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知國到異托邦：17-20世紀西方在中國的植物獵?、?/h1>

周琰

2020-11-27 11:58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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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史與自然科學的爭辯

自然已然拋棄了我們，

好像她不需要我們，

而她留下一個原始的大腦

像一把劍放入黑暗的劍鞘。

——曼德爾斯塔姆：“拉馬克”

但丁之后，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人和思想家賈科莫·萊奧帕迪（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在19世紀初科學方興未艾、知識開始分裂之際，闡釋了自古希臘以來“自然史”的含義，反對把“科學”的名字強加到“自然史”之上。萊奧帕迪的辯駁預示了延續(xù)近一個世紀的自然史與科學的爭論。

稱為“自然史”的是真正的科學，因為它定義、區(qū)別分類、有原理、并得出結論。如果我們必須稱其為歷史，是因為它敘述了動物、植物等等的特點，同樣的名字也應當用到化學、物理、天文學和所有非抽象的科學上。所有這些科學都是敘述，它們通過觀察學習而教育，觀察就是它們的主旨，對自然史來說也是一樣。只有藝術可以免除敘述，因為在藝術中原則足矣……按它通常被理解的含義，（自然史）是對一個接一個的連續(xù)事件，而不是總是以特定方式一而再再而三發(fā)生的事物的敘述……可為什么我們要把“歷史”這個名字用到這種科學上？因為它是由亞里士多德建立的：他稱其為歷史。在希臘語中它的名詞來自istor（博學者，行家），動名詞從動詞“知道” iséme(scio)得來，意思是知識、信息、學識、實用知識、學說、科學。自然史（Φυσικ? ιστορ?α）是關于自然的科學。伊良（Claudius Aelianus）的《奇譚錄》（Varia Historia）只不過意味著“各種奇聞異見”，同樣其他希臘作者各種各樣的歷史書（παντσδαπ? ?στορ?α?）都是文獻學（phiology）?！皻v史”在希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相當于哲學，并且常常被視作哲學，尤其是在最古老的作家那里，或者在熱衷于上古的智者派哪里。所以亞里士多德給他關于動物學的一本著作命名為《動物史》，泰奧弗拉斯托斯將一本植物學的書命名為《植物史》，普林尼將一本百科全書叫做《自然史》，人們并不局限于標題名稱所限定的科學術語。而我們給歷史另外一種意義，因而必須要翻譯它，特別是當它并不意味著一種科學的時候；因為科學中每個術語都要精確，不給歧義留下空間，也就是比名字本身更加真實。不管怎么說我們已經(jīng)完全采用了它；而這迥然不同的原因產(chǎn)生的后果是，這個科學的名稱，一個已經(jīng)并且將一直固定在它身上并無法與其分離的名字，在每個人身上都形成了一種模糊的概念，它把歷史的觀念和科學的觀念混淆；這讓我們賦予那些研究和寫作它們的人自然科學家的名稱，可是卻沒有人想要把它給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或沃爾塔（Alessandro Volta），或者稱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或伽里略星星或天空科學家。沒有人能夠面對一個混淆不清晰的概念而自辯，只要這個名字（科學）安在這樣一種科學（自然史）上，直到我們現(xiàn)在的文明滅絕，另一種并非出自這種文明的文明誕生，任何一個國家都永遠不會把從它從其上去除（博洛尼亞，1826年10月13日）（Leopardi, 2015, 1853）。

萊奧帕迪的思想可以說代表了啟蒙時代以來到現(xiàn)代科學確立之前的意識。1662年英國皇家學院（the Royal Society）創(chuàng)立時，唯一的原則是“進行扎實的實驗，以改變或者改善哲學”（King's College London, 2009）。而到了1797年，《大英百科全書》對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和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的區(qū)別，則更多反映了科學時代不可逆轉的趨勢?！洞笥倏迫珪分赋鲎匀皇费芯勘硐螅匀徽軐W研究事物之間的關系。前者比較表象和形式，著重于描繪事物和對事物進行分類；而自然哲學注重理解形式之間的互動。后者發(fā)展出18世紀末以來生命觀念和科學為主導的學科，諸如生物學（Merrill, 1989, 77-78）。

而現(xiàn)代意義的 “科學” 一詞，最初在1834年出現(xiàn)。歷史與哲學普及作者（一個幾乎已經(jīng)消失的行當）威廉·惠威爾（William Whewell）說，科學的出現(xiàn)代表一切對事物統(tǒng)一性認識的痕跡已經(jīng)消失。這種現(xiàn)象的一個奇怪結果就是命名一切物質世界。人們覺得哲學太寬泛太高大，而一些聰明的人覺得他們應當像藝術家一樣，有個特殊的名稱： “科學家” （牛津字典）。1840年，牛津字典對 “科學” 這個術語做了進一步闡釋： “我們非常需要一個名字來描述一般科學領域的作者。他應當被稱為科學家。這樣我們可以說，就像音樂家、畫家、詩人是藝術家，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或自然學家是科學家?！?/p>

科學意識在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興起，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內在的聯(lián)系。正如培根所稱：“帝國統(tǒng)治等同于使用科學…...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優(yōu)越性，要讓所有人類各種族，地球上所有土地，都留下英國科學不可磨滅的印記和標志指南。（Riskin, 2020; also: Bacon, 1901; White, 1958; Bennett & Hodge, 2011）” 英國皇家學院從誕生到帝國主義衰老的兩個世紀間，是科學也是帝國的機構所在地（institutional locus）。這一點，在逐步剝開的植物獵人在華活動中，英國皇家學院和其他機構時隱時現(xiàn)的在場即是明證。而19世紀60年代后晚清以科學作為主要變革訴求而開展的一系列機構和體制改革，可以視為帝國主義科學全球滲透的鏡像。

近年來，對科學的反思從各個層面展開。科學史學家杰西卡·瑞斯金（Jessica Riskin）在《紐約書評》上發(fā)表文章評論亨利·考爾斯的新書《科學方法：從達爾文到杜威的思想演變》。她分析“科學方法”這一神話在19世紀末的形成，并非因為科學本身，而是各種綜合因素力求獲取權威性的結果,；它和知識領域板塊構造改變，以及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野同時發(fā)生?？茖W方法并非出自任何領域的科學實踐，而是出自大眾、專業(yè)、工業(yè)和商業(yè)對科學權威性的需要。這種需要強調科學方法獨一掌握真實、知識和權威，而它實質上只是一種闡釋。這種闡釋淹沒了反對的聲音——比如馬修·阿諾德試圖捍衛(wèi)人文知識，敦促科學和人文結合為一體來認識自己和世界。這種趨勢也扭曲了歷史的一些本來面目，譬如人們把達爾文和他的進化論視為現(xiàn)代科學開端的象征之一，但是達爾文的科學方法本身是自然主義和普世思想的，而他的繼承者按照自己的意圖闡釋了他的思想。達爾文是博物學家或自然哲學家，他從來沒有說自己是科學家（Riskin, 2020; Cowles, 2020）。

對科學貌似不可置疑的“科學性”的反思，在近年更多與氣候危機、進步主義、專業(yè)話語霸權、資本主義批判聯(lián)系到一起。法國哲學家拉圖爾和他的同伴們的思想和社會實踐，從人類世批判性思考出發(fā)，重置人類中心主義的科學觀與自然觀。生態(tài)學家約翰·T·安德森（John G. T. Anderson）通過重讀約翰·雷（John Ray）、約翰·繆爾（John Muir）、達爾文、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等自然思想家著作，回顧自然史思想和實踐的演變，探討它近年在公眾中復興的意義(Anderson, 2013)。而哲學家曼努埃爾·德蘭達（Manuel DeLanda）談論哲學與科學的區(qū)別，反觀18-20世紀科學思想的變化，提出哲學的整體性思維必須作為科學具體和專業(yè)（分裂）方法的必要補充和超越（2012）。圍繞“科學”這一概念和科學體系紛擾激烈的歷史與當下的爭辯提示我們：科學代表普世真理這一信念根本是不成立的，它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是經(jīng)過復雜的選擇、強加、勸說、教育和宣傳的結果?？茖W作為一種研究領域和方法，與作為信仰和文化的科學觀念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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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歐洲植物學和有關事業(yè)的發(fā)展、林奈和其在歐洲文化中的影響

到十八世紀末，西方植物世界發(fā)展驚人。當時，歐洲人在全世界建立了1600多個植物園。全球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園、林園等爆發(fā)式增長（Elliott, 2007; Tomasi, et. al., 1997）。圍繞植物全球傳播的龐大系統(tǒng)，歐洲人忙于搜集、保存、種植植物。1759年，大英博物館遵照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 1660-1753）的遺囑、在他的捐贈基礎上建立；巴黎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于1793年建立（Delbourgo, 2017; Cap, 1854）。除了自然科學研究的興趣之外，公共教育、娛樂、社會變革、工業(yè)化、布爾喬亞社會消費娛樂欲望的無限增長等，推動了這些機構發(fā)展的熱潮。 由此，自然科學知識和其管理被標準化，并推廣在全球復制，從而塑造了一個現(xiàn)代化、規(guī)范化、深刻烙印了殖民影響的單一文化和知識主導的世界，以及人與自然的單一關系。中國也是這個發(fā)展中的一部分。

自然科學家、博物學家、機構、植物獵人、殖民軍事商業(yè)與宗教力量、私人與公共贊助者等構成了精密而有效的全球植物獵取網(wǎng)絡。追隨任何一個植物獵人，順藤摸瓜，都會梳理出一個交織的植物社會網(wǎng)絡。以斯隆爵士和植物獵人坎寧漢姆為例，可以對這樣的網(wǎng)絡有一個基本的輪廓認識：

斯隆爵士通過各種渠道，包括商人、東印度公司雇員、植物獵人、外交使節(jié)等獲取中國的植物和信息。而蘇格蘭醫(yī)生、植物獵人詹姆士·坎寧漢姆（James Cuninghame, 1665-1709）則是最早成功從中國寄回歐洲植物標本和種子，使歐洲成功培育中國植物的人。1697年他乘坐一艘私人船只（Tuscan）到中國行商。1698年7月船到了廈門，他在那里呆了六個月，這一次他搜集了174種植物標本和其中84種的種子。同時，他委托當?shù)厮囆g家畫了800多幅水彩植物插圖。1700年他受東印度公司雇傭再次前往中國，這次他在舟山群島待了兩年，搜集了大量動植物標本、植物種子和文化樣品。1703年東印度公司在舟山的貿(mào)易站廢棄，他被派往交趾。當時交趾發(fā)生了叛亂，他是雇員中唯一僥幸活命的，但被關押了兩年。釋放后他去了印尼和印度，死在那里（Jarvis and Oswald, 2015）。打開漢斯·斯隆爵士書信檔案（http://sloaneletters.com/）搜索，會發(fā)現(xiàn)和中國有關的63條搜索結果，搜索坎寧漢姆有12條結果，搜索坎寧漢姆+中國，會找到四封他寫給斯隆爵士的信，其中一封寫道：

詹姆士·坎寧漢姆1702或者1703年2月12日致斯隆爵士：

……我上一封給你的信是在Sarah Galley船上寫的，通過醫(yī)生我給你寄去了一本植物標本：這些交給了Macclesfield-Galley船上我們的朋友科貝特先生，通過他我給你和詹姆士·佩蒂弗先生（James Petiver）（英國藥劑師、博物學家，見：Stearns,1952）寄了一盒貝殼，是從Liampo Frigatt這艘船（東印度公司的船）的監(jiān)督人亨利·史密斯先生那里得到的，他從馬六甲海峽Pulo Verero島上搜集的；也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一株裂開或燒過的樹的一塊（我給你寄去），上面有可辨認的字：DA BOA ORA，我猜那是葡萄牙人帶去的，意思是給我們好運。在前面提到的盒子里，有給你的一本中國祈禱書，我是從普陀山的和尚那兒得到的，還有耶穌會譯成中文的十誡，描述普陀中國人的文章，以及住在寧波的一個神父畫的寧波的河；以及給佩蒂弗先生的蝴蝶。我也給你們倆人寄去180種植物標本冊，雙份，大多數(shù)都是新的，保存很好，我盡可能貼上標簽做了描述（只要我有時間和觀察的機會），一些茶葉種子，其他一些按照圖爾納福特的方法觀察更容易簡化歸類它們到恰當?shù)姆N類里（法國植物學家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 1656-1708）。這是我現(xiàn)在可以效力于您的，我們正駛向昆山島（越南，Pulo Condore），也許之后去交趾，從那里你很快你可以期待收到這種氣候下的物種……（另）昆山島3月6日，自從上封信之后，我們已平安到達昆山島，我們發(fā)現(xiàn)這里很好，就是需要更多人；我們期待和交趾開展貿(mào)易，不管我是不是會被派來，這會是之后和日本開展貿(mào)易的一個途徑，他們想要這個國家的商品，比如象牙、木材、蘆薈等等……

坎寧漢姆中國花、水果、植物水彩插圖 ∣ from the botanical library of Roy Perry: 370 watercolours of Chinese flowers, fruits and plants, commissioned by James Cuninghame; ‘Done at Amoy in China by Dr Bun-Ko and brought thence by Christopher Brewster, 1701’.

植物傳播之路也是人、植物、空間和時間可見與不可見的交織路線圖。坎寧漢姆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的植物愛好者和商人。他的這封信中包含的豐富信息，反映了植物網(wǎng)絡背后不同國家、地方、文化和歷史事件。除了寄回英國而后成功培育的中國植物種子之外，2015年，研究人員還在大英博物館發(fā)現(xiàn)了他當年寄給斯隆爵士的茶樹標本，這是目前在歐洲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茶葉標本。此外，他委托廈門本地畫家畫的植物插圖，也是最早的歐洲植物獵人與本地藝術家的合作范例，這種合作在殖民時代西方植物獵取的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普遍現(xiàn)象。而坎寧漢姆比許多后來者更加細心記錄了本地畫家的名字。

另一重要的現(xiàn)象，是人們對植物和動物的分類爭論不休。當時法國的植物學家米歇爾·阿丹森（Michel Adanson, 1727-1806）統(tǒng)計，法國有65個植物分類系統(tǒng)，英國植物學家羅伯特·桑頓（Robert Thornton, 1768-1837）在英國統(tǒng)計了52種植物分類系統(tǒng)（Adanson, 1763 & 1845; Schiebinger, 2004, 12）。那是自然科學和植物學群英薈萃的時代，眾多杰才為現(xiàn)代自然科學和植物學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布馮（Buffon, 1707-1788）、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讓·巴蒂斯特·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 1744-1829）、安托萬·洛朗·德朱塞烏（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u, 1748-1846）、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約翰·林德利（John Lindley, 1799-1865）和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等人。他們之間思想激烈爭鋒，在歸類、命名、歐洲文化主導與他種文化吸收、自然哲學思想等各個環(huán)節(jié)辯論和比較，并在科學傳播和科學事業(yè)推廣中競爭，比如林德利和布馮對林奈的批評（Endersby, 2008, 175）。

19世紀末，林奈的分類命名系統(tǒng)逐漸占據(jù)主導話語權。1905年維也納舉行的國際植物大會發(fā)表了林奈的《國際植物命名法》（International Cod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至此，林奈分類命名系統(tǒng)成為國際標準（Briquet, 1912）。林奈思想一統(tǒng)天下，在知識統(tǒng)一和普及的積極意義之外，也造成了知識和文化的壟斷。文化與思想更包容的一些科學思想被遮蔽，諸如阿丹森、布馮、林德利和洪堡（Buffon, 1792; Heringman, 2017; Roger, 1997; Stalnaker, 2010; Lindley, 1831, 1841 & 1856; Lindley, 1831, 1841, 1856 & 2015; Stearn, 1999; Humboldt, 2018; Wulf, 2015;）。隆達·施賓格（Londa Schiebinger）認為，以林奈的命名系統(tǒng)作為現(xiàn)代科學方法的代表，實際上是所謂的科學共同體的合謀，并非他的分類和命名系統(tǒng)就比其他人的方法更準確更科學，而是他更善于推廣自己的事業(yè)。倘若阿丹森的系統(tǒng)被采用，植物命名的歷史發(fā)展會呈現(xiàn)完全不同的面貌（ 2004, 194 & 218-220）。而哈麗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則從另一方面揭開大眾如何參與到維多利亞時代分類的狂歡中（Ritvo, 1998）。知識的選擇和發(fā)展并非是必然的，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文化和社會學意義上的選擇。用康德的“因果論”來看，是經(jīng)驗和認知的選擇（De Pierris & Friedman, 2018），就像弗羅斯特“未選的路”的隱喻。而以布迪厄的視角來看，則是交織的象征資本選擇和排除的結果。

林奈植物分類系統(tǒng)

1735-1736年，林奈 《自然系統(tǒng)》（Systema Naturae）第一版出版。植物學家羅伯特·桑頓為向林奈的植物性分類系統(tǒng)致敬，費勁心血、智慧和財力，請了 13個版刻家，精心制作了一本植物插圖史詩：《植物圣殿》，或者叫《自然的花園》（The Temple of Flora or Nature of Garden, 1799）。這本書前面有林奈的論文，中間是林奈植物性系統(tǒng)介紹，第三部分是植物插圖，附錄詩文游記等，比如達爾文的祖父伊拉休謨·達爾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為林奈植物分類系統(tǒng)寫的闡釋長詩《植物之愛，附哲學筆記》。書中注解也豐富多彩，比如在描繪睡蓮時，寫到麥卡特尼爵士訪華時觀察到中國人吃藕，日本、中國等地佛教崇拜常用荷花。很有趣的是，林奈這本代表現(xiàn)代科學開端的著作，人們對它的吸收和傳播卻并非只是干巴巴的科學知識，而是和藝術、哲學、文學等結合起來。

林奈肖像Carolus Linn?us....

林奈性系統(tǒng)綱目Orders of the sexual system 1806-1807.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含羞草，南美生，初次在中國見到 ∣ Large flowering sensitive plant

中國蘭，F(xiàn)othergill博士從中國獲得種子，在英國種植成功∣  The China limodoron 1807.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林奈的弟子佩爾·奧斯貝克（Pehr Osbeck,1723-1805）1750–1752年間前往廣州，在那里花了四個月的時間研究中國廣州地區(qū)的動植物和民俗。 返回歐洲時他帶回了600多種植物標本，為林奈的為1753年出版的《植物物種》提供了材料（Osbeck, et. al., 1771）。

盧梭與林奈

因為遭受法國和瑞士政府與社會的迫害，特別是在他的著作《新愛彌兒》出版之后，盧梭52歲時厭世，想成為一個植物學家。1762年他在圣皮埃爾島（A Flora of L'Ile Saint-Pierre）呆了幾個月，那里的自然和植物變成他的避難所，他夢想編纂該島的植物全圖譜?！稇曰阡洝泛汀兑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想》都記錄了他的植物學夢想。

“那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日?！?/span>

“我與植物的對話發(fā)生在人性拒絕陪伴我之后?！?/span>

“自然是治愈的同胞”

約翰·約瑟夫·哈特曼：圣皮埃爾島∣ Vue de l’Ile Saint-Pierre vers 1790 par Johann Joseph Hartmann

盧梭是林奈的忠實崇拜者。他認為只有林奈和德國植物學家卡爾·路德維希·韋爾登諾（Carl Ludwig Willdenow,1765-1812）能夠作為自然學家看待植物學。他說： “林奈將植物學從藥學中挽救出來，把它重新放到自然史和經(jīng)濟用途中。” 但盧梭并不完全贊同林奈： “他太多時間研究草木和花園，而沒有足夠關注自然自身?！北R梭關注植物的自然狀態(tài)，而不是人工改變了的自然。他珍視自然的創(chuàng)造，卻并不仰慕園丁的手藝：“路易十六的園丁法農(nóng)知道皇家花園的所有植物，卻不能在田野里辨認同樣的植物?！薄稇曰阡洝?/p>

盧梭贈給朱莉·博伊·德·拉·圖爾小姐的小植物標本圖冊∣ Jean-Jacques Rousseau, Petit Herbier pour Mademoiselle Julie Boy-de-la-Tour. Paris 1772

盧梭不算是一個合格的植物學學生。他對植物的熱情更像一個詩人。他對植物的興趣和他自身的境遇有關。他觀察植物時注重人在自然中的感受，往往就忘了科學，甚至忘我，實際上更多是一種詩性體驗。

歌德與林奈

自然，它好像，必須總是與藝術沖突,

然而，在我們知曉前，兩者本是一個；

——歌德“自然與藝術”（1800）

曾經(jīng)在種子中單獨、休眠的力量；一個形象的胚芽，

    封閉在自身中，隱藏著，蜷縮在籽殼中的原型

......

自然以如何不同的方式，默默地塑形，綻開，

   以一會兒這般一會兒那般如此不同的方式借予我們的感受！

也應在今日歡慶。因為愛，我們最神圣的祝福

   期待最終，完善的水果，心靈的結姻，

對事物的一種認知，與共，在觀看中協(xié)奏，

   兩者都朝向更高的世界，真正相連一體，找到了它們的道路。

——歌德“植物變形記”（1798）

1787年歌德在羅馬郊外鄉(xiāng)野∣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Tischbein, Goethe in the Roman Campagna 1787, St?del Museum, Frankfurt, Germany

圖爾平繪歌德的原型植物，收入《歌德自然史著》∣ La plante archétype, Pierre Jean Fran?ois Turpin, in ?uvres d’Histoire Naturelle by Goethe 1837. (Houghton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

歌德也是林奈的學生，他受林奈啟發(fā)很大。歌德熱衷于自然，他對植物學、巖石、色譜等都有專門的研究。歌德發(fā)展了一套他自己的自然哲學觀念：變形學（morphology），強調自然生長、變化與完美形式的相互聯(lián)系。他的專著《植物變形記》以及同名詩體現(xiàn)了這種思想。此外，他提出了“原型植物”（Urpflanze, Primal Plant）的觀念，認為植物和所有的生命都有一種原型生命，它是基于生長的。這種生長的模型具備一種天然的邏輯，適應萬物，因而萬物自然協(xié)調。這種協(xié)調和想象、創(chuàng)造是相聯(lián)系的。歌德的這種思想中有很強的柏拉圖意味。1787年5月17日，在從那不勒斯給荷爾德的信中他寫道：

我必須悄悄告訴你我已經(jīng)非常接近發(fā)現(xiàn)植物繁殖和組織的秘密，那是能夠想像的最簡單的事。這里的氣候提供了最好的觀察條件。 主要的問題是，萌芽藏在哪兒——我很確信我找到了答案；其他的問題我已經(jīng)看到了總體的解答，只有幾個小問題需要更精確地思考。原型植物（Urpflanze, Primal Plant）將是世界上最奇特的生命，自然女神（Nature） 都會為此嫉妒我。有這個模型和了解它的密鑰，就永遠都有可能發(fā)明植物，知道它們的存在是有邏輯的；也就是說，如果它們不是真的存在，它們可能擁有一種內在的必然和真實，而不是虛幻想像的陰暗幻影。同樣的原則也適用于所有生命有機體。（Goethe, 2000, 697）

歌德的“變形學”和“原型植物”觀念一直有比較多的爭議，近20年人們又對其重新重視研究，把它們引入我們對當前困境的探討中，尋找新的啟發(fā)（Goethe, 1837, 2000 & 2009; Holdrege, 2013; Korona, 2002; Larson, 1967; Tantillo, 1998 & 2002;  Zumbusch, 2017）。

洪堡的盛世，遺忘與復興

魏茨的亞歷山大·馮·洪堡肖像∣ Friedrich Georg Weitsch’s Portrait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丘奇畫的弗吉尼亞天然拱橋，史密森學院2020 “洪堡與美國” 大展海報用圖∣ Frederic Edwin Church’s The Natural Bridge, Virginia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是最偉大的一個自然史思想家，在18世紀他被視為最有名的人物。他出生于普魯士的一個貴族家庭，哥哥是影響了現(xiàn)代語言學和哲學的劃時代語言學家，也是普魯士的教育部長。他和哥哥都是歌德的好朋友。早年他在歐洲做地質勘探，并在歐亞旅行。他曾經(jīng)到過西伯利亞中國和俄羅斯的邊界，在邊界他和一個中國人有過交流，這是一個很偶然的事。 1799-1804年他在美洲大陸旅行，他在美洲探險中形成的思想鼓舞了西蒙·玻利瓦爾投入到拉美獨立解放運動中，可以說他是拉美國家擺脫殖民統(tǒng)治的思想啟蒙者。馬爾克斯的小說《迷宮中的將軍》（The General in His Labyrinth）就寫了受洪堡影響的玻利瓦爾，在革命后希望建立獨立、聯(lián)合的拉美國家理想破滅的故事。洪堡也影響了美國總統(tǒng)杰弗遜，使他在自然環(huán)境、資源保護，農(nóng)業(yè)發(fā)展方面形成明確的認識。 但是杰弗遜也利用洪堡對墨西哥和古巴的了解，制定了對墨西哥和古巴的控制政策，并且未能實現(xiàn)洪堡廢奴的期望。洪堡支持法國革命，反對普魯士帝國的保守政府，因而多年生活在巴黎。

赤道植物地理圖示∣Géographie des plantes équinoxiales: tableau physique des Andes et pays voisins dressé d'après des observations et des mesures prises sur les lieux depuis le 10e degré de latitude boréale... / par Alexandre de Humboldt et Aimé Bonpland; esquissé et rédigé par Humboldt, dessiné par Sch?nberger et Turpin.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6566g/f1.item 

植物地理學，獻給歌德的扉頁∣ Nivelación de las quinas en g [ene]r[a ]l y de la de Loxa en particular (1804) por Francisco José de Caldas. Tomado de: Nieto Olarte, Mauricio. La obra cartográfica de Francisco José de Caldas. Bogota: Uniandes-ACCEFYN-ACH-ICANH, 2006.

https://www.uni-potsdam.de/verlagsarchivweb/html/9889/html/3-gomezgutierrez.html

洪堡的學說和著作非常豐富：1）地球板塊說：美洲和非洲本是聯(lián)系的。2）生物地理學的開創(chuàng)性學說：生態(tài)和地質是相互聯(lián)系的。3）人類活動會造成氣候變化——洪堡是最早提出氣候危機概念的人。4）生態(tài)自然和殖民、全球化經(jīng)濟是矛盾的。全球化帶來的經(jīng)濟作物種植，會剝奪拉丁美洲地區(qū)的生態(tài)、經(jīng)濟、政治獨立。5）廢奴不僅是道德上，也是生態(tài)、經(jīng)濟與政治生活健康所需要的。6）宇宙意識（Kosmos）：萬物的和諧與相互聯(lián)系。

洪堡也深刻影響了梭羅、愛倫坡和惠特曼。洪堡晚年的宇宙（Kosmos）思想對愛倫坡和惠特曼尤其重要。愛倫坡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我發(fā)現(xiàn)了》（Eureka）和惠特曼的詩《宇宙》（Komos）都是向洪堡致敬的。

《宇宙》

惠特曼

宇宙包含不同并且是自然，

它是大地幅員廣闊，大地的粗曠和性欲，也是大地偉大的慈善和平衡，

它沒有從窗口望出去眼里一無所見，或者大腦里裝著聽眾和信使一無所圖，

它包含信徒和不信者，他是最崇高的愛人，

它恰如其分地持有他或者她現(xiàn)實主義、靈性思想和美或者智慧三位一體的比例，

它認為身體發(fā)現(xiàn)它所有的器官和部分都是美好的，

它，通過大地以及他和她身體的理論理解了與所有其他理論的精妙比喻，

一個城市，一首詩，還有這些國家宏大政治學的理論；

它不僅相信我們的地球和它的太陽與月亮，也相信其他星球和它們的太陽和月亮，

它，構造了他自己或她自己的房子，不是為了一天而是為了永久，看到種族、時代、日子和世代，

過去，未來，居于此，就像空間，不可分離地共存。

洪堡不光對植物做科學和生態(tài)的觀察，他也把美學體驗融合到里面。他曾經(jīng)說過，植物的形態(tài)會讓他想到它們的外表會帶給人的情感。在生機勃勃的自然中（南美的自然），這些高貴的植物就像是如畫風景融合的一個整體生態(tài)形貌。

魯根達斯：巴西原始森林∣ Johann Moritz Rugendas, Forèt Vierge Près Manqueritipa 1827-1835 https://library.artstor.org/asset/SS34829_34829_21938721 

近四五年來洪堡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最近史密森學院推出了 “洪堡與美國大展” 。策展人指出是洪堡塑造了美國人的自然觀和文化。五月份，拉圖爾新出了一本書，做了一個新展覽： “至關重要的地帶：降落到大地的科學與政治” （Critical Zon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Landing on Earth），這是對他以前的 “蓋亞說” 的繼承和發(fā)展。其中他借用了洪堡的植物地理學呈現(xiàn)方式，認為洪堡是多樣性、不連續(xù)、身體力行地感受自然。這與他反對現(xiàn)代科學的單一性、概括性符合。但是他所借用的洪堡和洪堡自身的思想有差異。洪堡強調萬物和諧，強調人的情感的參與；而拉圖爾還是擺脫不了地理學、制圖學和上帝視角。比如他認為洪堡描繪的赤道植物地圖這種立面視角，能夠啟發(fā)當代人把非生物和生物聯(lián)系起來，是一個新的啟發(fā)（Latour, 2020）。但是他沒有注意洪堡并不僅僅看地球的立面和剖面，他也看地球上水平延展的萬物的聯(lián)系。

陪同洪堡在南美旅行，為他做繪畫記錄的畫家約翰·莫里茲·魯根達斯，被洪堡稱為以繪畫藝術呈現(xiàn)自然形態(tài)之父。阿根廷作家，塞薩·埃拉（Aira, C., & Andrews）的小說《一個風景畫家生平中的一段奇歷》寫的就是這位畫家在阿根廷的奇遇。書中提到了洪堡的 “自然形態(tài)” ：

“自然形態(tài)” 是藝術的地理學、對世界的美學理解、風景的科學 （physiognomy of nature, La Physique du monde, artistic geography, an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 science of landscape）。 “風景形態(tài)” （physiognomy of the landscape）是風景或者自然的特征，各種自然元素的形態(tài)能煥發(fā)觀察者的感性，傳達不是孤立而是可以被直覺把握的相互聯(lián)系中的萬物：氣候、歷史、習俗、經(jīng)濟、種族、動植物、降雨、風……理解感受的關鍵是“自然生長”……洪堡式的博物學家不是植物學家（林奈意義上的，抽象和分離的科學），而是對所有生命形式中運作的生長過程敏感的風景藝術家……風景、地理、水平和垂直網(wǎng)格都是人為的痕跡；本地的向導不會帶著先驗觀念對現(xiàn)實發(fā)生響應（Air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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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物-利對象的知識世界與地方“體識”

本尼迪克特·R.O.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第十章談到人口統(tǒng)計、地圖、博物館是殖民帝國擴張和重構世界的三個有機組成；一種普遍知識，強加給多樣化而流動的認知世界，構造了基于殖民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Anderson, 2016）?，F(xiàn)代地圖和制圖學是最顯著的運用數(shù)學、地理學知識，使得人占據(jù)上帝視角認識世界，替代上帝劃分世界的體現(xiàn)。它塑造現(xiàn)代國家的邊界，是地緣政治的源頭。這種從 “科學方法” 出發(fā)，基于 “科學方法” 的知識與世界治理，近年不斷受到批評和挑戰(zhàn)。德國量子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伯說： “我們觀察到的自然不是自然自身，而是自然通過我們的方法顯示的自然?？茖W方法并不只是工程資本主義經(jīng)濟政治力量的霸權，也是文化的霸權?！?0世紀初法國數(shù)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亨利·龐加萊認為，人的尺度感是世界上事物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超驗的上帝視角。人只能從世界內部獲得尺度，作為其中的一部分（Cowles, 2020）。一些學者，特別是人類學家，在具體的實地研究中發(fā)現(xiàn)，對比現(xiàn)代科學視野中不同的地圖，前現(xiàn)代人的地圖往往更精確反映了人與大地上的事物，以及各種事物相互之間的關系。

1769年，大航海家?guī)炜舜L（James Cook, 1728-1779）第一次南下太平洋航海考察（1768－1771年），在大溪地（Tahiti）他們遇到了圖普拉（Tupura）。根據(jù)美國歷史學家亨利·布魯克·亞當斯（Henry Brook Adams，1838-1919）的 《阿瑞泰美回憶錄》（The Memoirs of Arii Taimai）記載（現(xiàn)存最早的關于大溪地的文字記錄），圖普拉是大溪地法阿（Fa'a'a）的大酋長，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大祭司（marae, Aharui）。1769年4月13日庫克船長的奮進號到達大溪地后，圖普拉和庫克船長、博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建立了友誼。他幫助歐洲與與當?shù)厝藴贤?，并隨同他們探險。班克斯爵士給他起了個外號：“斯巴達立法者呂枯耳戈斯”（Lycurgus of Sparta）（Salmond, 2018）。庫克船長《第一次太平洋航海日記，1768-1771》中有一些關于圖普拉的記錄，但是這些記錄沒有體現(xiàn)圖普拉的心靈，也對圖普拉為他們的探險所做的貢獻避而不提。通過現(xiàn)存的幾幅圖普拉留下來的畫，可以看到一個“土著”酋長和祭司出色的藝術和知識。

庫克船長和圖普拉共同繪制的南太平洋社會群島（the Society Islands）1769

圖普拉畫的大溪地的長屋、獨木舟和樹木。左邊的兩只獨木舟是戰(zhàn)船，每個戰(zhàn)船船首和船尾都裝飾有木制的“ tiki”雕塑（神或祖先的木雕）。手持長矛的戰(zhàn)士站在兩艘船尾升起的平臺上準備戰(zhàn)斗。右邊的雙帆獨木舟是航船，1769。

左邊畫著一個跳舞的女子。她穿著tamau，辮子做頭飾；肩膀下有黑羽毛，白裙子。右邊是大溪地正式葬禮中主哀悼者的禮服。每一個神圣飾品都有象征意義。穿戴起來以后能鼓舞諸神幫助死者進入Arioi的樂園Rohutu-no’ano’a

圖普拉畫的新西蘭毛利人和班克斯爵士交換小龍蝦。

圖普拉畫了四個社會群島上的祭司樂師（Arioi），兩個人吹鼻笛，兩個人打鼓。班克斯爵士在日記中寫道（1769年6月12日）：“這個樂隊周圍匯聚了很多人……鼓手唱歌伴隨他們的音樂；他們唱了許多贊美我們的歌；這些紳士像古時的荷馬一樣，一定既是詩人也是音樂家?！?/p>

在殖民統(tǒng)治確立的地區(qū)，地圖將文明、人種、城市、鄉(xiāng)村、政治、經(jīng)濟、地理、動植物等綜合到一起。知識變?yōu)槿玫墓ぞ撸⑶沂菄栏裰刃蚧?。下面兩幅是秘魯和墨西?8-19世紀的綜合地圖。

何塞·伊格納西奧·德·萊坎達和路易·提保，秘魯王國的自然，民俗和地理歷史表∣ José Ignacio de Lequanda and Louis Thiébaut: Quadro de Historia Natural, Civil y Geográfica del Reyno del Perú 1799. https://www.mncn.csic.es/es/Comunicaci%C3%B3n/el-quadro-de-historia-natural-civil-y-geografica-del-reyno-del-peru-se-expone-por

安東尼奧·加西亞·古巴斯，墨西哥合眾國風景和歷史地圖集∣Antonio García Cubas, Atlas pintoresco é histórico de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1885. https://www.loc.gov/resource/g4410m.gct00137/?st=gallery 

傳奇的蘇格蘭植物獵人傅禮士（George Forrest, 1873-1932）受雇于英國和美國的植物園和研究機構，在云南搜集植物。他的聯(lián)系網(wǎng)絡代表了以植物傳播為線索的科研、休閑、林農(nóng)、花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全球網(wǎng)絡。他收集的植物送到英國的丘園、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各個研究機構和私人苗圃與收藏家，也送到美國哈佛的林園。為了大量搜集植物，傅禮士和當?shù)厝酥g發(fā)展了一種合作關系。傅禮士培訓當?shù)厝巳绾伪鎰e、搜集、制作標本，貼標簽，做國際運輸這一整套的知識。他雇用納西族助手，他的助手再去雇傭管理當?shù)氐娜恕．敻刀Y士不在云南的時候，他的植物獵取事業(yè)也不會停止。傅禮士也從當?shù)厝四抢铽@取植物、地理、文化各個方面的知識，但是他們之間這種知識和文化的交流，被雇傭關系和金錢酬勞遮蔽。傅禮士沒有給和他一起合作的當?shù)厝?，比如他忠誠的合作伙伴趙成章應有的認可。美國人類學家埃里克·穆爾克（Erik Mueggler）從西方敘述傳統(tǒng)的背面來重新認識被西方植物獵人遮蔽的地方知識，賦予地方知識和當?shù)睾献髡邞械恼J可。比如穆爾克談到趙成章為傅禮士所繪的地圖，對在云南實地搜尋植物的人來說，它結合了身體經(jīng)驗和記憶；不是僅僅依賴視覺、抽象和概括，而是調用身心記憶和感知，是另外一種可感的精確。又比如有些植物是趙成章發(fā)現(xiàn)的，但都記在傅禮士名下，最近植物學界把一種趙成章發(fā)現(xiàn)的植物用他的名字命名（McLean, B., & Royal Botanic Garden, 2004; Mueggler, 2005, 2011, & nd.; Harber, 2020）。

以趙成章命名的新品種：Berberis Zhaoi

趙成章繪制的地圖

傅禮士和趙成章

傅禮士雇傭的植物獵人團隊帶著裝滿吸水紙和標本的壓實的捆

麗江流域傅禮士露營地大石頭下壓著植物標本

趙成章

趙成章和他的納西族植物獵人同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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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xiàn)代中國植物分類

回顧了近代西方從自然史到自然科學、分類學、殖民與全球化的歷史過程之后，我們跨越回去，看看中古到近現(xiàn)代時期中國的植物學分類傳統(tǒng)。最早留存的一本是《漢書藝文志》中收錄的《爾雅》。《爾雅》是字典，列入儒家十二經(jīng)中。其中字詞分類中有條類專門解釋植物名稱。之后，西晉時出現(xiàn)了張華（232-300年）的《博物志》。張華的《博物志》有一定代表性，和啟蒙時代以前歐洲的植物志類似，真實的、想象的、傳說的內容都可以容納。北宋時蘇頌編纂了《本草圖經(jīng)》（1061年）。這部《本草圖經(jīng)》很有特點。文獻和人的知識與記憶會隨朝代替換而丟失、中斷、混亂。蘇頌在當時整理宋代以前的植物草藥著作，發(fā)現(xiàn)其中有很多問題。他逐個梳理考證過去的記錄加以核實矯正，并派人搜錄草藥信息。他特別注重草藥采摘的環(huán)境和過程，諸如地理、時間、氣候，以及采藥人、商人、醫(yī)生各自的敘述，與文獻記載和醫(yī)案比較核實。在梳理辨別的同時，他也參考和包容不同敘述以供參考。在當時條件下，可以說蘇頌的《本草圖經(jīng)》扎實而科學。

蘇頌《本草圖經(jīng)》(北宋) 1061年

然而五方物產(chǎn)，風氣異宜，名類既多，贗偽難別，以蛇床當蘼蕪，以薺苨亂人參，古人猶且患之，況今醫(yī)師所用，皆出于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則裒集眾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fā)明，其荄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舊說相戾，併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注，以足成文意，注又不足，乃更旁引經(jīng)、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蘇頌，1061）

與蘇頌同時期，司馬光受貶回到洛陽，開始撰寫《資治通鑒》。他在洛陽建了個園子，叫“獨樂園”。園中有草藥圃和花圃，每種植物只種兩本，主要是為了觀察辨別。

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關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qū)，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日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若玉塊，圍三丈，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日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颶，前后多植美竹，為消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棋局，徑一丈，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于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日采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種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于園中筑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軒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司馬光《獨樂園記》）

司馬光《獨樂園圖》卷，（明）仇英繪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太醫(yī)劉文泰奉敕編繪了《本草品匯精要》，這是明代唯一的官修本草。全書共42卷，載藥1821種，分十部（玉石、草、木、人、獸、禽、蟲魚、果、米谷、菜）。這部本草中包含了制作草藥方法之類的有用信息，也有不少荒誕不經(jīng)的分類和內容，如下圖所示與人的身體有關的內容。

萬歷三十五年（1607），徐光啟回上海丁憂守制。在這期間他開辟農(nóng)莊，進行農(nóng)作物引種和耕作試驗，并撰寫了《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等。萬歷四十一年（1613）徐光啟告病去職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各種農(nóng)業(yè)實驗，先后撰寫了《宜墾令》、《農(nóng)書草稿》（北耕錄）等書，為《農(nóng)政全書》的編寫打下了基礎。天啟三年（1624），他編撰了《農(nóng)政全書》，該書遺稿經(jīng)陳子龍修訂，成編60卷，于崇禎十二年（1639年）刊行。這是現(xiàn)代以前極為重要的一本書。徐光啟的農(nóng)業(yè)與種植嘗試和知識整理，與他參與耶穌會事務不可分割。

中國最早在西方受科學訓練的植物學家胡先骕（他創(chuàng)建了廬山植物園）曾在1935年說：“中國歷史上的植物研究，只有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出本草之范圍，入純粹科學之域?！眳瞧錇F是河南固始縣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1847），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登第狀元，是清代河南省唯一的狀元。他曾歷任禮部尚書、兵部右侍郎、湖廣總督、云貴總督、福建巡撫、山西巡撫等職。吳其濬在河南固始建了東野花園?！吨参锩麑崍D考》在吳死后由山西太原府陸應榖校刊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該書是吳長期對植物實地考察和大量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編繪而成。全書共三十八卷，共收載植物1714種，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十二類。插圖1805幅，大部分源于寫生。每種植物附圖繪并敘述出處、產(chǎn)地、形態(tài)、顏色及其藥用性能。德國學者布雷施奈德所著《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對這本書評價很高。后來很多中國植物分類采用的中文名稱亦源自于此書。這本書也影響了《日本植物圖鑒》、《中國藥用植物志》等著作。這部前所未有、第一部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植物學著作，如何憑空而出？它是不是作者和西方植物學知識有所接觸后的成果？目前這還是一個謎。

(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

簡要而不完全地回顧中國前現(xiàn)代植物著作，會注意到實證知識并不是隨歷史推進而進步。實用科學和人文在宋代具備理性而多有發(fā)明；聯(lián)系蘇頌的《本草圖經(jīng)》和劉文泰《本草品匯精要》，會注意到宋明之間，似乎知識和科學方法延續(xù)出現(xiàn)了斷裂。明末耶穌會傳教士來華之前，明代的知識封閉和荒誕令人乍舌。

（未完待續(xù)……）

關于作者：周琰是策展人、譯者、文學藝術批評寫作者，多倫多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博物館學、文化遺產(chǎn)、當代藝術與社會、信息網(wǎng)絡。

【本文最初系MOKIK課堂的兩次講座（2020年6月27日、7月18日），由CP整理、Amber劉琥珀編輯；講座后受《澎湃新聞·思想市場》之邀，由作者重新調整并增加內容，于2020年8月25日-9月3日之間修訂完成?！?/strong>

責任編輯：伍勤

校對：張艷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澎湃新聞，未經(jīng)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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