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是蘆溝橋事變的77周年紀念日。 澎湃新聞記者 李坤 圖         

        今天是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的77周年紀念日。

        

        “七”這個數(shù)字在中國的文化中，頗有神圣性。《荊楚歲時記》等南朝佚籍提示：曾有一種類似《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的世界起源神話可能流傳于1500年前的長江流域。在基督教文化中，世界最初的七日，被反復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即沉淀為“七日來復”的星期規(guī)則，這在現(xiàn)代社會中幾乎是比“月”這個被篡換過的時間周期來得更為重要的一種作息循環(huán)，深刻影響到人類的行為、心理以及地球上各大陸的物質交換。在中國，那個如今不知其詳?shù)纳裨挘?jīng)在每一年的年初，表述為從初一到初六雞日等等的六畜之日和年初七的人日，而今雖寡有聽聞，歷代涉及或專寫人日之俗的詩文文獻頗夥。不過，中古以降，民間喪家做七，在死者亡故之后每七日祭祀一次，直至七七四十九天為止的習俗，無疑為近世的“七”蒙上了一層濃郁的不祥色彩。至于20世紀，以盧溝橋事變?yōu)檎介_端的抗戰(zhàn)，更是雪上加霜，為其添增了多少死氣與悲愴。

        

        恰逢77周年日，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做過的一個研究，當時糾集了一大批質量各異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完成一篇成形的文章。今天索性稍加拾掇，羅列出來，以志紀念：

        

        起七七，終七七

        豫寧粵漢，暗無天日

        引胡深入，一鼓殲滅

        吳越英杰，努力努力

        青田劉基題

        

        這是我在十年前研究讖緯時搜集到的一則民國時期的預言，稱是明代初年劉基即大約僅次于諸葛亮的智者劉伯溫所作，鐫刻在一通青田石碑上的——請注意劉伯溫即浙江青田人，青田石，篆刻愛好者很熟悉，是印章的常用石材。據(jù)1938年底《申報》報道，這塊名為《回天碑》的石頭久埋在浙東紹興的爐峰仙人橋下，到這年秋天居然因拓寬道路施工而出土，一時轟傳，至少成為激勵江浙兩省志士抗敵的一個手段。

        

        戰(zhàn)爭中利用預言來影響人心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末陳涉起義中，吳廣狐鳴魚書的時候；從一開始，那些昭告未來的話語就有詩歌的某種品性，譬如押韻與成頌能歌，所以也被稱為讖謠。因為其可靠性暫時（在最初傳播與閱讀時）還不能確認，所以往往有依賴其他影響因子的策略，譬如宣稱出自于神仙、圣賢或者智者、重臣、巨子之手。劉伯溫即早有附會，說流傳甚廣的《燒餅歌》是他的作品；而在1900年庚子事變即義和團運動時，就盛傳過一則《劉青田碑文》：“庚子之年，日照重陰。君非桀紂，奈佐非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趨炎附勢，肆虐同羣，逢天曹怒，假手良民，紅燈下照，民不迷津，義和明教，不約同心。金鼠漂洋孽，時逢本命官，待當重九日，翦草自除根?！边@篇文字中的時代性因素，此時身在此山中的“有效讀者”，即在有效期或讖語保質期內(nèi)的讀者未必能覺察得到，但時過境遷，我們很容易發(fā)察個中有屬于近代的歲月痕跡?！痘靥毂返那闆r差不多，“努力努力”頗與總理遺訓（1925年）相呼應共振，但后者不是預言，只是期待。

        

        而1938年的這一次，在“努力努力”之前，還有對戰(zhàn)局的描述：“豫寧粵漢，暗無天日”（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淪陷），與“引敵深入”這一對戰(zhàn)略的讀解與敘事。尤其重要的，還有開頭“起七七，終七七”，設置了一個看不見但敘述成意象的終點，使之成為一個預言：藉助于神秘數(shù)字的重復，提供宿命感，構造一種迷思（myth）與迷信氛圍?！捌鹌咂摺币痪湓诋敃r而言，是震聾發(fā)聵的巨大事實，全面抗戰(zhàn)暴發(fā)之日，至今猶思盧溝橋，只記鬼子，不記曉月；那問題是，“終七七”是個什么情況呢？

        

        2005年，南方日報出版社結集了此前《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的欄目文章《尋找抗戰(zhàn)老兵》，作為抗戰(zhàn)勝利一甲子的紀念。其中有一篇訪問國軍戰(zhàn)車防御槍中隊中隊長張訪朋，他參與了當年在河南內(nèi)鄉(xiāng)縣西峽口的抗戰(zhàn)最后一仗。張?zhí)岬剑?944年在河南就曾聽聞當?shù)乩相l(xiāng)們口傳這則讖謠，日寇禁而不止。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大家始終搞不明白，這個“終七七”是怎么回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少中國人包括張訪朋隊長在內(nèi)，猛然發(fā)覺：公歷1945年8月14日，正是一年一度的鵲橋相會之時，也就是七夕，七月七。

        

        這個農(nóng)歷“七七”，為劉伯溫《回天碑》增加了極為重要的一筆，使它成為一個徹底完成的作品，并令人信以為真。當然，以科學思維的角度，這個“起七七，終七七”事件，看上去還是有破解余地的。這且不管它，我更關心的是它的造作與流傳，遺憾的是，多年追查，所得頗微，只收集到近十個大同小異的版本，約略可以勾勒出它的流傳軌跡：從青田石碑（《回天碑》）到現(xiàn)代媒體（《申報》），再到民間口碑（在中國南北，抗戰(zhàn)前線多有流傳，《尋找抗戰(zhàn)老兵》只是其中之一）。

        

        有意思的是，我還找到了一篇叫《七七碑與汪逆像》的短文，后半部分提到1938至1940年間，紹興城有人雕了一尊汪精衛(wèi)的跪像，萬人跨踩云云，前半部分則說到作者稱之為“七七碑”的《回天碑》，據(jù)他所知乃是了了和尚所作。其人早年曾入清季紹興大通學堂，民初有謀刺浙督楊善德的嫌疑，遂逃到普陀遁入空門，后回紹興，主持石屋塔院兼掌爐峰觀音殿，因其職務之便，而為戰(zhàn)爭所憤，故有此舉。石碑后舁入紹興城中，放在孔圣殿所改成的民眾教育館中展出，廣為人知；后來的汪精衛(wèi)像也在彼處。1940年秋天，日軍竄掠至紹興，三日后退去，碑與像不知所終，想必毀于當時。

        

        這篇文章見于《浙江文史數(shù)據(jù)選輯》1962年第2輯。作者署宋崇厚，今可考知宋字韻藻，生于1895年，卒于1977年，撰文時為紹興縣政協(xié)委員。1911年武昌起義發(fā)生時，他正在紹興府中學堂就讀，踴躍于街頭運動。其時魯迅恰在紹興府中學堂任監(jiān)學，所以宋一直以魯迅學生自居，近幾十年魯迅研究界，偶見引用他關于魯迅在辛亥革命時期活動的回憶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