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4月12日，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25歲的黑人男子弗雷迪?格雷在西巴爾的摩地區(qū)街頭遭警方查問，他在試圖逃跑時被捕，并于4月19日死于脊柱嚴重受傷。4月27日，格雷的葬禮在當地的一座教堂內舉行。4月27日下午，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北巴爾的摩地區(qū)，并與警方發(fā)生沖突，多家便利店遭打砸搶，大規(guī)模暴力活動發(fā)生。4月28日，巴爾的摩市長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tài)，馬里蘭州國民警衛(wèi)隊部署進入該市；4月28日夜間開始，該市實施宵禁，暫定持續(xù)一周。

        截至美國東部時間4月28日下午，騷亂已造成235人被逮捕，包括34名未成年人。被逮捕的成年人中，大部分年齡都在18到30歲之間。這次騷亂再度引發(fā)全球對美國存在的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等問題的關注。

        以下文章的作者是美國著名保守派政論雜志《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主編里奇?羅利(Rich Lowry)，文中展示了作者鮮明的黨派立場，僅供參考。

        總統(tǒng)貝拉克·奧巴馬以一通自以為是的威嚇來回應巴爾的摩的騷亂。他是真心誠意的。

        據稱，我們都知道巴爾的摩出了什么問題，也知道如何解決那些問題，但我們都不在乎。總統(tǒng)似乎相信，只要我們都具備貝拉克·奧巴馬的智慧和憐憫，巴爾的摩或許就已經在向好的方向發(fā)展了。這種看法不只是專橫而無禮，其立論的前提也大錯特錯。       

        就如何解決巴爾的摩的難題，奧巴馬并沒有一丁點想法。縱然他開出的部分藥方是那么回事——像西巴爾的摩那種社區(qū)顯然是單身母親太多，并缺乏商業(yè)投資，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仍是五十年前自由派的那些陳詞濫調。 

        奧巴馬語帶挖苦地表示，這一屆國會將不會批準“在城市社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投資”。追溯到1960年代種族騷亂爆發(fā)之后組建的科納委員會（Kerner Commission ），左派對諸多城市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推動更多社會計劃。自那以后，我們已有了更多的社會計劃——就像有許許多多的城市問題一樣。（譯注：美國國會兩院目前均由共和黨控制?！翱萍{委員會”的正式名稱是“國內騷亂問題全國顧問委員會”, 由時任總統(tǒng)林登·約翰遜于1967年7月組建，目的是調查當年爆發(fā)的種族騷亂起因，并提供建言。因其主席是伊利諾伊州州長小奧托·科納[Otto Kerner, Jr]，后來這個委員會就被稱為科納委員會。）

        證據就是巴爾的摩自己。這座城市一直被“忽略”，治理不當已令其墮入絕境。這座城市接受了1960年代推出的 “偉大社會”方案，但這一大政府愿景收獲的卻一直是苦果：腐敗、暴力和絕望。（“偉大社會”是對時任總統(tǒng)林登·約翰遜在1964至1965年間推出的一整套國內社會改革方案的統(tǒng)稱，其目標是要消除貧困和由種族問題引發(fā)的不公。）

        關于這座城市領導層的混亂無效，你需要知道的只是，對這次蓄意破壞，他們起初的反應不充分是有意為之，這一點昭然若揭；而其如此行事顯然是依據這樣的理論：來一點小騷亂沒什么大不了。

        為什么呢？左派對騷亂分子總是惜香憐玉。一旦有人開始砸破窗戶，左派就祭出他們那套知識分子氣的陳腐說辭，為毀壞財產開脫。

        警車遭到焚燒，商業(yè)機構被洗劫一空，進步派人士卻宣稱非暴力主義是“一種伎倆”（塔納哈希·寇茨）；歡呼劫掠財物之舉為“合理的政治策略”（Salon網站）；并稱這種愚蠢的狂暴舉動為一系列 “起義”的一部分，“起義”（UPRISINGS）還全以大寫字母明示。（譯注：塔納哈希?寇茨[Ta-Nehisi Coates]是美國黑人作家、《大西洋》雜志高級編輯及該雜志下設網站博客作者；Salon是美國一家左翼在線新聞和娛樂網站。）

        教訓就是，當革命降臨，你最好手頭不擁有或經營小企業(yè)，或者特別是便利店（顯而易見，雜貨店是惡名遠揚的人民仇敵。）

        值得嘉許的是，巴爾的摩召來了國民警衛(wèi)隊（也就是說，將其警力“軍事化”了）并制止了搶劫。這好于其他做法。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就算沒有騷亂發(fā)生，巴爾的摩的好些地方也都是災難。

        數十年來，這座城市的就業(yè)機會和人口一直在萎縮，包括1990年代，當時美國其他地方正在蓬勃發(fā)展。

        有關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的悲劇性并且是令人高度懷疑的死亡，我們并不知曉全部事實。但大體而言，很容易相信巴爾的摩警方的腐敗、無能和不負責任——因為巴爾的摩大多數政府機構都是那個樣子。它的一干市長和警察局長已獲判有罪。

        除非將巴爾的摩的問題追根溯源到其1967年卸任的最后一任共和黨市長西奧多·羅斯?！渼P爾丁（Theodore Roosevelt McKeldin）那里，這就不算民主黨人的失敗。并且，這是對一種失敗治理模式的控告。

        就像是預謀不軌，巴爾的摩的商業(yè)環(huán)境充滿敵意，稅負沉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史蒂夫·漢克（Steve Hanke）和史蒂芬·沃特斯（Stephen Walters）在《華爾街日報》上寫到：“1950年至1985年間，巴爾的摩官員將財產稅增加了21倍，此舉引導相關好處落到了獲利的選舉集團手中，而造成很多擁有房產的人士和企業(yè)家逃離，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共和黨人?？紤]到民主黨人現在享受著八比一的選民登記優(yōu)勢，這是高明的政治手腕?！?em>（譯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位于巴爾的摩市。）

        他們指出，為抵消稅負，需要給開發(fā)商提供補貼才能將其吸引至這座城市，而為獲得政客們的青睞，開發(fā)商轉而向他們提供捐助。這座城市傳統(tǒng)上的腐敗因而根基肥沃。

        巴爾的摩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是政府。城市問題專家弗雷德·西格爾（Fred Siegel）和范·史密斯（Van Smith）在《城市季刊》（City Journal）上寫到，巴爾的摩“看重的是國家支持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幾乎完全依賴聯邦和州的補貼，而非市場投資”。這種模式推動形成了一些光鮮亮眼的開發(fā)項目，但利益均沾作用下的裙帶資本主義并非對其他每個人都起作用。

        據加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邁克爾·塔納（Michael Tanner）的研究，對那些被遠遠甩到身后的州來講，巴爾的摩所在的馬里蘭州擁有美國最慷慨的福利體系之一。

        巴爾的摩擅長吸收聯邦和州的補貼，擅長征稅和花錢。政府的其他功能？沒有多少。

        科特·史莫克（Kurt Schmoke）于1980年代晚期開始擔任過三個市長任期，他因對待犯罪態(tài)度軟弱而惡名遠揚。西格爾與史密斯寫到：“1990年代，巴爾的摩犯罪率急劇上升（這座城市75%的謀殺案件與毒品有關），這里容忍犯罪，大量事端系由毒品引發(fā)；而在嚴厲打擊犯罪的紐約，犯罪率劇降。”

        隨后擔任市長的馬丁·奧馬利（Martin O’Malley）耗用不菲警力（有一天他曾因之而在街頭遭到詰問），才令犯罪率下降。但今天的巴爾的摩仍是一座暴力城市。2013年謀殺案件上升；在擁有十萬及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巴爾的摩的犯罪率排名第五。

        不出所料，巴爾的摩由教師工會把持并為其服務的學校系統(tǒng)也是災難。（假如左派那些追求正義的治安聯防隊想要抗擊掌權者，他們大約會去圍攻一下巴爾的摩市教育主管部門所在地。）

        除此之外，這座城市三分之二的新生嬰兒是非婚生的。騷亂發(fā)生期間因掌摑其十六歲的兒子并將其揪出街頭騷亂者行列，托婭·格雷厄姆（Toya Graham）無疑正在收獲喝彩。你可以稱贊她的勇氣，但作為一名六個孩子的單身母親，她所面對的挑戰(zhàn)還是會叫你膽怯的。

        對這種存在數十年之久的深刻衰敗，奧巴馬以什么來回應？除了其他事項，需要更多的學前教育和職業(yè)培訓，即便這些計劃長期以來也是無效的。

        巴爾的摩應當重新思考，并采取新的舉措，這勢在必行。但左派的廉價藥方將是，迫切需要更多同樣的計劃；而與此同時，巴爾的摩和其他類似地方在繼續(xù)腐爛。

        （作者系美國《國家評論》雜志主編，聽橋譯自politico.com，2015年4月29日刊發(fā)，原題：“Baltimore, a Great Society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