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批評家敬文東的兩篇長文《從唯一之詞到任意一詞——歐陽江河與新詩的詞語問題》《從超驗語氣到與詩無關——西川與新詩的語氣問題研究》發(fā)表后，在詩界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響。2019年1月12日，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組織十余位詩人、批評家，在北大采薇閣圍繞這兩篇長文進行了討論。會上部分發(fā)言稿經(jīng)整理后發(fā)表在《新詩評論》上。

我對文東寫這兩篇文章的緣起略有了解，就先簡單介紹下。坦率地說，很長時間里我對當代詩歌的態(tài)度是期許與失望參半。我們這代人，可以說是讀連同這兩位詩人在內(nèi)的眾多詩人的作品成長起來的，對他們以往的詩歌創(chuàng)作懷著誠懇的敬意，對他們未來的創(chuàng)作也抱有莫大的期待。我和文東私下里數(shù)次談到我們的相似感受。沒有人否認他們曾經(jīng)為當代漢語詩歌奉獻過相當優(yōu)秀的作品，但有目共睹的是，他們后來的創(chuàng)作乏善可陳：歐陽江河的《泰姬陵之淚》是一首渙散、空洞、乏力之作，《鳳凰》更是支離破碎、十分虛弱的。不過，一直到《鳳凰》，文東對歐陽江河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總體上仍然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據(jù)他跟我講，令他下定決心要寫一篇“清算”式的批評文章的契機，是他有一次聽歐陽江河朗誦自己的近作（包括《鳳凰》），正是通過朗誦、確切地說是通過聲音的傳達（和擴散），歐陽江河近作中的某些缺陷才暴露無遺：貌似雄辯、實則空洞的修辭慣性的滑動，詞語組織的無序與無力，過分夸張、虛飾的調子，等等。當然，毫無疑問，單個的特別是一些重要詩人創(chuàng)作的下滑具有癥候性，我們會發(fā)現(xiàn)創(chuàng)作下滑在他們那一代詩人那里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需要予以警惕和反省。實際上文東用兩篇長文批評這兩位詩人，顯然不只是或僅限于指出這兩位詩人的問題所在，而是要以他們?yōu)閭€案或切入點，審視當代詩歌的諸多問題。

這兩篇長文的優(yōu)點和力度自不待言，主要是問題抓得很準、切中要害。比如討論歐陽江河，從他對詞語的重視、迷戀入手，剖析其詩歌中“詞語的一次性原則”、“直線原則”、“詞生詞”等特征，指出其寫作的“不及物”性和最終“淪為”“詞語裝置物”；討論西川，則著眼于他詩歌的語氣，分析其“從超驗語氣到與詩無關”的“蛻變”過程，以及由此衍生的“饒舌”、“說話體”等傾向。依照這些論述，這兩位詩人共同的“致命”癥結在于他們對寫作方法論的極端化，他們抽空了詞語或語氣在文本中得以依傍的根基，而使之成為脫離事物、意義和感受的“懸浮物”，從而喪失了最初的新奇與活力。這些其實是當前很多詩人在寫作中表現(xiàn)出的弊端，關乎近年被談論較多的詩歌與現(xiàn)實、詩歌的技藝等話題。從更大的范圍來說，這也昭示了當前漢語詩歌寫作的整體困境，表征著文化、詩學創(chuàng)造力的衰減，可能并非全然是詩歌本身的問題。這兩篇文章以如此大的篇幅，將兩位詩人寫作的“機巧”及缺陷一一揭示出來，可謂條分縷析、層層推進，且旁征博引，顯得精細而豐實。

當然，倘若要吹毛求疵的話，我覺得這兩篇文章盡管篇幅已經(jīng)夠長、容量夠大，但讀完后仍有某種不滿足之感。兩篇文章在構架和行文方式上有相似之處，就是單線直入、在逐步深進中剝離、最后抵達結論。這樣論述的好處是可以非常深入，但這種深入還沒有呈現(xiàn)出必要的縱深感，是因為它很容易執(zhí)于一端而不顧及其他。比如歐陽江河及許多當代詩人注重詞語的趨向，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關于詞語的“神化”、詞與物的關系、詞語的效力與限度等的討論，都應該放到當代詩學觀念變遷和逐漸“去語境”化的歷史情境中予以考察和辨析。再如西川詩歌的語氣問題，也并非抽離出來進行單獨討論就能夠說清的，它還關乎一個詩人對詩的認識、他的寫作習性及詩的句法等，在我看來，西川詩歌中越來越明顯的“饒舌”是受到了海子（特別是其長詩）的影響，這一表達方式在1980年代海子詩歌中有特定的意圖和效果，但延續(xù)到當下則難免變成“廢話”的堆砌；事實上，我認為西川近作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其“混雜性”寫作的失效，那些泥沙俱下的文本（如長詩《萬壽》等）貌似有著宏大的抱負（對歷史的容納與書寫），但一方面大量未經(jīng)消化、轉化的歷史材料的無序孱入造成了文本體格的龐大和外形的臃腫，另一方面夾雜在字里行間的零碎的歷史觀全無一個寫作者本應具有的對歷史的深刻理解或洞見——這已成為當前一批“寫史”長詩的頑疾。

由這兩篇長文，我自然會想到當前的詩歌批評，想到詩歌批評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系、評論家與詩人的關系等問題，對此我也順便講幾句。其實這個話題這幾年議論較多、眾說紛紜，我也在多個場合里表述過自己的一些觀點，但似乎無甚改觀、情形依舊：一方總是在抱怨、指責，另一方總是在辯解、反駁，相似的場景一再上演。詩人和批評家成了互相不買賬的“冤家”，二者形不成良性的對話。詩人們提起詩歌批評時，要么仍然輕蔑地視之為創(chuàng)作的附庸，要么抱怨批評家不能理解或顧不上闡釋自己的創(chuàng)作；而某些批評家確實也不那么“爭氣”，寫出的文章或是跟風式的追捧、或是沒有依據(jù)的謾罵，要么無新意，要么無學理可言。雖然近年來也出現(xiàn)了一些相當有分量的詩歌批評論文，但在這個嘈雜的“速讀”年代，它們難免被淹沒在一堆平庸的批評泡沫中，而一些人干脆選擇“視而不見”。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篇長文是當下嚴肅批評的典范之作。其嚴肅性首先體現(xiàn)在作者以審慎的態(tài)度對待詩歌批評，將詩歌批評與詩歌創(chuàng)作、評論家與詩人置于一種對等的位勢，既不仰視也不輕看，這當是展開健康、有效的批評的基本前提，在維護自身尊嚴的同時也尊重了被批評者的價值；其次在于它們回歸了批評的本義，將批評“糾正”為批評，確立了批評應有的學術尺度和“批評”維度，曾幾何時批評被“心照不宣”、“約定俗成”地規(guī)定為“唱贊歌”，甚至成了沆瀣一氣者進行利益交換的工具，沒有“批評”之聲、沒有商榷和檢討之聲，寫出直面問題的批評文章竟然需要非凡的勇氣并冒遭受攻擊的風險，豈不怪哉！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批評機制和氛圍，是到了做出改變的時候了；再次就是它們都顯示了謹嚴的學理性，它們基于作者深思熟慮的問題意識，進行論斷有理有據(jù)，分寸感把握得較好。我想也許一時難以改變對于詩歌批評的偏見，但至少我們可以先做好自己的詩歌批評，確保自己從事的是一種嚴肅的批評。讓我們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