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當選總統(tǒng)拜登宣布了首批內(nèi)閣成員名單：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國家情報總監(jiān)海恩斯(Avril Haines)、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美國駐聯(lián)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以及氣候變化特使克里（John Kerry）。這幾位高官都曾在奧巴馬政府擔任要職，他們將是美國新政府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團隊的主要成員。

這一名單的出臺，讓外界迅即產(chǎn)生拜登政府欲回歸奧巴馬路線的聯(lián)想，以至于拜登不得不親自出面澄清，他說：“這個團隊彰顯出美國回來了，準備領導這個世界，而不是從世界退縮；美國再一次占據(jù)首要位置，直面我們的對手、不拒斥盟友，而是為我們的價值觀挺身而出?！卑莸菑娬{(diào)，他雖然啟用了奧巴馬時期的“舊人”，但卻并不意味著他的政府將擁抱“舊的”理念和做法，“雖然這個團隊擁有無與倫比的經(jīng)驗和成就，但他們也反映了這樣一個想法，即我們不能用舊的思維和不變的習慣來迎接挑戰(zhàn)。”

顯然，拜登不愿意外界用“奧巴馬棱鏡”來看待自己的政府，他說，“這不是奧巴馬的第三個任期。我們面臨的世界與奧巴馬-拜登政府時期面臨的世界完全不同”，“特朗普總統(tǒng)已經(jīng)改變了格局”。

的確，在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上，即將入主白宮的拜登面臨如何處理“奧巴馬遺產(chǎn)”和“特朗普遺產(chǎn)”的難題。在2020年大選中，特朗普雖然落敗，但他得到的7200多萬張普通選民票，表明其內(nèi)外政策主張仍獲得大量民眾的肯定，“美國優(yōu)先”的政綱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特朗普主義”（Trump Doctrine）也已經(jīng)給美國外交打下深深印記。

“特朗普遺產(chǎn)”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tǒng)。作為“政治素人”和“反建制派”，特朗普上臺后以“美國優(yōu)先”作為施政總路線，展現(xiàn)出強有力的“破局者”姿態(tài)。在政治領域，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自居，執(zhí)政以來并未試圖努力彌合共和黨、民主黨兩黨之爭，反而進一步利用甚至促動國內(nèi)的“分裂”來鞏固自身執(zhí)政基礎。面對各方面的反對力量，特朗普上臺后處于一種“持續(xù)競選”狀態(tài)，他并不在意贏得廣泛支持，而是著力維護選民基本盤，深化美國藍領白人、農(nóng)民等鐵桿支持者群體的擁護。

特朗普把所謂“全球主義”作為攻擊的靶標，展現(xiàn)出從全球事務中不斷“抽身”的態(tài)勢，具有以“經(jīng)濟民族主義”對抗“全球主義”、以強調(diào)“主權”的雙邊方式取代多邊主義的取向。在處理同盟關系、經(jīng)貿(mào)關系、國際責任等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非美國”特征的舉措，特朗普具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維，認為美國長期遭受不公平對待，雖然有強大實力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國相較于其他大國仍然極為強大的國家經(jīng)濟、技術、安全實力，并以雙邊主義方式放大這種實力優(yōu)勢，通過“貿(mào)易戰(zhàn)”等訛詐性、霸凌性手段，逼迫對手做出較大讓步。

特朗普在對待美國同盟關系方面體現(xiàn)出“交易主義”理念，將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承諾視為商品，要求美國的盟友和安全伙伴增加“付費”并切實承擔自身責任。特朗普公開質(zhì)疑美國同盟和北約的重要性，將歐盟稱為“對手”（foe），甚至對盟友進行“分化”。他支持歐洲的民粹主義政黨，支持英國“脫歐”，并且威脅對德國實施制裁。對此，拜登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指責特朗普“貶低、破壞甚至在有的情況下拋棄了美國的盟友和伙伴”，“放棄了美國促進集體行動以應對新的威脅的領導力，特別是那些在本世紀有獨特性的威脅。最嚴重的是，他對民主價值觀感到厭惡，而這些民主價值觀賦予我們國家力量并讓我們合眾為一?！?/p>

特朗普毫不掩飾對聯(lián)合國等多邊機制的輕視乃至敵意，他在聯(lián)合國大會等場合以傲慢和挑釁口吻多次嚴厲抨擊全球主義和多邊主義，稱“我們永遠不會將美國的主權讓渡給一個未經(jīng)選舉產(chǎn)生的、不負責任的全球官僚體制”。特朗普執(zhí)政近四年來，大搞“退群毀約”，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修正主義霸權”。美方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xié)定》，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不顧歐洲盟友的強烈反對執(zhí)意退出2015年達成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xié)議，還針對國際刑事法院官員采取制裁舉措。

應該說，特朗普政府過去幾年的言論和做法給美國外交和美國的國際形象帶來顯著的沖擊。2020年9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一份針對東亞、北美和歐洲的13個國家民眾的民意調(diào)查報告，該報告稱，特朗普就任總統(tǒng)以來，美國在很多重要盟友和伙伴國家的聲譽顯著下降。即便是在英國、日本等與美國關系極為密切的盟國，對美國持正面看法的公眾比例也降至20年來的最低點。在很多西方戰(zhàn)略界人士看來，“美國優(yōu)先”逐步淪為“美國孤立”。正如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所言，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美國一直在走下坡路，特朗普想用“憤怒的單邊主義”扭轉(zhuǎn)這一趨勢，但他的做法根本行不通，難以讓美國“再次偉大”。

實際上，“特朗普主義”在美國國內(nèi)也備受批評。作為“新保守主義”思想的領軍人物，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稱為“無賴超級大國”（rogue superpower）。美國企業(yè)研究所外交和國防政策研究主任科里·沙克（Kori Schake）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職，也曾是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的顧問。作為共和黨人，她批評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對基于價值觀的政策制定的鄙視”，使美國和盟友的關系顯著疏遠，甚至形成“美國”與“西方”分庭抗禮的局面；“美國優(yōu)先”讓美國變得落后，導致美國的國際形象日趨下滑，“后美國秩序”（Post-American Order）逐步顯現(xiàn)。

回不去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拜登將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宮，成為第46任美國總統(tǒng)，屆時他已78歲，是美國歷史上年紀最大的總統(tǒng)。拜登曾長期擔任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經(jīng)驗頗豐。在談及自己的外交政策綱領時，他誓言要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修復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國際地位造成的損害。然而，未來幾年，拜登想要消除“特朗普主義”的影響幾無可能，他也難以再讓美國重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路線。

美國社會內(nèi)部圍繞黨派、族群與階層所形成的深刻“裂痕”難以彌合，而這將從根本上制約拜登在外交事務上的雄心壯志。在此次大選中，為特朗普投票的美國選民數(shù)量比四年前增加1000多萬，特朗普的“美國優(yōu)先”政綱包括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至少在他的基本盤可謂“深得人心”?？▋?nèi)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副主席托馬斯·卡羅瑟斯（Thomas Carothers）認為，此次大選殘酷地揭示了美國的政治兩極化程度，并且未來很可能出現(xiàn)更嚴重的分裂。雖然拜登贏得總統(tǒng)大位，但共和黨在議會層面的選舉中多有斬獲，未來幾年拜登的執(zhí)政將受到來自共和黨的強力掣肘。

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應用經(jīng)濟學教授達隆·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所言，在過去的40年里，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群體和其他群體之間、資本方和勞動力之間都出現(xiàn)了巨大的不平等，結(jié)果導致人均收入一直停滯不前，許多群體的實際收入大幅下降，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較低的男性；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將會延續(xù)，美國的民粹主義也是全球政治極化和舊政治秩序瓦解的體現(xiàn)。應看到，未來幾年，美國白人中下層民眾與“全球主義者”和其他精英階層的深重對立仍然難以緩解，前者反對美國承擔過多國際責任，美國的“內(nèi)顧”傾向?qū)掷m(xù)。

在來自共和黨和民粹主義的阻力之外，拜登還要面對民主黨內(nèi)部的束縛。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在大選中輸給特朗普，這給民主黨政治人士帶來重擊，他們針對為何敗選進行了深刻反思，普遍認為需要對全球主義的政策路線和做法進行修正，要更加有力地保護美國工人和中產(chǎn)階級的利益。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托馬斯·萊特（Thomas Wright）認為，這場在民主黨內(nèi)部展開的辯論雖然受關注不多，但它對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國際經(jīng)濟政策將具有重要影響。

民主黨內(nèi)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為代表的“進步派”力量，并不愿意美國的對外政策重新回到以自由貿(mào)易、海外干預等為特征的路線。民主黨“進步派”力量倡導“進步主義的外交政策”（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y），高度重視美國外交政策特別是國際經(jīng)濟政策對美國國內(nèi)社會的影響，明確反對一味追求“自由貿(mào)易”，強調(diào)外交政策需要更加注重維護美國中下階層民眾的利益。為了贏得此次大選，拜登非常注重整合民主黨“進步派”的觀點和政策方案，伯尼·桑德斯的外交政策顧問馬修·達斯（Matthew Duss）、伊麗莎白·沃倫的外交顧問甘尼什·斯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等人也力圖加大對拜登政府的影響，一些人甚至加入了拜登的政策團隊。

在拜登的核心外交政策幕僚中，候任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等人是新一代民主黨人的代表，他們對國際事務和美國對外戰(zhàn)略的看法也發(fā)生了深刻轉(zhuǎn)變，并不贊成回歸奧巴馬時期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路線。比如，他們對“自由貿(mào)易”缺乏熱情，卻高度重視經(jīng)濟政策的地緣政治影響。沙利文等人稱，美國需要“新的經(jīng)濟哲學”，“如今，權力越來越從經(jīng)濟的角度得以界定和施展，這就是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面對的世界。威權資本主義正對此前流行的模式——市場民主體制帶來挑戰(zhàn)，技術破壞力、氣候變化和不平等也在讓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契約變得不堪重負。在這樣一個世界，經(jīng)濟政策將會決定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成功或失敗，至少會和其他事項的分量相當”。

“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

上述因素或會導致，拜登政府上臺后難以很快重新加入“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CPTPP）以及重啟“跨大西洋貿(mào)易和投資伙伴協(xié)定”（TTIP）談判。拜登本人也表示，他將施行“服務中產(chǎn)階級的外交政策”，在缺乏對美國中產(chǎn)階級保護的情況下不會加入任何貿(mào)易協(xié)定，勞工和環(huán)境保護者等群體的代表將會參與新協(xié)定的談判。拜登稱自己一直是“公平貿(mào)易”的倡導者，信奉“經(jīng)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這與特朗普如出一轍），將“確保國際經(jīng)濟的規(guī)則不讓美國受到傷害，因為一旦美國公司參與的競爭是公平的，它們就會勝出”。

而在經(jīng)貿(mào)領域之外，拜登政府想要推動美國真正回歸多邊主義，也將是非常艱難的。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已經(jīng)成功地將“大國競爭”塑造為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指導性原則。實際上，這種轉(zhuǎn)型并非肇始于特朗普政府。在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大國競爭”問題就已經(jīng)受到美國決策層的高度關注。賓夕法尼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接觸中心執(zhí)行主任邁克·卡彭特（Mike Carpenter）長期擔任拜登的顧問，曾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等機構(gòu)負責俄羅斯和軍控事務。卡彭特稱，對于拜登政府而言，大國競爭仍將是“首要焦點”（primary focus），而拜登在執(zhí)行相關戰(zhàn)略方面將會更加有力。

總之，拜登治下的美國，將不得不放棄對以往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懷舊，拜登政府或會有選擇地繼承“特朗普主義”的相關理念和做法。美國社會內(nèi)部的“裂痕”已經(jīng)令“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內(nèi)核嚴重受損，拜登政府難以在它的四年任期里消除美國自身的“非自由民粹主義”（illiberal populism）問題。

拜登政府上臺，或許不會迎來屬于拜登的新時代，而是“后特朗普時代”的延續(xù)，“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將會繼續(xù)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重要影響。正如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所言，“人們希望，一旦特朗普離開橢圓形辦公室，美國將恢復其作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不要指望這一點。自由的美國霸權時代不過是冷戰(zhàn)剛結(jié)束后的一個產(chǎn)物……在特朗普本人卸任后很長時間里，特朗普的印記會持續(x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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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明昊，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