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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其實沒那么可怕,他們核心訴求是全球化和抵抗工作

[英]大衛(wèi)·格雷伯
2014-11-10 20:05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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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無政府主義對很多人來說,似乎是一個很可怕的名詞,在傳媒的鎂光燈下,無政府主義者被塑造為激進、危險、不夠現(xiàn)實的示威者,無政府主義者所提倡的如“自主”、“自愿結社”、“自我組織”等卻被視若無睹。

        那么,無政府主義者的訴求到底是什么?大衛(wèi)·格雷伯從人類學的角度對無政府主義做了新詮釋。需要說明,格雷伯的身份,除了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是無政府主義者,是被譽為“他那一代最杰出的的人類學家”,還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策劃者和參與者。

        
        當然不會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無政府主義程序,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但如果給讀者一些現(xiàn)有的思想和組織方向作為總結,可能有些幫助。

        (1)全球化和取消南北不平等

        就像我說的,“反全球化運動”變得越來越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長遠來說,無政府主義者在全球化里的角色會相當明顯:取消民族國家意味著消除國界。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否則便只是偽善而已。但在這個過渡時期,我們也不乏各種具體的建議—如何改善當前的情況,而不走國家主義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回頭路。舉例言之:在世界經濟論壇期間的示威中,曾有一個由大亨、財團推銷者及政客組成的“旅游團”在芝加哥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舉行社交和雞尾酒集會,假裝討論怎樣減少全球貧困。我應邀與其中一名代表在電臺進行辯論。

        雖然最后辯論由其他激進分子代替,但我也準備好了自認能妥善處理這一問題的三個要點:

        ——實時赦免國際債務(赦免個人債務并非不好,卻是另外一回事)

        ——實時取消所有專利以及一年以上的其他與科技相關的知識產權

        ——取消所有全球旅行或居住的限制

        當這些得到實行后,余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當坦桑尼亞人或老撾人不再被限制移居到明尼蘇達或鹿特丹時,任何富有的強國都會決定,沒有什么比讓這些坦桑尼亞人或老撾人留在原地更重要的了。難道你不覺得他們會努力做出什么改變嗎?

        我要指出的是,盡管他們用了大量的修辭來形容這些“復雜、微妙、棘手的問題”(為那些有錢人和他們的高薪跟班持續(xù)數十年的昂貴研究辯護),用無政府主義者的方案的話,大部分問題在五六年內就可以解決。但你會說,這些要求是完全不現(xiàn)實的!沒錯。但它們?yōu)槭裁床滑F(xiàn)實呢?主要是因為這些聚在華爾道夫飯店的有錢人從來就不支持。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說,他們自己就是問題所在。

        (2)抵抗工作

        抵抗工作一向都是組織無政府主義者的核心。我指的并不是要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或更高的工資,而是以爭取完全取消工作為主導的關系,所以世界產業(yè)勞工聯(lián)盟的口號是“反對工資系統(tǒng)”。 當然這是個長遠的目標,在短期內,無法消除的至少能被減少。在世紀之交,世界產業(yè)勞工組織與其他無政府主義者在爭取工人一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時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西歐,將近一個世紀后社會民主政府現(xiàn)在首次減少了工作周數。雖然他們制定的改變微不足道(每周四十個小時減至三十五個小時),但在美國還沒有人討論。他們甚至在討論是否要取消加班費,盡管事實上美國人現(xiàn)在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比世界任何地方—甚至日本—都要多。世界產業(yè)勞工組織再次登場,他們下一步的計劃甚至要回歸1920 年代:每周十六小時(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四小時)。這看起來完全不現(xiàn)實,甚至是瘋狂。但有沒有人真的研究過可能性?而我們見到的卻是,不斷有研究顯示,在美國,相當多的工時僅僅是用來解決美國人過度工作所產生的問題。(想想那些整晚都在送比薩的或者洗狗的,或者那些要在夜間護理中心工作的婦女,她們要為其他婦女照顧小孩,這些小孩的媽媽則正在替女企業(yè)家照顧小孩……更別提專家們要花無數的時間去處理人們因過度工作引起的情緒及身體上的損害、創(chuàng)傷、自殺、離婚、謀殺、騷亂,生產使孩子鎮(zhèn)靜的藥物……)

        那么,什么工作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呢?

        首先,有許多工作如果消失了,幾乎每個人都會同意是人類之福。譬如電話傳銷員、加長型越野車生產商或企業(yè)律師。我們也可以取消整個廣告及公關行業(yè),解雇所有政客和他們的雇員,取消所有為商業(yè)醫(yī)療保健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服務的工作,甚至不需要影響我們必要的社交活動。取消廣告還可以減少生產、運輸以及出售不必要的產品,因為人們需要什么東西,總會有辦法找到。取消極端的不平等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幾百萬名看門員、私人警衛(wèi)、獄卒或特警隊(SWAT)的大部分服務,更不要說軍隊了。然后,我們需要做些研究。金融家、承保人和投資銀行家都是寄生物,但可能在這些行業(yè)里有些事不能用計算機軟件取代??偠灾?,我們會發(fā)現(xiàn),如果我們需要做一些事來保持一個舒服的、生態(tài)上可維持的生活標準,并且重新分配時間,那世界產業(yè)勞工組織提供的平臺可能是最現(xiàn)實的。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并不是說每個人工作四小時后就算自己想繼續(xù)也要被迫停止。許多人都喜歡他們的工作甚于四處閑逛無所事事(那也是為什么在監(jiān)獄里,當他們想懲罰囚犯時會剝奪他們工作的權利),而且如果我們取消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所必然產生的無窮無盡的屈辱以及施受虐般的游戲,我們可以預期,更多人會享受他們的工作。或者最后,人們只需要做他們想做的。

        小注:

        誠然,所有這些都是在重新組織工作的前提下,一種“革命之后”的局面,而我曾指出,這是去開始思考人類可能性的必需工具,即使革命可能不會以這種末日的形式發(fā)生。你或許會問:“那又有誰愿意去做骯臟的工作?”這也是一個常被拋給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烏托邦主義者的問題??唆斉萏亟鹪赋鲞@個問題的謬誤。因為這個世界骯臟的工作必然存在,并沒有什么特殊原因。如果我們把這些令人不舒服的工作平均分配,那意味著全世界所有的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都得去做;我們能預期自動清潔的廚房或挖礦機器人很快就會被發(fā)明出來。

        (3)民主

        這可以給讀者機會,看一看無政府主義者以及被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組織到底是什么樣的(有些新世界的輪廓都是建立在舊的軀殼中),還有我試著提出來的歷史—人種志思考方法,即尚未出現(xiàn)的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可以有些什么貢獻。

        新全球起義的第一個周期—即傳媒口中一直堅持卻越來越可笑的所謂“反全球化運動”,它以契亞帕斯(Chiapas)的自治城市開始,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社區(qū)集會(asambleas barreales),并漫延到整個阿根廷。這里無法交代整個故事,但簡略來說:開始時是薩帕提斯塔(Zapatista)反對奪取政權,嘗試建立一個民主的、自我組織的模式,并且影響了整個墨西哥;他們發(fā)起的國際網絡(人民全球行動,People’s Global Action 或PGA)呼吁全球響應反對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布拉格……),等等。最后阿根廷經濟崩潰,還有勢不可當的人民起義,再次拒絕僅替換政客而不改變系統(tǒng)的方案。阿根廷運動一開始的口號是“que se vayan todas”(所有的都必須走)。他們不再建立一個新的政府,而是建立另類組織的網絡,例如由不同的人民議會管理各自的城市(唯一的限制就是參與者不能受雇于任何政黨),幾百個工人占領和管理的工廠,一個十分復雜的“以物易物”系統(tǒng)以及新奇怪異的貨幣制度以保持他們運作—簡而言之,直接民主的無窮變體。這些都是完全在企業(yè)媒體的雷達熒光屏底下發(fā)生的,他們都忽略這些動員的意義。這些行動的組織都生動地示范了一個真正的民主世界是怎樣的,從節(jié)日玩偶到親和團體(affinity group)的認真組織,以及代言人理事會(spokes councils)的運作里,都沒有領導結構,而是基于共識的直接民主原則。這是很多人會嗤之以鼻的白日夢,但它真的在運作,每座城市的警察都不知如何應對。當然他們使用前所未有的策略(幾百個行動主義者穿著毛茸茸的服裝,拿著雞毛撣子搔警察癢,或者全身都包著許多充氣的內胎和橡膠墊,看起來像米其林人那樣滾成路障,既不會傷害人又可以頂住警棍……)完全模糊了以往對暴力和非暴力的分類。

        當西雅圖的示威者反復喊著“這樣就是民主”,他們是說真的。直接行動最好的傳統(tǒng)是,他們不只是去對抗某種權力,暴露它的機制并嘗試去阻止它,更進一步的是,他們示范了為何這種權力所依據的社會關系是不必要的。這是為什么那些居高臨下的批評,例如說那只是由一班缺乏

        意識形態(tài)的小孩主導的行動,完全搞錯了重點。多元性是去中心化組織的一項功能,而這個組織本身就是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

        這個運動的要點是“過程”,亦即決策的過程。在北美,這指的是尋找共識的過程。如我指出的,這在意識形態(tài)上遠沒有它聽起來那樣沉悶,因為好的共識過程的前提,是不能改變別人來遷就自己的觀點,共識過程的要點是容許一班人共同決定行動的路線。不再是經過投票來贊同或反對一個建議,而是將這些建議不斷修改、推翻、創(chuàng)新,直至每個人都同意結果。當到了“尋求共識”的最后階段,可能出現(xiàn)的反對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靠邊站”,即“我不喜歡也不會參與這個方案,但是不會阻止別人執(zhí)行”;另一個是“阻止”,即否決權。一個人只有覺得該建議違反了團體的基本原則或理性時才阻止。我們還可以說,美國憲法里委托法庭去否決違反憲法原則的法例的功能,在這里則是屬于有勇氣站起來反對全體意志的任何一個人(當然也會有挑戰(zhàn)那些并非基于原則的阻止的方法)。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自《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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