或者說什么都不干的人就是好呢？從薛寶釵和王熙鳳的例子，我們看王陽明的《傳習錄》，這個作品對毛澤東主席有很重要的影響。        

        六、《圣武記》（魏源）：治國就是治疆

        推薦這個作品的原因是魏源這本書的特點，一是他的核心，是中國的邊疆問題，西藏、新疆、東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鮮、越南、緬甸，這些是他討論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同時還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觀點，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我們把它叫做“一帶一路”，他認為中國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存在著。

        因此，他首先是對于亞洲腹地的描述，對于清王朝，為什么先有了東三省，東三省作為中國真正的行省，新疆、西藏真正進入中國，就是中國的康乾。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為什么是中國的？因為這一條是關系到整個世界的變遷。他這個戰(zhàn)略視野非常了不起，他認為如果控制住中國的西北地區(qū)，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

        他舉了例子，他說我們不僅僅要注意海上的問題，一定要注意庫爾卡這個國家。因為英進攻清王朝的軍隊是從印度出發(fā)的。當時印度并不統(tǒng)一，是從孟加拉出發(fā)的。早在這之前，英國人就被誰打敗過呢？被庫爾卡打敗過。庫爾卡打敗了英國之后，到中國來報捷說我們打敗了一個國家叫迪利，你們一定要警惕迪利，我們幫你們打迪利。當時我們的翻譯有問題。庫爾卡就是尼泊爾，尼泊爾和中國的關系是很密切的。尼泊爾在乾隆時代多次侵入西藏，乾隆多次打到加德滿都，使尼泊爾變成中國的屬國。因此，真正可以遏制英國和印度的地方是尼泊爾，一定要重視這個國家。

        他說我們要注意甘肅和青海附近的回族。因為他們當年就是突厥的后裔。是特別驍勇善戰(zhàn)的，是出將才的。一定要注意回族之間的教派是不同的，他們自己之間的教派是不斷地在仇殺的。他們的目的并不是反對中央，而是他們自己在仇殺。

        他說我們研究西藏的時候一定要知道西藏并不是佛國，西藏的佛教是文成公主進藏才帶去的。四世達賴早就說過，達賴傳到五世、六世就不再傳了。乾隆皇帝認為不傳有一點不太好，以后就由中央任命。實際上中央有罷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達賴的權力的，根本不用征求他們的意見。

        對于中國西部邊疆的認識，我們依然可以得到重要的寶貴經(jīng)驗。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一方面是從基層起來的。另外一方面，中國共產(chǎn)黨的長征是從江西出發(fā)，沿著少數(shù)民族的根據(jù)地，一路鐵流滾滾，從苗族走向納西、藏族，鐵流滾滾融向了西北的回族地區(qū)。中國的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家園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立身之地。西北地區(qū)，我們今天所謂的“一帶一路”。中國的西北地區(qū)是接近歐亞大陸的心臟。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歐亞大陸的主導民族，包括漢族、匈奴、突厥、鮮卑、滿清、蒙古，他們向四處擴張，締造了世界史。只是到了后來，像魏源所說的那樣，西方世界才從邊緣的地方，從海上到來。越是這個時候，我們越要重視西北，越要重視新疆、西藏的問題。如果新疆和西藏、東三省、蒙古這些地區(qū)從中國分裂了，那么中國的版圖就變成明代的版圖，中國就會非常被動。這是清王朝非常重要的貢獻，為我們帶來了這么巨大的版圖。

        關于海上的問題。魏源提出來非常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日本一直從中國學到的，日本一直想經(jīng)營歐亞大陸，這是日本的設想，是從中國學來的。日本一直想經(jīng)營歐亞大陸的想法，這很奇怪。我們有“一帶一路”，美國也有各種各樣的關于歐亞大陸的戰(zhàn)略，比如麥金德。這些想法，在《圣武記》里都有。

        日本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些問題呢？早在日本的豐臣秀吉時代就有一個大陸計劃，他就希望以朝鮮為跳板，把北京作為天皇住的地方，他自己住在杭州或者溫州，從哪兒發(fā)兵征服印度。

        因此，他認為朝鮮的問題對于中國，其次就是琉球的問題，以及臺灣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海上的問題，而是海上必須有這三個重要的支點。如果中國沒有琉球、朝鮮、臺灣這三個重要的支點，中國就會喪失海上的力量。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戰(zhàn)略對沖的道理，你越重視海上，就像晚清李鴻章他們那么重視海上，就要越重視大陸。越重視大陸，就越重視海上。只有把兩個平衡做好，才是重要的。因此，他立足于歐亞大陸的視野來看中國，從中國邊疆的視野來看中國，治國就是治疆，這是他提出來的。

        林林總總，大概給大家匯報這些內(nèi)容。我認為是存在一個治理體系，總書記說我們要系統(tǒng)地總結中國的治理體系，我們是有這樣一些治理體系的。大致形成我對于十世紀以來的所謂治理體系的看法。這是粗淺的，不成熟的點到為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