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唐物”？

        如今日本的飯店里幾乎都會賣一種簡單的食品——“唐揚”（唐揚げ）雞塊。這種看起來似乎與中國沒多大關(guān)系的油炸食品，日本人卻深信它是從中國傳來的中華料理代表。此外，原產(chǎn)美洲的辣椒，在日本也被叫做“唐辛子”，這大約是如今最常見的“唐物”了。那么，唐物究竟是什么東西？

        

        所謂“唐物”，其實與“唐”并無太大關(guān)系，日本國語大辭典里對這個詞的解釋為“從中國或其它國家輸入的舶來品的總稱”。最初“唐物”確確實實是指從唐朝輸入的物品，但后來從宋、元、明輸入的中國舶來品，都被叫做了唐物，至近世甚至連西洋舶來品也被叫做唐物了。我們今天暫將“唐物”限定在流入日本的中國舶來品，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唐物風(fēng)靡于日本，上至皇室，下至庶民，無不懷著對唐物的憧憬。

“唐物專家”足利義政的打假記

        室町時代的禪院日記《蔭涼軒日錄》記載過這么一件事：日本文明十九年（1487年）正月十八日，室町幕府八代將軍足利義政（當(dāng)時已經(jīng)讓位于其子）照例來到相國寺。那天足利義政對客殿上掛著的三幅畫很有興趣，便指著中間的一幅問相國寺的蔭涼軒主龜泉集證說：“兩邊的猿猴圖是牧溪（南宋畫僧）畫作，中間的布袋是何人所畫？”龜泉答道：“當(dāng)然也是牧溪。”義政說：“不然?！?/p>

        龜泉便問了問相國寺的諸位高僧，大家都說是牧溪的作品。于是龜泉只得答復(fù)：“畫的外題是布袋圖，但是沒有署作者的名字?！弊憷x政一笑，說：“布袋圖中不是有贊么，贊者何人？”龜泉答道：“大家都看過了，字跡實在看不清楚。”義政接著問：“那兩邊的猿猴圖里面有牧溪的名字么？”龜泉答：“確實有?！弊憷x政又問：“牧溪與無學(xué)祖元（南宋東渡日本的禪僧）是什么關(guān)系？”龜泉答：“牧溪是無學(xué)祖元的同門，是無準師范（余杭徑山寺住持）門下一小僧?！庇谑亲憷x政又一笑。

        

        過了好些天，龜泉把三幅畫取下來細細研究，他把布袋圖中的贊使勁兒看了看，贊的末尾落款時間是“紹定庚寅結(jié)夏日，天臺約翁宗久敬贊”，一查，紹定三年（1230年）庚寅是南宋理宗六年，而兩幅猿圖落款是“咸淳己巳端午牧溪”，還有牧溪的印。咸淳五年（1269）己巳是宋度宗第五年，從紹定到咸淳中間已經(jīng)跨了四十年了。

        龜泉于是默默把三幅畫又放了回去。的確，牧溪是宋末元初時人，紹定三年時候恐怕還是個小孩子呢，同門的無學(xué)祖元，當(dāng)時也才4歲。于是龜泉又去見了足利義政，把“經(jīng)鑒定不是牧溪的作品”這個結(jié)論告訴了他。

        當(dāng)時相國寺的禪僧可算是日本數(shù)一數(shù)二的文化人，對于“唐物”是如數(shù)家珍，而在“鑒寶”方面，更是“專家”云集。想必足利義政在相國寺的這番“打假”成功，一定是特別得意。

        在唐物收藏方面，足利義政確實堪稱名家，鑒賞也是頗有心得。今日京都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銀閣寺，就是足利義政的宅邸。銀閣寺的東求堂里面有個書齋，叫做“同仁齋”，當(dāng)時擺放著義政愛用的漢詩文與漢籍，還有建窯燒制的茶碗、小壺，完全就是一個“made in China”的唐物空間。

        

“唐流”明星：中國畫僧牧溪

        對室町時代的日本人而言，人氣最高的中國畫家毫無疑問就是牧溪（牧溪法常）。這位幾乎已被當(dāng)時中國畫壇遺忘的畫僧，在海東可是家喻戶曉的明星。牧溪其人，如前面所說，是宋末元初生活在杭州西湖邊的一位禪僧。

        宋元時，日本禪律僧乘著東海上的商船往來于日本與中國之間，他們最夢寐以求的圣地自然是杭州。在天竺、靈隱求學(xué)的日本僧人，鮮有機會接觸到宮廷畫師或是民間畫匠，他們首先看到的，就是牧溪這樣“同行”的畫作，他們被牧溪的畫作感動，帶回日本，繼而掀起了追逐與模仿的熱潮。

        

        這些入宋僧們一面追逐著禪林世界中的“明星”，一面搜集“明星”們的字畫、頂相、著作、法語，并請求他們題贊。他們的興趣也從禪林內(nèi)部擴散開去，為中國生產(chǎn)的“唐物”癡迷不已。

        日本鐮倉以后的唐物熱，無疑就是由禪僧為首的入宋僧所帶來的。如果說現(xiàn)在是韓流的年代的話，當(dāng)時恐怕就是“唐流（宋元）”的年代。那么杭州與寧波，或許就是“時尚之都”？而后隨著禪僧在政治、外交中扮演了越發(fā)重要的角色，居于中央政界的將軍也受到身邊禪僧的影響，成為了牧溪的忠實擁簇，剛才提到的足利義政，就是其中一位。

        當(dāng)然，牧溪的人氣抬升不只是因為他的藝術(shù)造詣。牧溪的師父無準師范，其門下的兩支流派當(dāng)時已占據(jù)室町禪宗主流，對于牧溪的吹捧，也與兩派的主流意識密不可分。

        足利義政的祖父足利義滿當(dāng)政時，曾在北山的宅邸（今天的金閣寺）中興建了中國式的閣樓天鏡閣，并邀請?zhí)旎蕘泶擞斡[。足利義滿也是個唐物迷，曾經(jīng)身著明朝的服裝，與明使一同去常在光院看賞楓。

        足利義滿向天皇獻上的奇珍異寶被記錄在《北山殿行幸記》之中，牧溪的畫作也列在其中。可見在足利義滿心中，牧溪的畫作是他最得意的一流藏品之一。之后數(shù)百年，牧溪在中國不為人知，而在日本，室町、江戶兩代畫風(fēng)均受其影響。今日，其《觀音猿鶴圖》《煙寺晚鐘圖》《漁村夕照圖》被日本列為國寶。

        

滿載唐物的“新安沉船”與日宋貿(mào)易

        在之前的鐮倉時代，隨著日宋貿(mào)易的發(fā)達，大量“唐物”流入日本。連宋朝的銅錢也都成為了日本的流通貨幣。至宋元交替，日元關(guān)系一度緊張，但兩國間貿(mào)易很快恢復(fù)，至14世紀初，來往商船連年不絕，可謂盛極一時。

        日本鐮倉圓覺寺的14世紀的《佛日庵公物目錄》里面，記載了佛日庵收藏的大量“唐物”，從宋元高僧的頂相，到布袋、六祖、寒山拾得的畫像，到仙人畫，乃至松竹梅、四季圖、花鳥畫、山水畫。更有中國傳來的30件書法作品、古銅花瓶、青瓷湯盞、琉璃燈爐、瑪瑙缽、建窯茶碗，除了極少量佛事法器、寺院用具之外，幾乎全是中國文人的必備收藏品。佛日庵是鐮倉幕府執(zhí)權(quán)北條時宗墓所在地，因而佛日庵的唐物，其實就是鐮倉幕府從日宋日元貿(mào)易中購得的藏品。

        

        1975年，一位韓國漁民在新安外方海域發(fā)現(xiàn)了一艘沉船，此后，考古專家在沉船中發(fā)現(xiàn)了一萬八千件瓷器，其中浙江龍泉窯青瓷占了六成，此外還有景德鎮(zhèn)的青白瓷、白瓷、黑瓷、雜釉瓷等，以及金屬器、石材作品，以及重達二十八噸的中國銅錢。

        “新安沉船”的發(fā)現(xiàn)很快震驚了世界。通過眾多學(xué)者的研究，我們得以知道“新安沉船”就是一艘從寧波出港，前往日本博多，于1323年沉沒的唐物運載船。船上所運載的，多是原本要運至日本貿(mào)易的唐物。

        原來1319年，京都東福寺大殿燒毀，東福寺住持雙峰宗源來到鐮倉，在鐮倉幕府授意下，他拜托東福寺前任住持南山士云，主持大殿再建的籌款事宜。三年后，南山士云親赴博多，派遣出了一艘入元船，以期通過唐物貿(mào)易獲得的利潤，來支持東福寺的復(fù)建工程。不料，這艘船卻在返程時沉沒了，未能到達日本。船上運載的近兩萬件中國瓷器，從此沉入海底，直到六百多年后重現(xiàn)人間。

        

        日本的寺院、朝廷、幕府對唐物的追求，絕非只是出于個人收藏的雅好，像東福寺的入元船這樣，各路勢力也都緊盯著唐物貿(mào)易所能帶來的巨大利潤。在東福寺之外，又有稱名寺造營料唐船、關(guān)東大佛造營料唐船、天龍寺造營料唐船等相繼被派往中國，然后滿載而歸。

唐風(fēng)？和風(fēng)？

        日明貿(mào)易的研究者橋本雄在其著作《中華幻想——唐物與外交的室町時代史》當(dāng)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室町文化是唐風(fēng)文化嗎？”其實正如美術(shù)史研究者島尾新所說的一樣，“唐風(fēng)”早已與“和風(fēng)”水乳交融。

        其實除了從中國輸入的唐物之外，日本本土的藝術(shù)品也不乏“唐”的因素和題材。而唐物從被搬上日本的岸上之時，就已經(jīng)被納入了“和物”的價值體系之中。因而在中國已經(jīng)被人遺忘的牧溪，得以在日本被人熟知。室町時代的日本人坐在中國的山水畫前面，舉行著日本式的連歌會，既不是純粹的“和”，也不是純粹的“唐”，這感覺或許與今天喜歡吃唐揚雞塊或是“天津飯”的日本人十分類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