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4月9日，美國漢學家、華人學者錢存訓在芝加哥去世，享年105歲。去世前，錢存訓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榮譽教授、約瑟夫·雷根斯坦東亞收藏館名譽館長。

此文回憶了錢存訓先生的學術生涯，并細數(shù)了論著始末。作者系沈陽大學教授，北大歷史系博士、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后。原文標題為《錢存訓的遺憾》，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不惑之年赴美留學

        書有多種，書評亦然。其寫法并無一定之規(guī)，從理論上說應該允許，而且實際上也確實存在各式各樣的書評文字。即便評論那些學術性較強的著作，也是如此。不過，還是有些問題值得注意。錢存訓先生在回憶錄《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07年；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中，就談到關于其名作《書于竹帛》及相關書評的一段頗為有趣、但也有些遺憾的故事。

        錢存訓1909年12月1日（陽歷1910年1月11日）生于江蘇泰州，可謂名副其實的世紀老人。他出身于詩書門第，為五代吳越國王錢镠之后。曾祖父錢桂森，為道光年間的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內閣大學士、禮部侍郎等職，藏書豐富，齋名教經(jīng)堂，縣志專門為其立傳。祖父錢錫彤，精于書畫。父親錢慰貞，精研佛學，曾主編著名的佛學雜志《海潮音》。在這種世代書香的家庭氛圍中，耳濡目染既久，錢存訓也逐漸成長為一個愛書人；而作為著名的圖書館學家，他更是一輩子與書結緣，以書相伴。

        1947年，錢存訓作為北平圖書館交換館員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工作和進修。后因政局變遷而滯留美國。因此，其回憶錄取名為“‘留美’雜憶”，可謂別有深意存焉。臺北評論家汪威廉就注意到，錢氏舍“旅美”而言“留美”，看似簡單的詞匯選擇，實則背后蘊含著微妙而豐富的寓意（《錢存訓教授〈留美雜憶〉讀后感想》）。而在筆者看來，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無奈而滯留美國、留駐美國或者說僑居美國，但另一方面也確實可以理解為留學美國。當然，錢先生之留學，也不同于一般之所謂留學。畢竟，其時他已屆不惑之年了。盡管近代中國史上也不乏年齡像他這么大，甚至比他還要大的老留學生（想想1905年前后東渡日本求學高潮時期和1919年去前后赴法勤工儉學時期的那些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最初赴美并非旨在留學讀博。

        此前在國內時，錢存訓曾就讀于金陵大學（今日南京大學之前身）等名校，師從劉國鈞、杜定友等名家，又有在上海交大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南京分館等多年的實際工作經(jīng)驗，在圖書館學方面可以說已是學有所成，頗具根基。所缺者，也許只是一頂形式上的博士帽而已。當然，其時在國內即便戴帽了，他可能也不過是只“土鱉”，在一些人眼里還是缺少點亮色，即沒有像一些“海龜”那樣，在國外鍍鍍金。

        幸運的是，機緣巧合，抑或造化弄人。在著名漢學家顧立雅（Herree G．Creel）教授等人的提攜和幫助下，錢先生居然也“留美”了。更幸運的是，他還在專業(yè)排名一直高踞首位的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院，先后取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而芝大正是最早授予圖書館學博士學位的大學（《留美雜憶》黃山書社版，第47頁。以下引自同書者，只注頁碼）。

        錢存訓最初來美進修的計劃，是申請羅氏基金會的獎學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院全程攻讀兩年，取得碩士學位后即回國工作。但后來他又接受東方語文系顧立雅教授的邀請及安排，全部時間要在遠東圖書館工作和在東方系授課，只能拿出部分時間在研究院選課進修。因此，每學季他僅能選讀一門，如此完成碩士班必修的18門功課，再加上寫論文，前后花了5年。

1957年再獲圖書館學博士學位

        1952年，經(jīng)過5年勤苦工讀，錢存訓獲得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學位，論文題為：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修訂后曾以同題發(fā)表于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遠東季刊）1954年第3期。三十多年后，經(jīng)戴文伯翻譯，以《近世譯書對中國現(xiàn)代化的影響》（較之錢氏自譯，此處多了“近世”二字，余同。第47頁）為題，發(fā)表于《文獻》雜志1986年第2期。

        據(jù)錢氏回憶，這篇論文在準備寫作過程中受英國學者休謨《統(tǒng)計目錄學》（Hulme, E. W., Statistical Bibliography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London，1924）啟發(fā)，也采用了計量方法來分析近代譯書對中國現(xiàn)代化的影響，從而成為最早研究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的一種新方法。通過搜集中外文目錄中所記載16—18世紀耶穌會教士的著作、19世紀基督教傳教士的譯述，以及20世紀政府機構、各種團體和個人的譯書，共約8000種，并分析其原作的來源、類別、數(shù)量、動機以及影響，該文較好地反映了從不熟悉外面的世界，到力圖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乃至融入世界的過程中，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一般趨勢。由此也引起錢氏后來對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興趣（第47、51頁）。

        在獲得碩士學位后，又經(jīng)過幾年的刻苦努力，錢存訓于1957年再獲圖書館學博士學位，成為該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第四位中國人（前三位分別是桂質柏、譚卓垣、吳光清，第47頁）。其論文題為：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錢氏自譯為：印刷發(fā)明前中國書和銘文的起源與發(fā)展。按“與”原為“和”，與前面重復，引者故改。第52頁）。

        據(jù)錢存訓回憶，在醞釀寫作博士論文時，他本來打算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繼續(xù)進行有關中國翻譯史的研究，“計劃對照原文，查找因誤譯而導致讀者誤解的原因和后果，加以分析”（第52頁）。確實，在當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前沿，也很有趣、值得去開拓的研究領域。比如稍晚些時候，美國著名漢學家、猶太裔學者史華慈出版的對近代中國著名翻譯家嚴復若干譯著進行解讀的名作，就和錢氏的上述構想有異曲同工之妙（Benjamin I.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史華慈關于嚴復譯著及相關思想理論在東西方語境中的差異與影響的考察，無疑已經(jīng)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領域的重要經(jīng)典，在漢語學術界更是影響很大。目前至少有三種中譯本：沈文隆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臺北：長河出版社，1977 年；滕復等譯，《嚴復與西方》，北京：職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中，葉譯本列入該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已經(jīng)多次重??；而且“除少數(shù)專門術語的譯法值得商榷外，譯文較準確流暢”（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強語，見氏著《嚴復與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兼評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不過，史華慈開始關注嚴復的翻譯問題，好像較錢氏為晚。大約在1960年三四月份致友人的幾封信中，他才明確談到關于嚴復研究的計劃。而且起初他好像也完全沒有注意到嚴復翻譯中可能存在的誤讀等問題，而只是在思考和比較“發(fā)達”的日本與“不發(fā)達”的中國，以及同在東方的中國、日本和印度等應對外來沖擊的異同情況時才開始關注嚴復（朱政惠編：《史華慈學譜》，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27、28頁）。

        現(xiàn)在還不清楚，史華慈在研究嚴復的過程中，是否就中西方語言之間的翻譯及其相關解讀問題，和錢存訓有過溝通與交流。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起碼從錢氏1950年代中期這一頗具前沿感的論文選題看，既充分顯示了他扎實雄厚的學術潛力，更形象地表明了他銳利獨到的學術眼光。錢氏不愧為相關領域之行家里手也——盡管他后來實際上并未具體從事這一研究。

        可惜的是，在多年的漢學傳統(tǒng)影響下，當時國外圖書館一般不收藏西文著作的中文譯本。也因此，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原始資料，錢存訓自然也就無法按最初的構想來完成博士論文。怎么辦呢？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就在徘徊彷徨之際，他忽然想起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所藏有關中國古代文化和考古資料特別豐富，同時也受到顧立雅教授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影響，錢存訓最終決定：有了，干脆就改以《印刷發(fā)明前中國書和銘文的起源與發(fā)展》為題，寫作博士論文，“借以補充卡特的經(jīng)典之作《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及其西傳》一書所未及，并供西方學者在研究書史時的參考，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在世界文化史中應有的地位”（第52、53頁）。

《書于竹帛》受到國際學術界一致好評

        博士論文完成答辯后，錢存訓所在的圖書館學院院長即推薦交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不過按照出版社的有關規(guī)定，未經(jīng)修改的博士論文一般不接受出版。而且當時中國研究在美國還是冷門，對這樣一部主題偏僻的著作，出版社也擔心沒有讀者，銷路有限，甚至賠本，不愿接受。于是錢存訓又對論文進行了補充和修訂，并改名為：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錢氏自譯：書于竹帛——中國古代書籍和銘文的起源），再次交給出版社，請予重新考慮。經(jīng)過校內外專家的審查推薦，學院方面也表示愿意補助九千元出版費的三分之一，并規(guī)定須于第一版銷完后歸還，出版社終于決定接受書稿，收入“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叢書”，并于1962年正式出版（第53頁）。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主要根據(jù)當時能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對公元前14世紀到公元700年前后中國書籍和印刷等發(fā)展歷史做了比較全面的考察。但是隨著各種新的考古資料陸續(xù)出土，在1969年印行第三版后，錢存訓建議出版社等增訂后再續(xù)印。不過因為后來先是應英國友人、中國科學技術史家李約瑟之邀，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接著又忙于修訂其他譯本，增訂之事也就一拖再拖。直到四十年后，他才得以根據(jù)1960年代以來出現(xiàn)的一些考古新材料，對該書進行了修訂、完善和補充，并于2004年推出了最新增訂的英文版（第53頁）。

        有意思的是，大概就連錢存訓自己也沒想到（回憶錄中這部分只有幾百字，卻接連用了兩個“不意”和一個“實非……意料所及”，足證其意外程度。第53、54頁），該書出版后居然受到國際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許多大學采用為指定參考書。三個月內，第一版就已售罄！一時間洛陽紙貴，接連兩次重印，還是同樣熱銷（第53頁）。除英文版一再重印外，該書還陸續(xù)被譯成中、日、韓等其他文字。

        尤其是中文版，據(jù)了解目前至少就有四種不同的版本。1975年，根據(jù)周寧森博士譯稿修訂的《中國古代書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鄭如斯教授增補的《印刷發(fā)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由北京印刷工業(yè)出版社出版；1996年，臺灣漢美圖書公司以《書于竹帛》為名，出版了中文繁體版；200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以《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為題，出版了中文增訂本。2004年，該書又被選入“世紀文庫”，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書店再次印行。

        據(jù)錢存訓回憶，寫作該書的本意，不過是“補充卡特的名著，對印刷發(fā)明前的中國圖書和銘文加以系統(tǒng)的介紹，作為西方學者研究書籍通史的參考”。但是沒想到，卻引起西方漢學家的重視，認為對中國文化史、考古史和古文字學研究很有裨益，是一部重要的入門專著。甚至還被一些人稱為經(jīng)典，進而選入上海書店版“世紀人文·世紀文庫”，與一些世界經(jīng)典并列，他實在是沒想到（第53、54頁）。

        更讓錢存訓沒想到的，應該還是下面這件事。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出版后，立即在東方和西方學術界引起轟動，許多人都寫文章進行評介和推薦。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這些書評廣泛涉及中、英、法、德、意等多種語文和出版地，足見其在世界范圍內影響之大。關于這一點，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碩士論文以錢存訓為題的別立謙，曾搜集了近百篇相關書評（其中也包括對錢氏另一本以中國書史為題的論著之評論），并作專文進行介紹。此即收入回憶錄附錄部分的《錢存訓先生著述的國際評論》（第258-267頁）。

        據(jù)她說，這些書評基本肯定了該書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價值，尤其是對錢氏治學方法嚴密、善于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從國際的角度看問題、向西方學者介紹東方文化等方面給以充分肯定。許多論者推崇錢著在相關領域具有“權威性”，是“經(jīng)典之作”、“百科全書”，是“后世著作的典范”。

提出的書寫順序問題，未能引起注意

        不過在錢存訓看來，這些關于《書于竹帛》的書評也并非盡如其意，甚至還有些遺憾。簡言之，雖然為數(shù)不少，但大多只是介紹內容，或者偏于褒揚，“很少指出書中的缺失；而書中的特點，則更少有人注意?！保ǖ?6頁）

        有人可能會不以為然，覺得這個人是不是有毛病，怎能如此挑剔，甚至于希望人家在書評中不評優(yōu)擺好，反倒熱衷于給自己挑刺？其實不然。

        書評書評，其重在評：介紹、褒獎之“評”以外，更須一些有份量的批判之“評”。如此優(yōu)劣好壞、前后左右均能兼顧之“評”，庶幾乎較為完整而全面，是謂合格之書評。當然，在實際寫作中因篇幅等所限而偏重一點，甚至不及其余，也是常事，且可以理解。再，所謂批評，并非潑婦罵街似的簡單體力活，亦非不懂裝懂地胡亂指責。而所謂全面，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老好人、濫好人。其間之尺度把握，分寸拿捏，端的是一門藝術。

        而對批判之“評”，錢氏顯然更是有所期待。如前所見，關于《書于竹帛》的優(yōu)點，評論者已多有論及。但他顯然并不以此為滿足。至于該書的缺失如何，筆者并不熟悉圖書館學，很難給出什么專業(yè)的判斷。而且錢氏在回憶錄中也并未明確指出，他自己的研究中究竟有哪些缺失。但眾多書評中這方面評論之稀少乃至缺席，無疑讓這位學界老將的內心不能不有些孤寂、落寞。

        就好比華山論劍，高手臨陣，缺少了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對手方，完全成了個人表演性質的獨角戲，則孤零零地高手，也難免有高處不勝寒之感。相反，所謂棋逢敵手難藏興，將遇良材好奏功。只有那些富于批評性、抗辯性乃至挑戰(zhàn)性的書評，才能勾起原作者躍馬揚刀、急起應戰(zhàn)的興趣和欲望，你來我往，東擋西殺，這樣才更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奉獻出智慧的盛宴，這樣的場面才更有味、更精彩，也更有看頭。否則，即便功夫再好如周伯通，也只能雙手互博，自娛自樂了。因此，也難怪錢存訓如此挑剔，因為他實在有些落寞。

        尤令錢存訓有些悵然若失的，是對《書于竹帛》中的一些“特點”，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一個“更少”，讓我們足以窺其內心之真意）。他不無幽怨地嘆息道，自己在書中提出紙張源于秦代、雕版的技術和過程、印刷術在文化中的作用等情，“過去很少有人指出，書評中也無人倫及”（第96頁）。言下不勝唏噓。

        更讓錢存訓頗感遺憾的，是他在《書于竹帛》的結論中談到中國文字的書寫順序，為什么從古到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甚至直到現(xiàn)在，港臺地區(qū)的一些印刷品還是如此）。關于這一點，他在回憶錄中不無郁悶甚至憤懣地寫道：“過去從未有人提問，現(xiàn)在也未引起評論者的注意”（第96頁）。

        時至今日，錢氏論著已經(jīng)在漢語學術界翻譯出版，其回憶錄的中文繁體版也已印行三載，而簡體版亦已推出有兩年之久。相關書評也可以看到幾篇了。然而，他提出的書寫順序問題，好像還是沒引起多少評論者的興趣和注意。于此，不禁為錢氏悲。書白寫了，話白說了，依舊沒人注意，實在有些可惜，甚至不值。

        據(jù)錢存訓在書中說：“這一特點應和中國文字的構造、書寫材料、應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關”。比如，毛筆書寫的筆順大多是從上到下；而竹木材料的紋理以及狹窄的簡冊，只能容得下單行書寫。據(jù)他推斷，這些都是促成中式書寫順序的主因。至于從右到左的排列，他猜測大概是因為用左手執(zhí)簡、右手書寫的習慣，便于將寫好的簡策按照順序置于右側，由遠而近，所以才形成從右到左的習慣（第96頁）。

        當然，這些解釋也只是錢氏的一家之言，未必完全妥當準確；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思考，特別是這種化熟悉為陌生的問題意識，的確很有啟發(fā)。

        實際上，據(jù)錢存訓說，起初他自己對這一問題也從未注意。恰好當時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對世界通行的各種文字閱讀的速度加以比較研究，結果證明“直行閱讀實較橫行閱讀為快”。更巧的是，當時負責進行這一閱讀研究的格雷(William S．Gray)博士是芝加哥大學教育系的教授，他曾為此向錢氏請教。錢存訓這才開始注意和研究。他在回憶錄中不無感慨地寫道：“這也是在國外常會遇到這一類的提問；如在國內，人人都覺得理所當然，就不會想到‘為什么’的問題?！保ǖ?6頁）

        由錢存訓關于其名作《書于竹帛》的這段回憶，可以想見要寫好書評，特別是學術性論著的書評，是何其之難。

        有些論著，原作者在寫作時可能會處理得比較婉轉曲折隱晦，這就需要評論者拿出功力，注意從字里行間讀出其言外之意，甚至是微言大義。如能幸而讀出，會心會意，相視而笑，當然最好。無論在作者、評者還是讀者，都是一種賞心樂事。而評論者如果未能參透其背后的涵義，可能也就意味著原作者還沒找到合適的解人。沒有了過招的對象，或者說與對手方失之交臂，沒有形成預期的互動，則高手們也難免有些孤寂與落寞。

        而另一方面，有些是原作者本來已經(jīng)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揭示出來的，卻沒引起評論者的足夠注意；有意無意地忽略之外，甚至還強作解人，任意曲解……尤可慨者，上述種種令人遺憾的尷尬局面，在時下的一些學術書評中并非鮮見。每念及此，不亦悲夫！現(xiàn)在，錢先生去矣，但是他生前留下的那些遺憾，何時能得消解？可為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